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这是《教育新理念》一书总序开头的第一句话,可见作者将教育的未来很大程度的放在了教师的身上,而从整个社会看,这也不仅仅是作者或编者的个人看法。在很多人看来,教师是教育理论的直接实施者;是传递知识技能的中间人,更是与学生面对面的教育者。一位教师的教育理念影响到的不只是自己的教育方法,还有学生的学习习惯。正因为教师对于教育的影响如此直接和有效,所以人们才会将教师放在教育阵地的前沿,很多的家长才会对教师提出更多的要求。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学校因为一位或几位有才能的教师而名声大噪,想必和这一想法是分不开的。
身为当今的教师,怀抱着许多家长的期望,肩负着振兴教育的重任,我们需要用高度职业化的规范和成熟的理论来武装自己,做有方向有目标的教育者而不是单纯“唯书”的教书匠。面对全新的教材和学生,我们要有相应的调整。
我们传统的教育一直以教材为本组织教育教学,一切从教材出发,习题、考试都离不开课本中的内容。而课程改革以来,变动最大的就有我们的教材。课本中鲜艳的图片和生动的语言多了起来,乏味俗套的问题少了许多。教材的编写不光是给学生以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情感、道德以及价值观的渗透和学习方法的掌握。这些新理念的实施离不开我们教师。
1、研读教材
现在的教材依据学生的情感知识需要进行编写,贴近了学生的心灵,但学生毕竟是学生,他们有许多的问题和困惑,在独自阅读课本时也有难以逾越的困难。作为新时期的教师,不能因为要放手让学生自主,就将这些难题和问题忽略,相反,它们正是我们在研读教材时需要密切注意和着力最重的地方。一个教师,能否在拿到教材后发现这些难点,是熟悉和掌握教材的基础。当然,我们对这些问题的重视根本的目标不是让学生解决问题,而是要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掌握学习的方法。
同时,新教材中人文化的东西逐渐增多,一篇看似简单的课文背后,可能蕴涵的情感、态度极为丰富,想让学生能感悟这些情感,那么教师首先就需要具备从字里行间体悟情感、价值的能力。这也是现在教师所要有的研读教材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2、组织教学
如同工程师的建设图纸,医生的医治计划一样,在深入研读教材后,走进课堂前,
每一位教师都会在心里对一堂课给出自己的设计。书中提到了一位中学教师,他在对美国科学教育代表团的代表开课时做了充分的准备,教学过程中,教学目的明确,重点突出,教学方法灵活。而学生也非常积极地回答问题,师生互动,气氛热烈……真可谓是天衣无缝。这样的一节课在我们大部分的教师心中绝对是一节无可挑剔的好课,但对于美国代表来说却是一节充满了问号的怪课:学生的问题去了什么地方?学生既然会回答所有的问题,那还要上课做什么?
传统的教学中,我们都将教学设计建立在帮助学生记忆知识技能和解决难题上,如果一堂课下来,所有的学生都能学会知识、记忆知识,都能没有问题了,那么这堂课也就成功了。所以我们的教育发生了一种怪现象,当一位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圈问一年级的小朋友时,他们能回答出22种不同的答案;而用同样的问题去问大学生时,他们却不知如何作答,最后才在老师的点名下说出了一个答案。难道大学生还不如小朋友吗?不是,关键在于,经过长时间的学校学习和训练,我们的学生已经习惯了标准答案,习惯了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了。书中,作者把这种教育叫做:去问题教育。学生的问题意识淡薄,没有问题也就没有了创造,创造力也因此受到了限制。
作为教师,我们需要明确一堂课以后学生得到些什么。教学环节的设计不仅仅是为了最终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参与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主地进行发现、思考、合作,让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能使学生产生更多的对未知知识的探求***。
3、 走出教材
课程改革以来,提倡走出教材、走出课堂的呼声越来越高。教材作为教学的依据,其地位仍然是不可动摇的。但现在的社会,知识更新速度惊人,信息量巨大,不用说是教材,就是权威的科学用书也有道不尽的地方。我们的学生最终还是要进入到社会中的,对于信息的掌握自然是越多越新越好。现在很多的教师都将目光放到了教材以外,课堂信息量大了起来,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在跳出教材上需要有一个度,如果喧宾夺主、不分主次,那么就算信息再多,也只能是学生脑中的“过眼云烟”,不能生成连贯的知识体系,更不能激起学生的探求***。这就要求教师把握好尺度,要让丰富的信息充实教材而不是割裂和主导教材。
阅读本书的另一个好处,是能够解决很多长久困扰我们的谜团。比方说为什么今天的我们买东西要说买“东西”,而不是买“南北”?再比方说当年我们读《卖炭翁》,为什么“牛困人饥日已高”,偏偏不进门吃饭,而是在“市南门外泥中歇”?还比方说李白《静夜思》的床,究竟是胡床还是唐代以后的卧床?
