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圣诞节,我们的学校被装扮得五彩缤纷,校门口挂上了彩带、花环,还有一棵巨大的圣诞树闪烁着光芒。
圣诞节前夕,我们开展了许多活动,其中最精彩的就数“交换礼物”这项活动了。
礼物是我们在圣诞节最期盼的,于是Shally让我们带一些5元以内的小礼品,和同学们交换,同学们都十分兴奋,期盼着得到一份精美实用的礼物。
终于,在周五下午第三节课时,Shally宣布:“交换礼物活动现在开始!”顿时,全班沸腾了起来,每个人都抑制不住自己喜悦的心情,在和同伴讨论着自己可能得到的礼物。Shally先把写有每个人学号的字条弄乱,然后在一张张的发了下去,看自己拿到的是谁的学号,就抽到了谁的礼物。我拿到的字条上写着“31”是马思伊的礼物——一个可爱的小手机挂饰。我十分激动,因为这个礼物我很喜欢:它是一个小老虎,眯着眼睛,微笑着,还戴着一个小领结。明年正好是我的本命年——虎年,它可以让我开开心心,吉祥如意。最搞笑的是高轶斐,他抽到了“23”,是柯越宇的学号,柯越宇送的是一顶女式圣诞帽,还有辫子,高轶斐十分尴尬。但柯越宇还是亲手帮他戴了上去,全班同学哄堂大笑,Shally还把这搞笑的一刻在圣诞树前用照相机记录了下来。
今年的圣诞节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有快乐的,有惊喜的,有难忘的。
我们每天都有许多事情发生,它使我们遐想万千;使我们做梦。
梦是无拘无束的想到什么就作什么,也许是有感而发吧。今天我看《西游记》后晚上我就梦见我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了。
我在迷迷糊糊中看见一位“仙人”从天而降对我说:“你现在是《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了,你要用你自己的本事去做对人类有益的事,如果你办得好,我就将你身上的法力保留,不然你就将永远失去身上的法力。记住我的话好好去做,我走了。再见”说完就不见了,真是来无影去无踪。我就开使我的任务了,我走出家门,说了声“飞”就飘了起来。我来到了一个叫塔里木盆地的沙漠,只见黄沙漫天 遮天闭日,我就变了个葫芦把那儿的沙子吸走了,有来到月球上把沙子倒了,就这样来回几次才把那的沙子吸完,我又飞去森林里吸了一葫芦的树种撒在沙漠里,又去大海里吸了1000多吨水撒在那里。我想:“让种子自己生长太慢了。”就变了一个快速生长液洒在那里。居然一会就成了一片绿洲!我又去了......
“奇奇”一阵熟悉的叫声把我叫醒了,原来是一场梦。我幻想着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我又险入深思。
读完一本经典名著后,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收获,写一份读后感,记录收获与付出吧。那么你真的懂得怎么写读后感吗?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西方文化中的音乐简史》读后感范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你听或者不听,它在那里,你听过或者没听过,它也还在那里。 相较于下里巴人的通俗歌曲,仿佛西方音乐已经被摆上了上层社会的文化享受中,在中国更乏关于西方音乐流派的评述。
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来看,西方音乐流派正宗性源于宗教的纯正性,按照宗教的发展,将西方音乐从宗教音乐发展至实用音乐,即波普艺术。 西方中世纪可以说是古典音乐的突出时代,中世纪即西方的。封建时代,这一时代的音乐代表体现在清唱剧(巴洛克时期,最杰出的清唱剧大师当数英籍德国作曲家亨德尔。和康塔塔以及众赞歌),清唱剧类似于独唱,康塔塔近似于中国的大合唱,而众赞歌则是前两者的综合体,与近现代中国音乐发展的区别则是,表演对象的不同,西方中世纪音乐的表演对象是上帝神灵,类似于唱咏,音乐剧大多为僧侣,因此舞台设计比较简单,中国近代音乐则是有固定观众的关注,舞台设计考究,表演形式注重视觉效果。
