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电影有些年代了,大家对它的主题心知肚明,这是中国女性的悲歌,是封建社会的缩影,是的,但那是文学的事情,电影是用画面和声音讲故事的,而不是文字和道理。
张艺谋用构图来实现了他的电影主题,这些人永远被框在宅院里,我们看他们时总是隔着门,隔着窗,隔着墙。有时候,我们从天空俯视,发现他们被囚禁在一个个小盒子里。当事人可能不会发现,但我们却看得一清二楚,他们从一间屋子走到另一间屋子,从前门走到后门,他们从楼下到楼上,一直在走,但在我们看来,他们的一生都没走出去过,他们的生命和激情都在这些盒子里消磨殆尽,在里面糜烂、腐朽。张艺谋没有说“封建”二字,仅用重重院墙便将封建社会刻画得淋漓尽致。
灯笼是一个浮华却空虚的梦。看过电影的人就知道,老爷共有四房姨太太,他可以经常与不同的女人睡觉。他今晚决定要谁,就在谁的屋前点亮灯笼。这几个女人为了争取与老爷同房的机会便互相勾心斗角、明争暗斗都老爷的脸,却无数次看见了灯。因为这部电影讲的是这帮女人的故事,而她们并不爱老爷,她们爱的是屋前点亮的红灯笼。(观后感 www.guanhougan.net老爷只是一个幻影,是一股无形的力量,而灯笼却是自己成功的象征,就像妈妈告诉你考了一百分就给你买游戏机,对你来说,考试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跨过障碍后的奖品。所以张艺谋始终不让老爷露面,因为他真的不重要。
小丫鬟雁儿梦想着自己也能作姨太太,因为老爷曾经对她动手动脚,所以他偷偷在屋里挂起了灯笼。雁儿死前跪在熊熊燃烧的灯笼前,她不是为不能和老爷厮守而难过,而是为灯笼永远不会挂在自己门前而绝望。
看完了灯笼,又该听锤脚声,老爷说锤脚可以把女人的身体理顺,这样伺候起男人更得心应手。所以,和灯笼上屋一样,锤脚也成了大家梦寐以求的事情。当我们完全进入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为这群女人的勾心斗角揪心,为“好人”的遭遇咬牙切齿,但回想起来,不就是一盏灯笼、两把脚锤嘛,这群女人价值观已完全被这个大盒子扭曲。张艺谋没有用“扭曲”二字,他用灯光和锤脚声完成了扭曲的表达。
巩俐扮演的颂莲是一个读过书的女人,有知识,有文化。堕落成这样绝非一朝一夕。她也隐约见到自己的人生希望,那就是老爷的儿子,大少爷。颂莲始终带着父亲临终前留下的笛子,这是她在这里唯一的念想。而楼上的笛声彷佛敲开了她的心房,他循着悠扬的笛声而去,与年轻俊朗的大少爷不期而遇。没有表白,没有过多的对话,仅仅是一支笛子,仅仅是两重门前的遥遥相望,我们便知道爱情在二人的心里暗暗滋生,这件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千万别说出来,说出来就不美了。
大少爷走的时候,颂莲叫了他一声,却没有继续往下说,这时笛声再次响起,又渐渐消失。颂莲的爱情和生的希望也在这消失的笛声中被打入地狱。张艺谋没有提“爱情”二字,但缘起缘灭的故事却早已被他讲完。
看《大红灯笼高高挂》这样的电影是一种折磨,因为太压抑,太悲惨,但也是一种享受,因为它用画面和声音来讲故事,张艺谋只字不提“封建”、“压抑”、“扭曲”、“绝望”、“爱情”,但却用“宅院”、“灯笼”、“锤脚声”、“笛声”把这些主题表达得淋漓尽致,这才是电影的美妙之处。
看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应该说给我的震撼是很大的,说来惭愧,我是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或许正是因为初见,才会让我有一些想法;若非如此,则可能会麻木。
现在有很多关于《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已经形成的观点,在写文章之前,自己也看了一下,点评的都很好,但是我认为这个电影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从一个院子里的争斗联想到现在的一些现象。
从颂莲嫁到陈家说起。
颂莲本来是一个大学生(虽然没有读完大学),父亲死了,家道中落,于是就嫁给了陈家作四太太。正常来看,一位上了大学的人,尤其是女性,在那个时代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为人家当小老婆,估计她从来没有想过。可是没办法,纵然脑子不这样想,肚子不答应。于是也就嫁了。可是到了陈家以后,她也就慢慢的变了。可以这样理解:本来她就是有点矛盾的,或许不坚定。
现在大学生就业是越来越难了,而作为大学生乃至社会的弱势群体,女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就显得更加的严峻,于是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女大学生的寄嫁现象。
所谓女大学生的寄嫁现象,就是女大学生不再去刻意找工作,或者是一边找工作一边找老公,反正就是表现的特别地想要傍大款,现在舆论一片哗然。但是现在似乎是社会上的赞成的人很多,据说有四分之一。还说这个比例是很高的。社会上几乎成为潮流。
所谓潮流,基本就是社会上的一些人造势;所谓造势,就是社会上的人一些人提出观点,然后就是一些社会上的臭味相投的人利用现在发达的传媒来响应。
仔细分析,这是一个不算潮流的潮流,四分之一,天下一半是女人(男女失衡现象暂且不考虑。在这么大的潮流中也不必考虑),然后一半的人懂得利用媒体,不就是四分之一了。虽然这个估算不太精确或者说是太不精确,但是足以说明问题。
寄嫁现象的出现,肯定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比如说,就是有一个或者几个成功的案例。那些贪慕虚荣的女人成功了而且四处炫耀,这个就是起因。于是就有各种心思的人从中发现一点自己的想法,终于把这个变成了自己的终南捷径,成了某些人的终南捷径,乃至要成为很多人的终南捷径。
任何问题的出现都会带动相关问题的出现,比如诈骗,现在很多女的为了找到无价郎君,轻信一些
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无奈啊无奈,不在无奈中改善,就在无奈中变坏。想起电影中的台词:“女人不就那回事”。别人可以看不起自己,人可不能自轻自贱呀。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事业进行了那么长的时间,怎么就不见起色呢?想起《悲惨世界》里的“如果这个世界还存在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就不得不说这仍是一个悲惨世界”。
哎,生存问题是第一问题!