也只有了解到唐代长安城格局,我们才会发现《舌尖上的中国3》中所说,回坊最早建立于唐代的说法有多么不可信。
书中以小见大,把彼时的许多细节拆开来讲,让我们认识到历史车轮不断向前之下,那些被忽略的知识,甚至改变的常识。也只有重新梳理对尘封往事的认知,才有机会更好的理解过去,理解隋唐,理解大唐气息下的点点滴滴。
书中引用了王梵志等人的诗作,借故事来反推当时人的想法。比方说新嫁娘3日之后调试羹汤要先让小姑子尝尝,别让婆婆不开心,比方说买药去哪里,如何配,如何利用宗教迷信麻醉并靠神佛保佑等等。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历史局限之下,普通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许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身边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事物,但这些事物大多数会被那些善于发现的人所察觉。
如今,现代科技快速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但也就是因为这些,导致我们的生活一方面在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也就是我们生存的环境也在急剧的恶化,人们为了富裕的生活,再加上科技的发展,竟不惜代价,破坏我们唯一的'家园。还有许多人根本没有良心的在给地球“捅刀子”。制造出白色污染,对地球进行有意伤害。
就在我们同学的身边,就有人在使用这些可恶的污染。修正带、修改液、修正贴的污染,现在几乎可以算入白色污染中的重要部分。这些涂改液等物品非常受同学们的青睐,有很多的学生,为了让自己的书本上变得干净、整洁,因此,就在文具市场上买了这些能够修改字迹的奇妙用品。我们却从来都没有想过、考虑过,这小小的文具其实带给我们人体,以及地球都是有严重的危害。
我想一支修改物品,在文具市场上大概卖4-5元钱,但是,我们无法去计算那些厂家给我们的批发量。就拿修正液来说吧,文具店醒目地摆放着各种香味袭人、形状各异的多款修正液,它们都带有明显的刺激性气味,而且未见铅、钡、镉等有害物质的说明。只有几款不带刺激气味的修正液,在产品说明上写着“绝不含三氯乙烷、甲苯、乙酸乙酯等有机溶剂及pvc有毒物质”,但是,这些不带刺激性的修正液的价格要比其它品牌的修正液高出一到两倍。因由于价格较高,这种修正液只有成年人或意识到这个东西有危害的人,购买较多;学生们则多数选择价钱较低、印有卡通人物包装和有五彩颜色的其它品牌修正液。真正无害的涂改液应该是无味的。不少学生有啃、咬文具的习惯,这些用品一般与人身、皮肤直接接触,有害物质容易进入学生体内。涂改液一般含有二氯甲烷、三氯乙烷和对二甲苯,这些物质挥发出来的气体对人会有不良影响。
有些同学不喜欢用修正液,都是用修正贴或修正带。但他们不知道,其实这两样文具所制造的材料以及塑料浓度的成份,挥发出来的气体对人会有不良影响,对我们身边的环境也是一样,有大大的危害。
据我了解,涂改液是一种化学合成物,所含的苯和甲苯,长期使用会对肝脏、肾脏等造成危害,甚至导致学生们患上白血病。另外涂改液含有二氯乙烷、三氯乙烷、四氯乙烷等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对眼睛有很明显的刺激作用,经常使用会造成流眼泪、眼睛发红,个别的还会造成恶心、呕吐、浑身不舒服。有关专家提醒,在使用涂改液时,务必要有自我保护意识,比如不让涂改液与人体接触,不要让儿童接触涂改液,要把涂改液局限在一个恰当的使用范围修正液的主要成分及危害。
用修正液来修改作业的确方便,但是长期使用会对人体造成潜在的危害。而且,久而久之会养成同学们做作业不用心,马马虎虎了事,对修正液养成一种依赖性。为了同学们今后的成长,我在这,想呼吁广大的学生们:“放下手中的修正液,还我们一本干净的作业吧!”