古典音乐的发展,极具代表性的格列高利圣咏中最富特征的旋律不仅长久地保存在中世纪作曲家的创作中,而且还保存在后来许多世纪的作曲家的创作中。我们在巴赫、莫扎特等人的作品中可以听到这些旋律,如莫扎特的《朱庇特交响曲》、李斯特的《死之舞》,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第 5乐章 、圣61桑的附有管风琴和钢琴的《 C小调第三 交响曲》、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钢琴和管弦乐曲《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流传至今的诸多乐曲形式,如小步舞曲、军队进行曲,以及奏鸣曲第一乐章 等,都是由格列高利圣咏衍化而来的。 备受瞩目的音乐家舒伯特和贝多芬是古典音乐之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从宗教学中汲取养分,创作出更多的宗教音乐。而听众对于宗教音乐的把握比较明确,因此符合受众群的需要,而使西方音乐发展至顶峰。
其实远远早于公元270年,当罗马城刚刚奠基时,周围还是一片荒野,成群的狼四处游荡。在罗马人崇拜的众神中,畜牧神卢波库斯掌管着对牧羊人和羊群的保护。每年二月中,罗马人会举行盛大的典礼来庆祝牧神节。那时的日历与现在相比,要稍微晚一些,所以牧神节实际上是对即将来临的春天的庆祝。也有人说这个节日是庆祝法乌努斯神,它类似于古希腊人身羊足,头上有角的潘神,主管畜牧和农业。
牧神节的起源实在是过于久远了,连公元前一世纪的学者们都无法确认。但是这一节日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例如史料记载,安东尼就是在公元前44年的牧神节上将王冠授与凯撒的。
每年的二月十五日,修士们会聚集在罗马城中巴沦丁山上的一个洞穴旁,据说在这里,古罗马城的奠基者被一只母狼扶育长大。在节日的各项庆典中,有一项是年轻的贵族们,手持羊皮鞭,在街道上奔跑。年轻妇女们会聚集在街道两旁,祈望羊皮鞭抽打到她们头上。人们相信这样会使她们更容易生儿育女。在拉丁语中,羊皮鞭被叫做 februa,鞭打叫做 fabruatio,实际上都含有“纯洁”的意思。二月的单词(February就是由此而来。
随着罗马势力在欧洲的扩张,牧神节的习俗被带到了现在的'法国和英国等地。人们最乐此不疲的一项节日活动类似于摸彩。年轻女子们的名字被放置于盒子内,然后年轻男子上前抽取。抽中的一对男女成为情人,时间是一年或更长。
基督教的兴起使人们纪念众神的习俗逐渐淡漠。教士们不希望人们放弃节日的欢乐,于是将牧神节(Lupercalia改成瓦沦丁节,并移至02月14日。这样,关于瓦沦丁修士的传说和古老的节日就被自然地结合在一起。这一节日在中世纪的英国最为流行。未婚男女的名字被抽出后,他们会互相交换礼物,女子在这一年内成为男子的Valentine。在男子的衣袖上会绣上女子的名字,照顾和保护该女子于是成为该男子的神圣职责。
教皇在大约公元498年宣布2月14日是情人节。罗马人的这种婚配方式被基督教徒认为是不合法的。中世纪时,在英国和法国,通常认为2月14日是鸟交配的季节。因此就把此日增加了一个内容,那就是它应该是一个浪漫的日子。最早的情人节礼物是奥尔良的公爵,查理斯在伦敦塔狱中写给他妻子的诗。因为他在Agincourt战役中被俘虏了。现在这个写于1415年的祝福被收藏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夏克立和安娜培养了夏天和诺一,这两个孩子简直是美好人格的范本。可以从西式教育中借鉴什么,汲取什么力量?这就是《爸爸去哪儿3》给我们的重大命题。
夏克立教育出最没有公主病的小公主夏天。夏天说,爸爸告诉她,公主的意思是,要有礼貌、懂得分享以及帮助别人。
而安娜教育出最完美的小王子诺一。如果说其他孩子参加的是《爸爸去哪儿》,诺一参加的则是《宝宝去哪儿》。当被分到烂房子时,刘烨忙着吐槽,诺一则吭哧吭哧生火去了。刘烨躺在床上,诺一叮嘱他,这是分给你的牛奶和给你玩的橡皮泥。
夏天和诺一简直就是美好人格的两种范本。为什么我们身边,这样的孩子非常稀缺?
“中国很多小孩是单亲家庭吗?为什么很少看到他们的爸爸?”
中国爸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隐形爸爸——在小区游乐场、在公园、在学校家长会上,最常出现的,都是妈妈,爸爸成为一种稀缺的存在,以至于很多外国人来中国都会提出一个质疑:“中国很多小孩是单亲家庭吗?为什么很少看到他们的爸爸?”
