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晓萍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句话倒是惯常听到的,再熟悉不过了,拜高考所赐,又知道了原来还有“有话则短,无话则长”的说法。初听,甚是蹊跷,有话才能长,无话自然短,怎么反是有话须短,无话却长了呢?今年江苏高考的作文题目也够绕口的,话说难道是位钟情哲学的老师出的题目么?哈哈,纯属逗乐!笑过之后,我仔细琢磨这题目,忽有所悟,“有话则短,无话则长”,看似逻辑混乱,实则是听着新鲜,嚼着有理的一句话啊!
不论其他,暂且说说会议的那些事儿吧!倘若你已入职,一定会有为会议抓狂的时刻。
我时常纳闷,真的有那么多会议要开吗?每个单位,大事小事儿,总是有点事的,所以,开会不可避免,这点我是赞同的。但是,真的需要那么多的会才能落实上级的精神才能安排妥单位的工作吗?这一点,我持保留态度。据我观察,有的会基本无事,有的会可以压缩。开会的若干时间,真正有效的,实际少得可怜。
倘若领导肯做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我们做下属的是要拍掌欢呼的。因为有“无话则短”的铺垫,所以,“有话则长”的时刻,我们自当维护遵守恪尽本分。如此,领导群众互尊互谅,彼此工作生活两不误。更重要的,长此以往,我们便知道开会是真正有事,于是,记得竖起耳朵听清楚,事后也能及时把工作做到位。反之,有较多的泡沫会议掺杂其间,让人心生厌腻,虚度光阴,互相损耗的同时,是有极大可能误了会议中本来重要的事的——太多的.会议是会催生参会者的惰性和随意性的。这真是一本再明白不过的账目,聪明如领导,
我想,只要肯稍微理一理,肯稍微放一放的人,都是可以做到的。
其实,最难做的应该还是“有话则短,无话则长”吧!那么长的会,都在做什么呢?我也曾注意观察过。一场会议,参与者众多。遇到重大活动,那就更是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台。倘若发言者均有事,也是应该的。只是,似乎是会前沟通不够,发言会有很多交叉现象,重复的发言在漫长的等待中确实是很让人腻味的,但在发言者看来,他们也许是在重复以引起大家的重视。这是双方的视角不一,所以有不同的感受吗?适当的重复是可以的,但泛滥成灾的重复,除了让人心生不悦,似乎并不能促使人把工作做得更好。我以为,尽管“有话”,但别人已经说了,那就不必重复,这就是“有话则短”了。这样的“有话则短”,我们做下属的也是喜欢的。一个领导的魅力,不会因为他的话多而增色,亦不会因为他的话少而失色,我想,倘若总是在恰当的时候说恰到好处的话,这样的领导一定是万众瞩目大放异彩的!
如果说“有话则短”是一种智慧,那么,“无话则长”则是一种勇气和担当。一个问题,众人三缄其口不发一言,或是出于谨慎,或是出于其他,这个“无话”的时刻,是需要一些响亮的声音打破沉寂的。倘若,一团沉默,从上到下,问题还是问题,不免让人失望。一个让人心生敬意的领导不在于他的威严,有的时候,只是某一个瞬间,他可以在沉默的时刻发出自己的声音,正直的,真诚的,这样的“声音”再长,我们也是欢喜的。这姑且看做“无话则长”吧!
其实,话长话短,并不矛盾,长则长,短则短,总要根据需要来定。只要符合精简高效的原则,长,或是短,都是让人心悦诚服的事儿。开会如此,其他的事儿何尝不是?话长话短中,是高效的行事方式,是智者的适当沉默,是勇者的敢于担当!