在探讨此问题之前,首先要交代一个背景,即当时官员的家庭结构问题。一般而言,当时官员的家庭构成往往不仅包括夫妻子女,而且还包括前来投靠的亲戚。学者陈弱水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试探唐代妇女与本家的关系》的论文。文中指出唐代妇女在丈夫死后回本家(即娘家)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我们知道,妇女回娘家住往往还要带着孩子,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个比较大的家庭,使娘家的父亲或兄弟在生活中需要负担的人口变的多起来,再加上当时似乎有个惯例,亲戚投奔拿俸禄的官员,或者说拿俸禄的官员养活前来投靠的亲戚(甚至朋友)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于是家庭成员增多了,家庭规模变大了,家庭负担也就随之变得重了起来。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贞元元和间的名臣阳城与兄弟住在一起,又“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甥)年四十余,痴不能如人,常与弟负之以游”,则阳城不仅养活了自己的弟弟,还养活着妹妹及妹妹的儿子。
又如殿中侍御史李虚中“昆弟六人,先君(指李虚中)而殁者四人。其一人尝为郑之荥泽尉,信道士长生不死之说,既去官,绝不营人事。故四门之寡妻孤孩,与荥泽之妻子衣食百须,皆由君(指李虚中)出”。李虚中没办法,为了养家,只好去“佐河南水陆运使。换两使,经七年不去,所以为供给教养者”。这是说以一人俸禄养五家人口,可知负担之重。从中还可知,若担任像水陆运使这类财政官员的属官,收入比较可观。第三个例子是亲王长史李仁钧。他在汴州当官时对朋友很好,后来到了洛阳,“则又不忍其(指旧时朋友)三族之寒饥,聚而馆之,疏远毕至”。这就不仅是养家实际还包括抚养朋友的子女及亲戚,以致弄得“禄不足以养”,迫使自己的儿子李础不得不“从事于外”,以减轻父亲养家的困难。类似的例子真是多到不胜枚举。因此这样一种亲戚朋友投靠有俸禄者,以及有俸禄者有义务养活他们的习俗或惯例,影响了当时许多人的生活水平,韩愈就是其中之一。
就总的生活水平而言韩愈应该属于不太富裕的阶层。特别是元和八年(813年)他四十六岁之前,除短时期外,生活一直比较艰辛。众所周知,韩愈三岁丧父,养于兄韩会处。差不多十二岁时兄死,由嫂子抚养成人,这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也正是由于家庭生活困难,为了养家,韩愈遂西上长安,所谓“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在贞元二年(786年)韩愈十九岁时,他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从这时直至二十九岁时入汴为董晋的观察推官止,十年间他中进士考宏词,四处求官不得,生活艰难,“终朝苦寒饥”。那么这一段他既然没有得到官,其生活来源又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只能作一点推测:估计就像他后来经常资助朋友和找上门来的士子们一样,他也只能靠投靠权贵来求得一些帮助。从三次《上宰相书》中我们可见那求人的诚恳和迫切。后人往往以此讥笑韩愈,其实从韩愈当时的生活境况及当时的社会风气看,这都是完全正常的。韩愈求人资助留下来的唯一实例是他求到了北平王马燧头上。韩愈后来追述说:“余初冠,应进士贡在京师,穷不自存,以故人(指韩愈兄韩弇)稚弟,拜北平王于马前。王问而怜之……轸其寒饥,赐食与衣。”唐代士子应进士举,在京师的生活总的说来比较艰难。他们长时间得不到官,没有俸禄,只好求人度日。
韩愈自贞元十二年(796年)为汴州董晋的观察推官,十五年(799年)为徐州张建封的节度推官,到十六年(800年)冬回京参选,这段日子过得比较舒服。前引所谓“于汴徐二州,仆皆为从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时,丰约百倍”,讲的就是这段生活。他在《此日足可惜赠张籍》诗中也说在徐州“箧中有馀衣,盎中有馀粮。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心情悠闲,远非求官时的燥急可比。这里我们还想指出一点,即在唐后期,同是地方官,做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官员如推官巡官之类,收入是比较丰厚的。卫中行的哥哥到岭南去炼黄金,“药贵不可得,以干容帅。帅且曰:若能从事于我,可一日具。许之”。只因为入了容管经略使的幕府,就有钱炼黄金了,可见幕府官员收入之丰。因此当时的许多著名处士,让他当县尉、参军他不干,却纷纷进入了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像洛阳名士石洪、温造,江淮“四夔”之一的卢东美等就都是如此。明白这一点很重要,由此可知唐后期士人纷纷投靠幕府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知道,幕府官员俸禄的高下,大约是由府主自己决定的。
韩愈自贞元十六年(800年)冬在京师待选,十八年(802年)为四门博士,十九年(803年)贬为连州阳山令,二十一年(顺宗永贞元年,805年)为江陵府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年)再拜国子博士,二年(807年)分司东都,直至元和七年(812年)三为国子博士,这一段时间的生活也不富裕。在待选期间,韩愈已经收留了侄子韩老成一家,加上乳母奴婢,“家累三十口”。所以虽然很快得到了四门博士一官,但养家实为困难。不得已,他又恢复了求人资助的行为,曾经给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写信,写下了“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的词句。在连州为阳山令是“酸寒何足道”;在江陵府为法曹参军时是“掾俸之酸寒”。分司东都,日子依然不好过。这不仅因为国子博士的俸禄不高,而且因为韩愈这时又收留了堂兄韩俞死后留给他的子女。因此他“不知孤遗多,举族仰薄宦。有时未朝餐,得米日已晏”,以致于在送贾岛归范阳时,竟无东西可赠,自嘲说“欲以金帛酬,举室常顑颔”。待到三为国子博士,生活仍不见好转,以至学生都嘲笑他是“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可见国子博士虽月有俸钱四十贯,但用它来应付一个大家庭的日常生活,是捉襟见肘的。
