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亚里士多德静立于已经被尊为“哲人”的老师柏拉图身旁,面对众人质疑的目光,平淡却坚定地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师”已经作为一种社会概念被人们更广泛地理解,其含义更像是“权威”,而我们作为民众,则类似是“弟子”的存在。由此看,亚里士多德无疑具有超前的眼光,他心中所执念所追求的并不仅仅局限于“师”的教义,而是不为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真理,这也就是当下人们所说的“科学精神”。
“弟子”敢于去质疑“师”的言论,这无疑是让人欣喜的。权威不可能永远保持自身的正确性,而权威犯下的错误经过大众的追捧则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这时便凸显出对权威表达质疑的价值所在。就像当年面对柏拉图都据理力争的亚里士多德在老年同样犯下了错误,也会有后起之秀站在比萨斜塔上,用明明白白的实验结果告诉所有人:两个铁球是同时落地的。
时代在发展,当下越来越多的民众与媒体敢于向权威表达质疑,而想要成为一名权威无疑也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够让人信服。相互监督,相互促进,处在这样良性竞争下的社会个体无疑能够提高个人素质,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由此可见,质疑确实是万分可贵的。莫言曾对向他提出质疑的媒体表示“向一名作家提出意见也是对作者本人的帮助”,的确如此。忠言逆耳,人们大都好大喜功,而权威的耳中听到“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都毫无疑问是问号,而生活的智慧,大概就在于逢事都问个为什么。”
事实的确如此:达尔文如果没有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对《圣经》中的“神创论”提出质疑,就不会有“人猿同祖论”的诞生;如果哥白尼不怀疑“地心说”,也不会有“日心说”的创立……
可是我们的许多青年人并不善于质疑,更不善于发现。他们相信书本上的内容是对的,凡是书本上的东西也是对的,凡是前人说的的,就是正确的。他们过于依赖于书,崇拜前人,不敢越雷尺一步。事实上,这些人不可能有创新。像这样的人多了,人类的文明就会停滞不前。
即使我们的质疑是错误的,不对的,那也并不是坏事。敢于质疑,就会充分表现出自己的缺点,从而改正。而那些敢疑不敢言的人也只有将疑问永藏心底。在这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要增长知识,就必须质疑,只有这样,我们的学习才有进步,才能打开科学的大门。
班里的人都排斥我,宿舍里的同学出卖我,曾经一起说笑的那些“好朋友”也疏远我。为什么?都是因为我这张嘴么?我也试过改,可是习惯已经形成,改,真的很难!况且我一天不骂人,周围的人又会拿这来讥讽我。我不甘心就这样被他们欺负,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拿起那些带刺的句子,只是为了拼起我那早已支离破碎的尊严。
决定以后要用平和的心和她说话。
自从狐狸骗到乌鸦嘴巴里的肉以后,经常故伎重演,接二连三地欺骗森林里的小动物,小动物们经过商议,决定再也不理睬狐狸了。
这下,狐狸可难受极了,它没有了朋友,变得孤苦伶仃的。一天,它饿着肚子,来到河边,看四周,天蓝蓝、云白白、水清清,大象伯伯正领着孩子们在草地上自由地玩耍。狐狸看了心里更酸了。望着碧澄澄的河水,看着水中鱼儿们正在嬉戏,心想:不如跳下去算了,做个自我了结。大象伯伯知道狐狸鬼点子多,高声喊道:“喂,坏东西,那儿水浅,淹不死你,你还是换个地方吧!”
狐狸听了,心像被针扎了似的`,呆呆地站在那儿流眼泪。
大象伯伯见狐狸有了悔改的意思,大声说:“喂,坏家伙,如果你知错就改,帮大家做好事,大家自然会原谅你的。”
狐狸听了,心里不禁一热,对呀,要想取得大家的谅解,就要多做好事。
于是,它回家在雪白的衬衫和裤子上写道:我不再做坏事了。然后出门挨家挨户地道歉去了。
它先来到山羊家,对山羊大叔说:“大叔,我以前偷过您的东西,真对不起,我现在给您赔不是来了。”说罢还流下了眼泪。山羊大叔觉得狐狸又出了什么鬼花招,“嘭”地一声关上了门。
狐狸又来到鸡大婶家,见鸡大婶正在院子里给它的小宝宝捉虫吃,便说:“大婶,让我来帮您捉虫子吧!”鸡大婶看见狐狸这个模样,吓了一跳,连忙催孩子们进屋,自已继续捉虫子,不理会它。
狐狸垂头丧气地走着,心想:怎样才能取得大伙的信任呢?不知不觉又来到河边,见大象伯伯还在河边,连忙跑了过去。大象伯伯见狐狸这副模样,奇怪地问:“你怎么打扮成这个样子?”狐狸说:“大伯,我听您的话,特地在衣服上写上‘我不再做坏事了’,一家一家地去赔理道歉,可就是没人相信我。”
大象伯伯说:“你既然诚心想改好,何必弄成这样?你踏踏实实地去帮大家做好事,大家自然会原谅你的。”
狐狸听了大象伯伯的话,把衣服脱了下来,狠狠地往地上一摔,说:“对,我要从现在开始,重新做人!”