《爸爸去哪儿3》的第一集就阐释了这个命题。一上来,4个中国爸爸都坦承平常陪孩子的时间不够。密室考验,中国爸爸多少都有点儿不知所措。
胡军跟康康有过一次很走心的谈话,胡军告诉康康,他并没有偏心姐姐,他也很爱康康,然后承诺:“以后爸爸争取多陪陪你,好不好?”康康:“嗯。”然后他掏出爸爸的手握紧。
康康表达的,不过是很多中国孩子的共同心声,希望得到爸爸更多的陪伴。
一项调查显示,七成以上的中国孩子认为爸爸陪伴他们的时间远远不够,平均每天不超过一小时。爸爸的时间成了孩子们的奢侈品。一个孩子说:爸爸,你现在陪我1天,将来我还你100天,好不好?另一个孩子说:爸爸除了忙就是在家接电话、看电视或者上网,偶尔逗我玩一下,他简直不像我的爸爸,倒像邻居家的叔叔嘛。
在中国,陪不陪孩子,从来就不是评判一个男人是否成功的标准
中国爸爸为什么不陪孩子呢?因为他们丝毫不认为自己有啥错。
一方面在中国,陪不陪孩子,从来就不是评判一个男人是否成功的标准,不仅不会成为一个男人的污点,反而是一大功绩——人家为了工作都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了,多“伟大”、多“崇高”啊。大禹治水的故事不是还广为传诵吗,三过家门而不入,听上去是敬业啊,大家争相模仿,这背后,有多少被稀释的父爱,又有多少有爱饥渴的子女?
另一方面,陪孩子的男人不仅不被赞赏,反而与窝囊、娘炮、没出息等负面词汇相关。按照直男癌的说法,一个男人要多low才会成天待在家里陪孩子啊,这不是娘们***'事吗?我陪孩子了,我老婆干吗?这不是抢她的活儿吗?
所以,成功人士不陪孩子,因为忙。丝也不陪孩子,因为不屑。
潜意识里,他们似乎觉得跟孩子若即若离,还显得挺酷。因为在大部分中国男人看来,为孩子赚钱,比亲自陪孩子,更成功、更高级、更有面子。
男人真的忙到一分钟都没有吗?忙是不在意一个人、一件事的借口,像早教专家小巫说的,没有任何一份工作能把人24小时都赔进去,只有重视与不重视。如果你把孩子当成最重要的会议,再忙都能抽出时间。
当爸爸必须做出价值选择——最重要的是时间上的选择
反观欧美,爸爸要陪小孩,这是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在欧美,抱孩子的、牵孩子的,往往是爸爸。看看明星街拍吧,中国男明星几乎没有拍到跟孩子在一起的,而贝克汉姆、布拉德·皮特、汤姆·克鲁斯这类全球顶级帅哥,常常是以标准奶爸的姿态出境。就连奥巴马,都会动不动提到自己的女儿,显得自己是个多好的爸爸,可见在西方,家庭在价值排序中占有多重要的位置。
夏克立就说,他花了很多时间陪夏天。当他决定要小孩的同时,就非常明白,宁愿牺牲工作上的成就,也要给孩子充分的爱。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之前,欧美社会跟我们现在一样。社会学家罗伯特·格雷沃在《美国父亲的责任》一书中提到,美国父亲也并不认为应该把精力放在孩子身上。那时候,父亲还是father——工作、赚钱、有事业、有责任,是一家之主。最近二三十年,父亲们则越发“贪恋”孩子与家庭生活,对照顾孩子与做家务津津乐道。
很多人说,林永健的教育方式简直就是童年阴影。而这就是中国式父亲的典型状态。
夏克立为什么是个好爸爸?从他五彩斑斓的指甲就能看出来。有几个中国爸爸愿意让孩子给自己涂指甲,并且得乱七八糟?
疏离才是威严,威严才是爱,这是中国式父爱的标准。所以中国爸爸在孩子面前,总是端着。
因为他们要扮演那个“正确”的爸爸。正确是什么?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是他提出命令,让孩子服从。更极端点的,像典狱长和囚犯。
康康非常大气懂事,可作为一个孩子,很多时候让人心疼。因为他哪怕在最亲的人面前,在胡军面前,他的状态也不松弛,特别隐忍。因为胡军也总是端着啊,林永健就更夸张了,所以当林大竣犯错,他训斥一番,头也不回就走掉。
去年冬天,我是随父母一起来到长治做生意的。辛劳的一天后,最幸福的事,就是晚上一边听着广播,一边干活。
平安夜那天,广播里播着晓红姐姐的“守望真情”节目,在节目中,主持人晓红,让我们回忆一下最难忘的圣诞节。我想了想,实在想不到哪个圣诞节会是我最难忘的!因为,我的父母是五六十年代的人,在他们的心里,是不过这些“洋”节的!我也从来不会期望,会在圣诞节的早上,收到假扮成圣诞老人的爸爸,在我的袜子里装上礼物!
