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法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第一部作品《气球上的五星期》一连投了15家出版社,均不被赏识,第16次投稿才被接受。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最初投稿,也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发表,以致他不得不去干苦力。后来他的《北方故事》才由一家有眼力的《西洋月刊》看中,一举成名。丹麦著名童话家安徒生处女作问世,有人知道他是一个鞋匠的儿子,即攻击他的作品“别字连篇”、“不懂文法”、“不懂修辞”。但他毫不气馁,笔耕不辍,终于成名。英国诗人拜伦19岁时写作的《闲散的时光》出版后,即有人把他骂得“狗血淋头”,说他“把感情抒发在一片死气沉沉的沼泽上”。然而拜伦并未退却,而是以更为优秀的诗作来回敬那个诽谤者。
1878年冬天,一个衰弱不堪、嘴唇冻得发青的乞丐在街上拦住了匆匆经过的屠格涅夫。乞丐伸出一只通红的、肿胀的、肮脏的手,向作家乞讨。作家掏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但什么都没找到。他窘极了,便紧紧地握住乞丐颤抖的手:“别见怪,兄弟,我身上一无所有。”乞丐也“紧紧地握了握”作家的手。“哪里的话,兄弟,”乞丐口齿不清地慢慢说道,“就这也该谢谢您啦。这也是周济啊,老弟。”
1814年的一个夜晚,一个酷爱音乐的年轻人走过维也纳街头。因为家境贫穷,买不起钢琴,他只好每天到一所小学去练钢琴。他喜欢作曲,可是有时拮据得连作曲的纸都没钱买。
此刻,他正在回家的路上为生计犯愁,忽然看见一家旧货店旁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手中拿着一本书和一件旧衣在叫卖。年轻人认出这个小孩曾在他教学的唱诗班当过歌童,他顿时鼻子发酸,巨大的同情心驱使他不由自主地在单薄的衣衫里摸出了仅有的一点古尔盾,买下了那本旧书。青年人边走边看那本书,竟发现其中有大诗人歌德的诗作《野玫瑰》。他一遍又一遍地朗诵,整个身心被诗的意境溶化了,一段清新而亲切的旋律从灵魂深处飘了出来。这个青年就是被人称为歌曲之王的舒伯特,他写的这首《野玫瑰》名曲成为世界音乐宝库中的瑰宝,其手稿价值连城。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这,首名曲的诞生源自他的一颗善良之心呢?
在一切道德品质中,善良的本性在世界上是最需要的,因为它能唤起人道生活的苏醒。
如果说人生是一本书的话,那么写这本书的是两支笔。
一支笔写成长,一支笔写衰老。成长不是为了衰老,但成长必然走向衰老。成长的时候不要怕,长成的时候不要悔。
一支笔写奋进,一支笔写后退。大街、车站、机场,看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群,谁能说清,哪一个是在前进,哪一个是在后退?有的后退是为了前进,有的前进却导致了后退。
一支笔写快乐,一支笔写烦恼。如果说人生是一辆载重的车,那么快乐和烦恼就是支撑它的两个车轮。有沉重,才会有轻松;有痛苦,才会有欢乐。我们期盼快乐,但不害怕烦恼。屈服于烦恼会更烦恼,战胜烦恼才能孕育新的快乐。
一支笔写成功,一支笔写失败。没有人不希望成功,因为成功是对自己辛劳的最好报答,是对自己能力的最好证明。但我们的许多智慧,却往往来源于失败。这正如英国作家迈尔斯所言:“了解了什么行不通,才发现了什么行得通。”
一支笔写他人,一支笔写自己。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离开他人而独立生存。所以,在人生的这本书上,应该写自己的梦幻,自己的奋斗,自己的辉煌;也应该写他人的价值,他人的慷慨,他人的奉献。因为越是抬高自己,自己就越孤立。
一支笔写未来,一支笔写过去。每个人都有未来,也只能寄希望于未来。因为无论过去多么成功,多么灿烂,都无法留住和挽回。所以,不管你过去写下的是亨通和腾达,还是辛酸和眼泪,现在都需要拿起另一支笔,描绘美好的蓝图,展望未来的壮丽。
有一个国王,要一位大臣用一句话来概括世界六千年的发展史。这位大臣说:“他们出生了,受了苦,又死了。”也许,这就是人生的最好解释。有人说活着说是要“受苦”,也有人说活着就是要“享乐”。但无论为了“受苦”,还是为了“享乐”,既然来到了这个世上,就得奋斗一回,拼搏一回,闪亮一回。既是为了他人,也是为了自己。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多年来许多人都认为,儒家学派的一大特点是保守、守旧,以上古为黄金岁月,只重视“先王之道”而不关注事物的变化,而孔子则是一个方正迂腐的学究。其实,“信而好古”的孔子是用自己对道德的理解,结合白己对时代的期望,对经典作了新的阐释的。他既将“如山”的仁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也发出了那句令千古智者为之共鸣的“逝者如斯”的感唱;他不但极其诗意地阐释了“变”,而且身体力行,收授弟子,用实际行动改造灵魂。如果他畏惧“变化”,不相信事物有更新的可能,他就不会成为一位灵魂工程师,不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职业教师。他作为中国哲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变化”如同万物生长,是一种无声而自然的过程,他心目中理想的发展,不是斩断传统的脉络,而是以传统为根基,如山中树木,生长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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