中国古代戏曲中“水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水词”便是废话,《西厢记》中“开言有语叫张生”,“开言有语”便是水词,没了水词,音韵不谐,听着也就不美。汪曾祺曾经提出将水词编写整理成册,以供研究。
中国人的骨子里蕴藏着一种不紧不慢的智慧。从舜至成汤以来,强大的民族赋予了华夏子孙细细思考的能力,濡养出如同老者一样耐心的智慧。
从前啊,女孩子会小心翼翼地聚拢起花瓣,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将其磨成细腻香甜的胭脂;母亲手中的青红翠绿金丝黑线细细缠绕,打出梅花结或是菱形络子;工匠们会为桃木的窗户、衣边的滚子设计上百种图案,只为保证一宅人、物的美。
对美的执着乃至苛刻的追求,使以往的中国人从不缺乏耐心的智慧。中华的文化亦是一脉相承,不似意大利,他们从罗马的废墟上建设了自己的家园,而语言文化却与罗马毫无关联,所以当他们自称为“罗马人”时,拉封丹的驴子笑了。
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当下的人们对那些细致且耐心的景象视而不见。木心先生在酒馆看见伙计往黄酒中加糖,便感叹江南不在。旧时黄酒是不加糖的,如今的人们已无耐心去细细品味酒中的苦涩和香甜了。若是有一天,我们只得称那些一笔一画勾勒出百子图和年画的人为“他们”时,又有何证据来告诉世人我们是华夏子孙?
西塞罗说:“我喜欢青年人有老人的智慧,正如老人有青年人的智慧。”
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华夏的大地上洋溢着蓬勃的朝气。而值此发展腾飞之际,我不禁要善意地提醒:中国,咱们慢慢来。
时下中国,百年来的自卑、自尊、憧憬与焦灼使人们迫不及待地去迎接那似乎必将到来的一派歌舞升平。我们似乎渐渐失去耐心,失去沉稳,只因一些同胞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记忆。轮船、高铁、飞机,科技的进步使天涯比邻,经济的签约日益频繁,而谁又能保证,那些“合同”比孔子木车上的典籍更使人信赖?
我们是否还有耐心,冷静地对待发展,放缓“席不暇暖”的脚步,盘点古典文化,重拾耐心的智慧?如果不能,来年祭扫时,牌位上就会出现一个和蔼的老人,笑问:“你是谁?你从哪儿来?”
中国,咱们慢慢来。
大跃进时期,朱东润老先生作为复旦中文系主任,自然被推上讲台作“多快好省”宣言。可是老先生却牙根紧咬,面色难看。简直要上刑场似的,支吾了半天才说出话来:“我原计划五年完成的三本书,现计划三年完成!”话音刚落,台下便是一片哄笑之声。“太慢了!”可是老先生的倔劲却上来了,说什么都不肯再让步:“不行!不能再少了!最少三年!”
这若是被日码万字的当代作家看见了,怕也是要笑掉大牙的。何必这么“倔”?何必跟“效率”较劲?简直是一根筋!
的确,对于讲求效率的智慧的当代人来说,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知变通,乃至于冥顽不灵了。三年,岂止是三本,著作等身怕也不是问题。只要愿意“坐家”,轻敲键盘,日码万字也能轻松搞定。只是,如此随缘、如此写作,其成果怕也如稀释过的咖啡,醇香不再,喝起来恰如变了质的白开水。
同样“冥顽不灵”的,还有历史学家江衍振老先生。他曾一度名声鹊起,然而他的出名,却不是因为有多少的“智慧”,而是因为“笨”。十多年的时间,老先生统共写了三本书,加起来不过七十余万字,平均到每天不过百余字。然而,为了搜集史料,老先生访遍了各地图书馆、书库,翻阅了两千多万字的史料,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如此辛苦如此笨,甚至弄得几天几夜不眠不休,最终才有了那么一点老笨结晶。然而,这样的著作,定心读来,方知是“字字含血”啊!
二老的作为,认认真真地昭示:真正的智慧,往往始于“倔”、成于“笨”,在于甘坐冷板凳,倔傲地向浮躁叫板,坚定地从“笨”处着手。古人吟诗“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方才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震撼。然而,这种精神离今天的我们实在太远了。在速度与效率所带来的紧张与刺激中,精品之作也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不敢说今天市场上的作品全部流于平庸,但在市场利润的引诱下,可以肯定的是,有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作品,早已随浮华而去!“流水落花春去也”,这流失了的春华,恰恰是我们最可珍惜的“智慧”。
什么时候,我们的作家能够再一次手拍胸膛,咬牙切齿:“不行,最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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