正月十五是闹花灯的日子,文化广场里正在闹花灯。
进去一看,哇!里面的灯千姿百态,色彩缤纷,真是让人眼花缭乱,简直是个灯的海洋!看了这么多美丽的灯,我也想亲手做一个。回家后,我找出一个有提绳的透明的长方体塑料酒盒、一张硬纸板、一瓶乳胶、一张广告纸、一根铁丝和半只蜡烛。我先在酒盒底部的中间用锥子钻一个小眼,把铁丝伸进去,里外都打一个小结,把它固定住,把蜡烛插在铁丝上。再把硬纸板切成略大于酒盒底部的形状,涂上乳胶,粘在酒盒底部作底座。又把红黄两种颜色的广告纸分别剪成两条龙的形状,把它粘在灯笼的四面。为了让灯笼更好看,还要在底座上涂上喜庆的红色。
最后,把蜡烛点着,盖上盖子,灯笼就做好了。爸爸看见后夸我做得好,我又给它取了名:龙灯。
前文我谈到雁儿代表的渴望,在这一部分,我不想谈她,也不谈颂莲。只想谈两个人,老爷和梅珊。
老爷的形象在影片中从头到尾都是模糊的,但声音却总是带有命令色彩,不容置疑的。从太太,管家和下人对待陈老爷的态度,我们能够深切体会到,他就是这座大院的主宰者,淡化了面容形象,深化了象征隐喻的意味。他是女人们命运的操控者。面对颂莲那句,这里的人算什么。他大概是唯一有资格算作人的人。但由于故意隐去的人物形象,他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封建家庭里古老的规则和权力的代表了。
梅珊是我在这个故事,这部影片里最喜欢的角色。角色定位是我所喜爱的,演员的演绎更是无从挑剔。
从颂莲入门的那个晚上把老爷叫走,到一个人大清早唱戏的桥段,梅珊一开始就用自己的行动直接地表达情绪。
而和人一样的,是她的屋子,人是戏子,屋子也是像极了戏台子,在这大院里特立独行。
她是女人们中的第一个牺牲生命的人,是因为她的行为挑战里规则与权力。她选择了和高医生相好,甚至对知情的颂莲甩下一句,“我才不怕你说,我一会儿就去找他。“这就是挑战,是反叛,是陈家大院无法容忍的一切。
我欣赏梅珊强烈的自我意识,无论是镜头里她唱戏时的身段步法,红衣水袖,吃饭时横竖甩下的那句,“我话说在前头,下次老爷点我的灯,我也端回去吃“,还是她得知颂莲假孕迁怒于雁儿时,脸上淡淡的忧虑,轻轻甩下一句,”四妹,何必与一个下人一般见识呢“。
梅珊的反叛与其强烈的自我意识,是对陈佐千的背叛,是对陈家大院束缚的挣脱的尝试,但是她失败了,在压迫之下,香消玉殒。这是不可抗拒的宿命,是唯一的归宿。
在电影里,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二太太的虚伪。其实,那里的人哪一个不虚伪呢?电影里面有这样一句:演戏演得好,骗人;演戏演得不好,骗自己。
什么样算虚伪?算演戏?应该说要看假到什么程度,什么境界了。现代心理学认为:如果不界定什么程度算虚伪,那么就可能会误以为每一个人都是虚伪的。可以想一下,我们在自己家里跟人前的表现是不太一样的。
怎么才能被我们称为虚伪。我认为最主要的区分点就是动机,也就是说是为了害人还是单纯娱乐而演戏。如果是为了娱乐,或者说是一种艺术,演得越好我们就越应该赞赏、认可;可是如果是为了害人,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提防了,而且会让我们很紧张,万一人家表演水平高,自己岂不是被害了。
动机是主要的区分点,但不是唯一的。(要是唯一的,说主要干什么)另外一点就是:假的很吗?或者是不真诚,或者是假大空。比如说到老师家里玩,肯定得守规矩了,到中午了,老师说:“来,吃点饭。”“我吃过了”“中午饭都吃过了?”“嗯”。其实呢,饿得很,这就是不太真诚了(不排除是太腼腆,害羞),把老师当外人。
哎,演戏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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