从元和八年(813年)韩愈为比部郎中后,直至晚年为兵部、吏部侍郎,虽中间曾被贬为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刺史,但其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比较大的提高。韩愈留下的诗文中,对这十年的生活再也没有提到过贫寒。究其原因,这十年韩愈除了有较丰厚的俸禄外,还能靠写碑铭获得许多额外收入。当时的流氓文人刘义曾“持(韩)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话虽有些无赖,所言恐怕也是事实。我们看韩愈留下的二通有关文字,即《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和《谢许受韩弘物状》,从中可知韩愈因写碑文,在前者那里得到“马一匹并鞍衔、白玉腰带一条”,在后者那里得到“绢五百匹”。当时物价,绢一匹“直钱八百”,则五百匹就是四十万即四百贯钱。“四百贯”钱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一斤盐仅卖四十文,一斗米五十文。四百贯钱可以买一万斤盐,八百石米。当时的成年男子一年所需口粮是七石二斗,则八百石米可供一百人吃一年。又,元和九年(814年)孟郊死,孟郊的朋友韩愈等人凑了一百贯为他营葬,“尚有馀资”,再加上郑余庆派人“所送二百七十千”,则“足以益业,为遗孀永久之赖”,即三百贯钱左右就可以使人过一辈子了。看来四百贯钱不是一个小数,而韩愈一次就得钱四百贯,由此可知韩愈的“润笔费”之多。当然,由于“争为碑志”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以致有“贫不可堪,何不求碑志见救”的说法,因此靠写碑志挣钱补贴家用似乎也无可厚非。元和十四、十五年(819、820年)韩愈在做潮州刺史和袁州刺史时,虽然心情不好,生活却并不坏。刺史的俸钱,据《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在元和十四年(819年),紧州为一百八十贯,中州为一百五十贯。潮州为下州,估计月俸应在一百贯上下。按说这已经不少了,但观察使仍“虑有阙乏,每月别给钱五十千,以送使钱充”。由此可知节度使观察使手中掌握的这一笔“送使钱”,可以自由支配,其中一项开支就是能够酌情给手下的属官加俸。这五十贯加上后,韩愈的俸钱就达一百五十贯左右,是国子博士俸钱的四倍。因此他在潮州时,可以“出己俸百千(即一百贯)以为举本,收其赢馀”用作州学学生的饮食费用。同样,在袁州刺史任上,韩愈也曾“以私钱十万”助修湘君夫人神庙。从这种出手之大方,亦可见韩愈生活水平的提高。
纵观韩愈从官近四十年的生活状况,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在贞元长庆年间,韩愈以及与他相似的阶层的官员,如果没有田产只靠俸禄生活,又如果负担着一个大家庭的生活的话,不论他是正七品下的法曹参军事、正七品上的四门博士,还是正五品上的国子博士,其生活水平都不很高,甚至是比较艰难的。差不多是同一阶层的官员如县丞崔斯立,是“秩卑俸薄食口众”;国子助教薛公达,是“禄又不足以活身”;县尉毕坰,“既卒,家无一钱”;太原府参军苗藩,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死时“遗资无十金,无田无宫以为归”。如此等等,生活都很艰辛。相反,如果是做了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从事(特别是盐铁使、水陆运使的佐官),或者升到朝官中郎中侍郎、地方官刺史一级,生活状况就比较好了。要是再有些额外收入如润笔钱之类,生活就会更好。当然,如果成了宰相功臣如裴度、马燧,或节度使观察使如韩弘、于頔,其生活就说得上是奢侈是豪富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又远在一般官员之上。明白唐代官员中不同阶层的不同生活水平,对于研究唐代社会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有关韩愈日常生活的探讨大致如上。通过研究,我们不仅大致知道了韩愈的生活状况,而且还了解了当时社会的一些情况,比如幕府官员生活水平较高、写碑铭挣钱之多、官员宴会的极盛、租房多而买房不易、出行对仕宦与礼制的冲击等。总之,本文不是全面研究和评价韩愈,只是想通过韩愈的日常生活来展现唐贞元长庆时期一个文人型官员的生活水平、生活内容、生活习俗。
当我们将当时其他文人型官员如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人的生活也都各各作出研究并且将他们互作比较的时候,一个时代的一个阶层或一种类型的人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就会凸现出来。这也许会为理解当时的人的发展变化、制度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的发展变化提供某些生活方面的原因和依据。这就是我们研究韩愈日常生活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 2022 xuexicn.net,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