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生活中既然存在机遇,那也必然会有挑战,没有谁能一帆风顺,所以当新困境降临时需要我们巧妙地应对。
应对,首先需要我们积极面对问题,不论困境还是危机,正视它,面对它,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其次才是利用最优策略克服难题。
“应”便是面对问题的过程。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可见有些灾厄就算是圣贤也难以避免,但圣贤之所以为圣,是因为他们抱有积极的态度正视苦难,若孔子确信仁政难以推行便消极避世,那么句句箴言的《论语》又如何启示后人。可见接受困厄的.豁达态度,给予我们克服它的机会,再高明的对策也建立在面对问题之上。
“对”便是通过行动真正采取有效措施的过程。有了“应”,只是接受了存在问题这一事实,而“对”则能切实的解决问题。于个人而言,宫崎俊先生承受幼年丧母之痛,而《龙猫》这部寄予了温情与陪伴的影片便是他对人生逆境的一次回击,他用实际行动创作一部部经典,是对童年所缺失的爱的一次弥补,同时也将温情与美好带给观影者。于国而言,‘行动’更显重要,2020全面小康计划,通过走访贫困户、深入研究、借鉴国际经验,脱贫攻坚依靠的是切实可靠的方针,并且有条不紊的加以实施,在取得了今日的脱贫的显著成效。
面对新情况,新困难,为求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应”与“对”则不能分离,且缺一不可。只接受问题而不施展对策,一切都无济于事,而回避问题本身,对策不过是空谈,毫无针对性可言。
在疫情严峻之际,“应”与“对”的合二为一才取得了抗疫的最佳效果。群体免疫和避之不谈,这类消极面对问题的态度的后果是毁灭性的,而同时未在第一时间采取封城措施,疫情便会迅速蔓延形成燎原之势。可见只有迅速的正视问题,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才能从病魔的手中救下数以万计的生命。
结合应与对各自的智慧才是最优策略,带给我们的是面对面对“新情况”时充足的底气与自信。
布鲁姆为了形象地描述诗歌的影响和焦虑的内在联系,他借用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的“家庭罗曼史”模式。强者诗人之“自我”的形成是一个无意识的,不可逆转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面,前驱诗人的形象无时无刻不存在于后来诗人的自我之中。而这两者的关系就好像弗洛伊德“家庭罗曼史”之父子相争关系。而这样的结果就是后来诗人心理上形成了对影响焦虑的情结。因为诗歌的技巧和模式早已在千百年前就被前人挖掘殆尽,后来诗人想要崭露头角,就得在原来的基础上创新。然后,一般情况下,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创新的诗歌看似是新的,而事实上却是一些后来的诗人把前人次要的,不明显的特点在“自我”的身上强化,从而造成了一定的错觉,似乎我们看到的就是某些诗人创新的诗歌。布鲁姆在这本书当中也认为这样的一些诗歌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而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模仿而已,也因此而论述前人诗歌对后来诗歌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势必会造成一定的焦虑。
在《影响的焦虑》这本书当中,布鲁姆出于对“影响”的焦虑,他有意识地使用很多象征性的深奥的意象,下了功夫从东西方文化故纸堆当中去寻找并使用一些晦涩的术语。并且,他在书中还提到这样一种说法,他说:“我提出的影响的焦虑一说,并非想要进行一场弗洛伊德式的父子相争,尽管本书中一两处酣畅了一些。”其实,从这本书的言语当中,我们读者也可以从中看得出,布鲁姆主张对弗洛伊德做莎士比亚式解读,因为从弗洛伊德“家庭罗曼史”父子相争当中,就可以看得出,并且在书当中,作者自己也阐释道“我主张对弗洛伊德莎士比亚式解读,而不是对莎士比亚或者是其他人弗洛伊德式解读。这便是布鲁姆的对诗歌的”误读“诗论。并且,在书中,作者还将这样的”误读“诗论称为是“实用的辩证诗学”。
在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让人记忆深刻,但是也感觉很生涩难懂。布鲁姆有这样的一个结论,他认为每一首诗歌都是对一首亲本诗的误释。一首诗不是对焦虑的克服而是那焦虑本身。诗人的误释或诗尤甚至是批评家的误释或者批评,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别并不是类别之差。
此外,在这本书当中,作者还联系一些实际的文学诗歌对其进行了自己独具一番风格的理解。总而言之,对于诗歌的一些观点在这本书当中很是特别。布鲁姆将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一些专业的术语融合在一起,深层次地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读完这本书,恕我浅薄,很多地方的确还需要反反复复斟酌。或许是理论性太强,又加上自己对于诗歌的了解欠缺,所以,读这本书真的很费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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