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耕方式使人们有一种自然的家族式聚集倾向,那么儒家思想中对于家族伦理道德的强化也使得家族成为中国最牢固的基层组织。要让这种基层组织稳固下去,提倡家族团结就是一种必然。
“对待其他人的好意,也务必有亲疏之分,有如血缘关系之远近。所以认为个人或凭私利观行事,或对旁人一视同仁,可能对现代读者富有吸引力,但在古代中国却不和世纪,首先在法律上即会产生纠纷。迄至20世纪,中国仍缺乏对个人做人权保障的能力,遑论在基督诞生之前。事实上整个君主时代中国始终维持着一部大体不变的刑法,这套刑法也按社会组织,亦即家人亲疏之分责成个人安分守己,至于各人尚有何种权力,也只能由这社会体制而定”。
不同于西方。在西方,公民的自由权推广始于两个世纪之前的封建主与城市特权阶级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公民权利从特权阶级推广至全民。但在中国,在历史上从未产生过城中绅商与官僚的冲突,“中国的官僚从未失去城市的掌握。事实上中国官吏在城墙之内,权利最盛”。所以,中国人的亲疏远近十分的明显,无论是多少思想的渗入,都不能超脱家族组织。所以中国人,准确说汉族人不像其他国家和少数民族,有明确的宗教信仰或是图腾信仰。在中国,家族延续是唯一的信仰。在这种信仰之上,形成了其他的各类圈子,组成了这种小圈子内异常坚固,小圈子外格外松散的家族秩序。
1、家族组织与社会秩序
中国的农耕方式是自给自足,小自耕农使人们有一种自然的家族式聚集倾向,不需要与外界有太多的联系,虽然分散,但农耕方式让人们安定下来,减少了流动,也使得统治变得容易起来,各地的官僚可以随意调任,中国看起来就是一个大的“农村集团”,使得这种基层组织稳固的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统一的国家,而是儒家思想中对于家族伦理道德的强化。
所以,中国人的亲疏远近十分明显,无论是多少思想的深入,都不能超脱家族的组织,这也是那些入侵的非汉族在来到华夏大地后,不约而同地大部分采用汉人的官僚制度、文字等的原因。
2、地理与政治因素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正如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类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生存的问题。在物质不丰富的情况下,为了生存,才有了分工合作,慢慢形成了国家。
按照作者所言,纤细黄土示意耕种,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所以中国社会形成了小块耕地的操作。这在一定意义上稳定了农民,统治阶级便于向他们收税。这些税收,养活了整个官僚阶级,并且促进了当时的科技进步。但这样分散的小个体在面临自然灾害等困境的时候常束手无措,这就需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比如面对经常泛滥成灾的黄河,中央能够调度全国资源,来帮助灾民恢复生活或者是建造大型的水利设施;中国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的抢夺也需要国防上的集权。
好久没有看历史书了,收到一慕寄过来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人物多,事件多,一概而过,读得迷迷糊糊,好吃力。在作者的大历史视野里,知道朝代更迭发展,繁荣兴衰。
从中国大环境与中央集权制度大概括知道中国大历史。
作者首先从地理大环境开始探索中国历史文化源头,中国历史受地理条件的因果关系极深。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温润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这些因素将中原地区紧紧相连,在这些因素下,诞生游牧民族侵犯边界与秦始皇大一统权威,产生农村组织与儒家思想的崇高情感关系。
中央集权体制贯穿中国历史。秦始皇不待社会多元化,先已构成中央集权体制。汉武帝奠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运作的理论和方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意识形态的立场。
唐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日渐削弱,李世民的典章制度,武则天的革命,暴露了靠专制君主而弥补地方组织不足的悲剧。宋代藩镇割据,游牧民族挑战,赵匡胤使之构成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中央集权措施施行得轻快又彻底。明清中央集权高度集中,发展达到顶峰,朝廷的主动权由君主转向百官臣僚。朝代循环与长期停滞,新旧体制不衔接中国两千多年帝制弊端显露。辛亥革命推翻推翻清朝统治,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君主制度。
君主时代的一贯方针,一脉相承,施政缺乏纵深,重意识形态而轻技术,缺乏应变能力。
最近看完了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从小就喜欢历史。我印象中自己真正看完的第一本书就是《上下五千年》。那套书一共厚厚的三册,是写给小学生看到的,多是一个个的小故事。从那时起,我就喜欢上了历史。上学时开学发的新书,历史本从都是第一时间拿回家先翻完了的。但是,断然不敢说自己懂中国的历史,事实上我真正开始对中国历史开始有点自己的理解,那都是上大学之后的事了。即便是现在,对于中国的历史,我也只是翻过一两本书,看过些别人讲述的历史故事,而把历史当做一门学问,好好研究一下,就当这本《中国大历史》是个开头吧。
这本书很早就听过,这次翻看,没我想象的晦涩,但是有些内容确实值得多次研读。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作者从多个角度,论证了是什么力量或者什么原因造就了今天的中国?
