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自华夏文明起源至近代中国景象作一行串讲,特点是宏观看去,择要点说。随书穿越,朝代更迭、烽火硝烟、分合之势、民族聚散的转换都在须臾之间,几百年换作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人流群众幻作嬉笑怒骂的脸谱闪过,有秉承的共通之处,也有相异相左的发展。读史读得人百感交集,时而心潮澎湃慷慨激昂,时而怅然若失默默无语。一些大事件,揽得天时地利人和,机缘巧合顺势发生或无可避免,一些大人物,受命艰险危难,乱世逐鹿问鼎,盛世大笔擘划,有的光耀伫立、有的黯然离去,波澜壮阔中感受世事无常、时事造人造物;一些奇物件,大到奇绝的建筑构造小到精细的生活琐碎,教人赞叹劳动者的聪慧与神工;一些对立融通的思想,儒、法、道、墨等各家并举,佛说禅学、基督天主、伊斯兰等各家宗教信仰,包罗万象,交互辉映,争鸣冲撞中不断迸发出新的生命光彩来……当即豁然开朗有所顿悟,一来知识积淀当是慢慢打开了眼界和胸怀的,穿越今古,跨越民族,交汇智慧,拓展思想。再者,有道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若读史读得清醒,是否亦可提点当下呢?或有补足和进益之功。
《中国大历史》是历史学家黄仁宇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一部专著,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内容,分析中国历朝发展的问题,从欧洲的历史,以至经济学都有利用。
读完这《中国大历史》,便可感觉,作者写的历史,自始至终都在问着这样的一个问题:缘何中国的文明未能发展出上资本主义?求解这个问题,作者的关注点集中在财税制度上面。
依着这样的思路,从作者的叙述中,隐约可以看出,作者将中国的几千年发展历史分为了三段:第一段是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的时期,从商周发端,到秦汉。
隋唐第二段是从城市商业和国际(边境)贸易中产生了商业社会的种子,但这种子在官僚体系、自耕农经济和意识形态面前,只是发展出了服务于宫廷地主玩乐所需的奢侈品生产与商业,这一段从宋元到明清,中间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似有着搞“数目字管理”的意向,但数目字管理的条件仍未具备,变法必然失败。
第三段是清末受到外来侵略与冲击,开始寻找强国的途径,从清末的洋务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立宪改革,再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直到改革开放,这一波一波的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和“一个新的低层机构”。而“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1、税收体制
但这样一种优秀的耕作体系和中央体系却无法孕育出向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萌芽,甚至可以说是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免让人疑惑到底是为何。在书中,黄仁宇先生用了10页左右的篇幅介绍英国从一个农业国蜕变成为一个工业国家的过程,以货币作为管制全民的工具。用中国的当时的政治体制来阐释的话,就是税收。
黄仁宇先生观察历史注重从技术角度切入,他认为收税能力决定了政府的财政实力,财政体制决定了政府调配资源的方式。能不能以合理的制度将经济资源转化成税收,进而顺畅注入经济政治国防社会各项事业中,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
中国古代税收体制之所以不能将传统社会推向现代,就在于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这两个制度软肋,这是黄仁宇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的两把密码钥匙。所谓“间架性设计”,即因技术手段的限制,在无法摸清社会底层真实的前提下,在对经济基础平明所以的前提下,以一种抽象的概念直接设计上层建筑,而不考虑下层执行效果。
中国历史的第一帝国秦汉帝国,正是在这个态势下形成。这是中国政治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早熟,但在地方政府组织架构尚不完善、技术上的统计手段尚不完备之时,先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则进一步固化了间架性设计的困境。“数目字管理”,即国家财政方面的商业化,商业管理方面有确定的制度可以遵循,财产权公平合法,注重保护私人产权等。先生认为,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社会和官僚组织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到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但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抽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累。
2、官僚体制
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它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个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然而到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安史之乱爆发。
黄仁宇先生认为,安史之乱源于财政困境,即使是将挥霍的钱财全部用于国防,在当时也缺乏使这些资金进入国防系统的有效财政转移手段。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历史还是那段历史,黄仁宇先生却一反往常的角度,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中,广泛综合归纳,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写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也引入了“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给人提供了新的阅读角度,从不同层面来看到历史问题,解读历史。都说人要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社会和国家也是一样,从过去的组织和体制中找到弊端和可取之处,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先生对中国历史将行了概括,极其精炼,读后的总体感觉是:挺喜欢看他的文字,当然在他的书中可以读出他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倾向性,添加了个人的看法,但很准确,同时也觉得他看得比较透彻,拨开了挡在历史面前的愁云惨雾,所以挺耐看的。
读了《中国大历史》这本书,我看来主线有三条:
其一,作者说了黄土地带是中国历史的源流,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针对这一点,作者提到了千百年来,中国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而黄土地带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源头,可见黄土地带的重要性。而且,西安是十一朝古都,这又为黄土地代添了几许功绩。同时黄河流域的治理问题更影响到中央集权的产生,因为当上层建筑不适用于经济基础时,适合时下发展的上层建筑便会呼之欲出。还有,黄土地区的气候使得农业问题的产生,而解决问题需要强有力的中央体系。这一切都体现了黄土地区作为客观条件,对我国历史的影响。在作者的描述中,中国历史的产生,发展,辉煌,都和中国历史发展的源头是黄土地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实细细想来,西安的作用却是留存至今,凡是对中国历史有些了解的人对西安一定都不陌生,就算是中国的文化也在西安有很多的体现。还有,在西安兴起的周朝,其兴盛可见一斑,远远超过在东部发展起来的商朝,所以西安这一地带,注定要对历史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其二,作者认为儒家的思想对历史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以及对中央集权都颇有影响。首先,作者认为亚圣孟子的观念更为成熟,对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更有帮助。孟子的观念作为客观条件对秦的发展巩固很有帮助,他认为君主是必要的,等级是要有的。而后,汉武帝尊重儒家思想,同时也沿袭了严酷的刑法来维持人民秩序,所以说汉的政治文明是多种思想的结合体。总的来说,书中提到的儒家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风向标,对中国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这点我承认,但与此同时我个人有几个不同观点;我认为儒家重农抑商的观点就值得考量,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对西方商业的发展望尘莫及,也就突显除了其思想的弊端,但放在当时看,确有它的先进性。另外,书中提到的儒教,我不是太明白,能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又不被提倡,实在很难理解,难道是说中国人思想的保守性已经到达这个地步了么!的确,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最灿烂的部分之一,等一直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们学习,”仁””仁爱”也一直被人们所提倡。
另外,就是中央集权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清朝是先构成集权体制,并没有等待社会多元化,集权也没有国家的象征,所以远不如西方的法制化,西方更加民主,自然。在我看来,时至今日,中央集权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大力量。
通过着本书,我将中国的历史以一个新的角度又理解了一次,很有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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