那天,像往常一样,听完节目我们就睡下了!可是第二天早上,穿鞋子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鞋子里有一个苹果,(苹果的喻义是:平平安安!)是爸爸放进去的,他说,他到处找不到我的袜子,就只好放在鞋子里了!而妈妈,也用红布,包了一个红包给我,里面装着66元钱(6也代表着顺利的意思!)并且在红布包上,写了一句祝福语:“一生安康!”
看到这些,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是呀!平平安安,一生安康,是普天下所有父母的心愿!他们没有期望我们飞黄腾达,没有期望我们大福大贵,他们的期望,仅仅是我们一生平安,健康!
“一生安康”!仅此而已!
不管我们身份如何变化?地位如何改变?在他们的心里,我们的身份只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爱也总是用最简单,最朴素的方式表达!
今天,我把我的故事给大家分享!我想,这个圣诞节,将会影响到我的一生!也将一定是一个最难忘的圣诞节!
同时,我也衷心的祝福天下所有的父母,一生安康!
与“和合”观念相对应的思维方式则是综合思维、整体思维。季羡林先生解释,综合思维就是八个字:整体概念,普遍联系。 如中国 哲学 本体论的“道”、“气”“心”等范畴,美学上的“尽善尽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等,都只有综合思维才能把握。 在“天人合一”的观念及其“和合”的统一文化精神之下,儒、道两家各有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精神。
先从儒家文化精神方面来看。儒家文化所注重的是人伦关系上的“和合”,由此 发展 出它的基本文化精神。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伦理精神,即注重伦理关系,强调各安本份。 伦理即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彼此相处的道德准则。儒家文化是一种注重群体性、伦理性的文化,把一切 问题 都放到伦理关系中加以考虑,所以有人干脆说它就是“伦理文化”。儒家讲“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各有本份和相应的道德要求。
儒家伦理总的原则和前提是“仁”和“礼”。“仁”的本意是二人和合,推而广之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那么这个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爱人”。孔子说:“仁者爱人”。儒家所主张的是世俗的、此岸世界之爱,现实生活中人人彼此相爱,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能做到这样,就是真正的“和合”了。
“礼”是人们共同要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和伦理准则。儒家及统治者注重制礼,也就是要建立一定的社会规范,以维持社会秩序。这个秩序的基本原则是要使上下尊卑有序,各守本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是“礼治”。“礼治”所注重的是教化和自觉的服从,而不象“法治”那样偏重强制性的约束。儒家的本意,建立“礼”的目的是要达到“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这里的“为”不管是理解为“为了”还是“就是”,其意思都差不多,即目的在于“仁”,就是要彼此“爱人”。这个愿望不能说不好。 这一套伦理原则的建立,在思维方式上是推己及人,由近而远,如石投水面一圈圈扩展开去的波纹(费孝通的说法)。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种伦理性、群体性的文化,一方面是比较讲究秩序,重视人与人之间在安于本份的基础上和谐相处,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家庭和美(国即大家),比较有人情味,比较温馨。但另一方面是比较忽视和压抑个性,不利于个体人格的成长和发展,走向极端甚至容易造成“奴性人格”,不利于民主精神和法制精神的生长。
二是道德精神,即非常注重道德修养。
伦理与道德密切相关:伦理是从群体关系着眼,而道德则从个体行为着眼。要达到如上所述的伦理目标,主要依靠每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这是伦理文化的一个根本特性。
通常道德有三个层次:宗教道德、圣贤道德、世俗道德。儒家所倡导的是圣贤道德 —— 这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准宗教道德意义的道德要求。 任何道德修养都需要有内在动力,有理想目标。儒家的人生理想目标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人生追求,皆从“修身”开始。而“修身”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内圣外王”:内在修养要尽可能达到“圣贤”的精神境界,然后外在人生实践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如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以“圣贤”为目标而修身,可以有许多具体要求和尺度,比如忠孝仁义礼智信,安贫乐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还有“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等。
与此相适应,儒家及其统治者不断树立圣贤人物的典型楷模(如周公、孔孟、关羽、诸葛亮等),对圣贤人物生前死后加封荣誉称号,大力宣传,号召人们“见贤思齐”, 学习 仿效。当然“圣贤道德”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于是儒家便设想了一条可进可退之路,即孟子所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个人即使做不到建功立业关怀天下,也要求至少管好自己,修身养性,安守本份。这也许可以说是儒家对于人的道德修养的最低要求。