我们说有成就的人有“学问”。既然是“学问”,那么就要既要“学”且“问”。而“问”又从何来呢?自然是从疑而来,只有多疑,善疑,质疑,才能获得渊博学识。
人们常常把知识比做海洋,海洋是无边际的,知识也是永无止境的。一个人,无论他有多大的学问,总会有无知的地方。正是基于这一点,世界才会有许多志士不耻下问,善于质疑,才能使社会越来越先进。如果没有对“特创论”的质疑,就不会有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的创立;如果没有对“地心说”的怀疑,便不会有哥白尼的“日心说”的创立。所以,只有质疑才能使我们的智慧之树开出艳丽的花,结出丰硕的果。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疑”是建立在丰富的知识和认真思考上的,绝对不是无端的猜疑或随便的怀疑。达尔文对“特创立”的怀疑,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在于他随“贝格号”帆船航行了五年,观察和采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考研和查阅了无数地质资料,才向根深地固的“特创论”发出强有力地挑战。可风任何有效的怀疑都依赖于对事实的仔细分析和理论的深入研究。
可我们有许多青年,他们不善于怀疑。他们迷信书本,崇拜前人,不敢有任何的怀疑,这样的人自然不会有什么创见。半个多世纪前,鲁迅先生就曾通过《狂人日记》倡导这一精神。对于学习,我们就应该要敢于质疑,不能一眛地迷信书本,教材。敢于质疑,善于质疑,这样才能学好。
丁肇中就曾经告诫过我们“应有格物致知”精神。“要增长知识,寻求真理,就必须多疑善疑,这才是打开知识大门的金钥匙。”
星期六的下午,吴小明和宁小金一起去王奶奶家门前的院子里踢足球。
忽然,宁小金用力太猛了,“啪”地一声,足球把王奶奶心爱的花瓶打碎了。
宁小金知道王奶奶不好惹,就对吴小明说:“吴小明,王奶奶可不好惹,足球就不要了,我们还是趁她不注意,快离开这儿吧。”吴小明说:“不行,我们可是三好学生,走,去向王奶奶认错。”宁小金没有办法,只好去认错。
到了王奶奶家,王奶奶说:“吴小明、宁小金,花瓶是不是你们打破的'?”宁小金说:“这是我不小心踢到的,花瓶多少钱?明天我把钱赔给你。”奶奶笑着说:“没事儿,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
后来,他们和王奶奶还成了忘年交呢!
“难道打井也从底层做起吗?”青蛙的一问使教授哑口无言。哲学教授以偏概全、思考片面,最终招来青蛙的质疑。青蛙敢于质疑权威的精神得到了动物们的肯定。
现实生活中,像哲学家这样的“权威”大有人在。有很多所谓的“大家”,他们行为高蹈,言辞高妙,仿佛天下老子第一,眼睛里全然没有别人;写点东西,雇人写评论,大加吹捧,风月无边;听到点批评的声音,大发雷霆,动辄打官司。这些大家其实是摆着“臭架子”,傲视他人,自以为是,可恨、可恶、可憎。在我看来他们连一只井底之蛙也不如。
面对如此繁多的假权威,我们怎么才能揭开他们的面具呢?
唯有质疑才可以撕开他们的伪善。美国国父华盛顿曾说:“怀疑论者是社会前进的力量”。没有了质疑,社会就会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像死水一般毫无生机。因此我们的社会需要质疑之声,需要一个声音打破这潭死水。
但我们往往缺乏青蛙般质疑权威的勇气,虽有自己的想法,却被强大的外部舆论所裹挟,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古希腊有句俗语:“我们总是习惯性地生活在别人设置的牢房里,牢门是开着的,我们却没有能够走出去。”只有不畏艰险,不得过且过,不唯上,不唯书,只唯真,我们才能寻得真理路上的小小珍珠。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吹响了质疑君权神授的号角;伽利略敢于质疑,“比萨斜塔实验”推翻了绵延千年的亚里斯多德理论;陈景润勇于对华罗庚《堆垒素数论》中的“塔内问题”提出质疑,将数学奥秘推向了另一个崭新的高度……孟子等人是“大家”,但在成为“大家”之前,他们无疑具有青蛙般的执着与大胆。
并不是哲学家们的话都是错的,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们的“失”往往表现在理论不能和实际相结合,搞出一些似是而非,有时甚至是很“雷人”的只言片语。想想赵括,自幼熟读兵法,但他带兵与秦国交战时,因缺乏实际经验遭到惨败,40万赵国军队被活埋;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学习苏联,坚持马克思的城市中心武装起义,结果导致秋收起义等一系列的失败;医生看病时一味遵循教条,不从实际出发,结果自然是耽误了病情。
所以,唯有从实际出发,虽然不必像青蛙一样坐到井里,但“接地气”必不可少,才能真正拥有质疑的“底气”,否则,质疑就会滑向狂妄与无知。“小人物”都是处在“接地气”的层面,只是别忘了“地气”就是你的“底气”!
就让我们以无畏于权威的勇气和实践中得到的真知灼见为指引,大胆的质疑吧,相信我们定能跳出制约思想的深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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