所谓“大历史”的观点就是以归纳综合的方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压缩,形成一个新的前后贯通的纲领,从而研究历史的整体发展。简而言之,就是以宏观尺度为标准,衡量历史的发展。《中国大历史》,在宏观视角描述了传统社会不容于产生现代经济体制这一问题,其中一系列的过程,值得深思。
三皇五帝,向为传说。禹夏之迹,尚有存疑,有商一代,甲骨为文。周室分封,立于宗法。春秋思盛,战国兼并。秦汉大统,始定为一。历史影响之深远,在于它痕迹的纵深。以宏观的千年尺度之上看,地缘因素赋予华夏文化的影响是历史性的,在华夏文明发展史上,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华夏文明之发育,大体于黄河、长江等流域,故亦称“大河文明”。
文化无疑是会受到地域影响的,以黄河流域为例,这一流域可算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是人类的宜居地带,可是历史上关于黄河泛滥,改道,决堤的记载多如牛毛,无论是出于对保护人身安全还是财产的需要,这个环境上的压力迫使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出现。再者,地理环境的影响使得农业成为最适宜的选择,传统的农业社会得以发展。而所有的统治都是建立在这个社会的基础之上。
正如自序篇中概括的一样,以“中国大历史”命名本书,作者旨在将宏观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
(一)由于负笈海外,授课对象是非本族的异国子民,作者曾怀疑讲述历史知识的意义及实用价值,辗转反思之后,最终决定广泛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在与西欧史及美国史有了幅度与层次上比较的基础上再加以研究。
(二)对既成事实、不可逆转的史实,更多专注于考虑其积极意义及前后连贯的出处,而不以个人之恩怨爱憎当作历史转折点。
(三)不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而是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促成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文字摘自自序篇,稍作整理)~
鄙人在阅读“安禄山的反叛”、“王安石的变法”、“数字管理还没成熟”、“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等篇章时,对作者的宏观综合分析法逐渐熟悉并认可,对其通过讲说分析不同阶段、不同朝代有关“政府抽税”的历史演变,论证“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的观点慢慢领会逐步接受。或许这些观点在历史课本中有所提及、野史小说中早有影射,不敢确说是作者首创或独创,但确是鄙人第一次跳出政治形态、道德意识去读史,改作因循本书倡导的“大历史”似的叙述、点评去理解一段历史,体会经济体制、技术条件等其他因素对于历史、社会、国家(朝代)演进的重要意义,以及它们是如何作用于当时、广泛影响于后世的。
自序篇中,作者还曾自问对美国学子讲解中国历史的意义,史实讲解(以韩非、李斯、始皇等为例),“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作一中外比较(以女皇为例),“尚有何实用之处”?于是阅读过程中,鄙人亦自追问,现阶段捧册读史的目的意义何在,究竟如何读史方能进益的问题也萦绕不去~
过去的历史虽不可能重新来过,却可以通过尚存的元素、历代史家的评说解读、滚滚后浪推前浪的深深积淀,启发后世之人。今人置身于自然天地之间、历史长河之流,辨识,理解,思考,终可体味渺小与伟大、积极与消极、扎根与流浪、坚持与放弃的奥妙,蕴藏在“殊途同归”与“过程无可比拟”两种价值理念背后的追求差别。尔后懂得漫漫长路上下求索间,把眼界放得更宽敞,把胸怀放得更宽大,放下身段,汲取精华剔除糟粕,积极当下,勇敢尝试大胆创新,用今天去绘就明天的光彩。
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 不以道德论史,不以考据为文,纵横捭阖梳理千年历史,三言两语点破王朝利弊,尺度拿捏之处尢见黄仁宇独到的史家眼光。
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物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进路,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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