从道德修养的社会实践方面看,修身当然首先是每个人自觉主动的追求,心存高远,见贤思齐;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的引导规范,这是通过“教化”的方式来实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学 艺术 ,其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给人以伦理道德的“教化”。在这方面中国文化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和积累了有效的,并在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因而成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
三是追求建功立业、服务社会的人生进取精神。 在人生实践方面,儒家提倡“入世”和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倡导以圣贤为目标,追求建立不朽功业,大而言之有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具体而言,所谓“立德”,即建国立制,以德治国,这是王候官吏们所追求的;“立功”,是指以武功拯救危难,保天下平安,这是武士英雄们所追求的;“立言”,则是指著书立说,传播文明,这是文人学士们所追求的。以圣贤为目标,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奋斗的方向与坐标,其人生实践的过程,既是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同时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儒家文化历来是重视个体自我价值与社会进步发展的和谐统一的,这也同样体现出一种“和合”精神。
其次,关于道家文化精神。道家文化更为注重人与自然的“和合”,不仅主张以平等、平和的态度对待外部自然存在,与一切自然存在和谐共处,同时也主张将这种原则 应用 于社会人生,提倡一切顺其自然,由此发展出它的基本精神。 比如,在 政治 上,道家崇尚顺其自然的放任主义,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无为而治,这样就不容易激化矛盾,无为而无不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在伦理上,则是倡导自然主义:对个体生命而言,主张不加约束,顺乎人性天性自然发展;对人际关系而言,则主张各自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彼此相安无事,乃至老死不相往来,如此当然也就不会有多少冲突。在人生态度上,提倡绝圣弃智,大智若愚,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吃亏是福,难得糊涂,等等,总的来说就是取“遁世”态度,主张与世无争,回避社会矛盾,向后退让:退回自然,返朴归真,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退回自我及其内心情感,清净无为,陶情冶性,寻求自我内心的和谐宁静。这无疑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不过,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循着这种人生取向,往往走向“归隐”,这便与宗教境界也相差不远了。
中国的文学艺术,归于儒,是“文以载道”,致力于“教化”;归于道,则是自我陶情冶性,追求审美,如山水田园艺术。所以有人说,是道家文化精神养育了中国的山水田园艺术。林语堂甚至认为,中国的文艺()部分代替了宗教,给人以精神、情感的慰藉。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此外,关于中国的神秘文化。前面讲到西方文化的宗教精神,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哲学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根本特征是设立一个超现实世界的彼岸天国世界,将真知、真理、幸福赋于彼岸世界:一方面此生为善,以求进入天国获得幸福;另一方面彼岸的上帝无处不在看着你,使你有所畏惧不敢为恶。 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儒教是准宗教:人生理想是在此世此岸成为圣贤,而不是出世成佛或进入天国;道家寻求回归自然清静无为的生存状态,发展到道教才追求修炼成仙,才具有了宗教的意义,可看成是中国的土著宗教,但与西方、印度的宗教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本身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宗教精神,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 现代 学者庄泽宣认为,中国民族因为重视现世人生,所以肯定现实生活,看重自己的力量及其价值判断,为人处世专赖内心的善恶,所以道德特别发达;而西方人多借助外力,价值判断亦在另一世界的上帝,所以重视宗教。中国人认为人性本善,故主张修养内心,发展这种善端;西方人认为人性本恶,故须求助上帝洗涤罪恶。中国人注目在善的观念,所以认现世为快乐,应该尽情享受;西方人着眼在罪的观念,所以认现世为痛苦,必须皈依宗教,才能超升天国。所以从中国学术方面看,中国只有伦 理学 而没有神学;从 历史 方面观察,中国几千年来并没有一种思想雄伟、组织完善的宗教出现。儒家教化,注重现实人生,儒教是 教育 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其后虽有道教出现亦只有一种法术而不能称为宗教。
中国虽然宗教不发达,却有一股很大的神秘文化的力量,主要存在于民间文化形态之中。它源于初民对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比如先秦 时代 即有阴阳学、谶讳之学。庄泽宣认为,中国民族的迷信心理,实源于天命思想:中国拥有伟大的自然,巳使人民产生崇拜自然的心理,更加灾荒频仍,愈使人民发生恐怖自然的心理。儒家对于鬼神,虽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很遵从天命;道家对于天,虽不认为神,然以天道为自然及人生归宿,也相信天命;墨子以为天为人生的主宰,对于天命,更为信仰;……再加佛家因果报应之说,宋儒性命之理,于是天命思想乃牢不可破,把人间的吉凶都用天命来解释,更把现世人间的关系来推论天上或地下的情形,于是便天上有人性化的神仙,地下也有人性化的鬼怪,这种思想更因阴阳五行之说,获得了 理论 上的说明,由于方士僧尼者流的倡导,乃深入民间意识。
综观中国文化的宗教不发达而神秘文化(迷信)发达,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历来封建王权以及正统伦理文化势力强大,形成极大的制约力量,使宗教权威建立不起来,而神秘文化则能像野草般向民间蔓延;二是原始宗教观念在民间文化层次上的局限,使其上升不到形而上的哲学层次,即难以形成真正的宗教信仰,而只能以形而下的神秘文化形态(如巫术迷信)存在;三是巫术迷信之类神秘文化形态恰好适应农耕社会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普通老百姓(如祥林嫂)的心理需求,因而具有极大的生命力。时至今日,在中华文化圈中,神秘文化也仍有不小的 影响 。神秘文化虽然没有宗教那样系统的理论学说,但它的背后仍然有人生观和心理学的根源,因此也是非常值得 研究 的。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可以说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特别发达;而人生哲学方面,则又可以说过于完善,各种人生境况和进退之路都设想到了:儒、道、佛及神秘文化正好构成人生路程上的三重阶梯:入世、遁世和出世。有人说,人生无非两种情况,顺境和逆境:得意时信奉儒家积极进取;失意时退往道佛或托付鬼神。这看似对立,但从整体上看其实又构成一种互补“和合”。这种文化传统的好处是有利于调节人生矛盾,也可以缓解社会冲突;而弊端则是不利于 科学 精神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的变革进步。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超稳定结构,应当说与这种文化精神不无关系。
三、简短结语
以上我们对中西文化传统及其基本精神作了一个粗略的考察。近代以来,我国文化界对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对西方文化是迎是拒一直争论不休,乃至形成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甚至延续至今。以笔者愚见,
第一,对各种文化形态,尤其是中西文化,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从整体上作优劣判断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应当说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处于特定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条件下的人们,在他们的生活实践及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既各有其特长,也各有其局限,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在他们合写的巨著《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中曾指出,西方人可能在个体生活经验方面显得比较突出;而东亚人在群体生活经验方面要远远丰富于其他各民族,比如个人适应群体,家庭适应社会,与其他民族的所谓社会经验相比较,这些关系间很少出现磨擦,也很少产生孤立感。 [8] 因此未必要对各种文化形态强分高下优劣。
第二,如果一定要对各种文化形态进行比较和作出优劣判断,也不应当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区域性立场,简单地褒贬弃取,而应当站在一个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立场,站在建设当代人的合乎人性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以及现代性生活观念的立场,来作出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应当有中西可以通约的价值标准的,比如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科学、民主、法制的精神,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和合精神(重视人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以及注重伦理关系和道德修养、注重德治的精神等等,都可以看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成果,是人类共同的优秀文化遗产,是应当纳入到当代文化建设框架中来的。
第三,某些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者往往夸大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差异,把不同的文化看作是不可兼容的。然而我以为,具有特定的环境条件制约的文化模式也许是难以照搬的,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则是可以借鉴和吸纳的。比如西方的民主体制模式可能难以完全照搬过来,但民主精神显然是可以学习借鉴的,如果连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民主精神也不愿承认和不肯接受,那就很难谈得上推进当今的民主建设,其他方面当然也是同样的道理。 正因此,在当今的比较文化研究中,不是仅仅局限于各种文化模式的比较,而是适当超越文化模式的层面,加强文化精神的研究,乃至深入探讨不同文化间的异质同构性,以及不同文化实现互补融合的可能性,这对于当代文化建设也许是更为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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