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他被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国。
分析: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崇高的品德和情操在屈原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话题:“命运”“责任”“精神卫士”
在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的黑暗年代,鲁迅抱着医学救国的热情东渡日本留学。当他从电影中看到中国人被日寇砍头示众、周围却挤满了看到同胞被害而麻木不仁的人群的情景后,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他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也不必以为不幸的”。他毅然弃医从文,立志用手中的笔来唤醒沉睡的中国民众的灵魂。
分析:个人的理想重要还是民族的振兴重要?鲁迅选择了后者。在那“风雨如磐暗故园”的时代,这样的选择又是何等伟大。
话题:“理想和现实”“选择”
东汉末年,神医华佗的美名在民间传开了,这引起了东汉朝廷的注意。朝廷于是举华佗为“孝廉”。通常被举为孝廉的人,都出身名门贵族,被举为孝廉, 就有希望做官。像华佗这样的平民百姓能够被举为孝廉,实在是难得。
乡亲们得知华佗被举为孝廉时,不禁喜忧参半。喜的是华佗可以做官了,可以了却父母的心愿,光宗耀祖了;忧的是如果华佗做了官,谁来为乡亲们看病呢?
可是很多天过去了,却不见华佗有丝毫离开的意思。“难道消息是假的吗?”有乡亲问华佗。
“不,是真的。”华佗说,“但我拒绝了。举孝廉,对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来说,也许是做官发财的阶梯,但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虚名罢了,哪里有我为乡亲们治病更有意义呢!”
几年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而这次不再是徒有虚名的“孝廉”,而是来自都城洛阳太尉府的征辟信,只要被应征到都城的太尉府,马上就可以成为朝廷的正式官员。这次乡亲们仍然舍不得华佗走,但他们还是打心眼里为华佗髙兴。
“这回你可不能再拒绝了。”有乡亲说,“这可是真正的官,你会有府邸、奴仆、家丁,有权有势……总而言之,好处多着呢!吃了这么多年苦,你也该享受一下了。”
“是啊,别再拒绝了,你父亲临终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能做官,为华家光宗耀祖,你可别再让他失望了。”
华佗笑着摇了摇头,说道:“谢谢乡亲们的好意,但我还是决定不做这个官。做官不适合我。况且,我最擅长的是医术,如果周旋于宫场,那便是民间少了位良医,官场多了个庸才,于国于民都不是件好事。至于光宗耀祖,我多救几条性命不是更有意义,更对得起华家的列祖列宗吗?”
于是,华佗再次拒绝人朝做官,坚持做一个平民百姓,钻研医术,救死扶伤。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早年在美国很受学术界器重。有人想和他签订合同,把他留在美国,给予优厚的待遇,但当他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回国。途经香港时,他发表了一封给留美学生的公开信,满怀热情地呼吁他们:“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
分析:“富贵不能淫”,物质再丰厚也不能阻挡爱国者回归祖国的脚步。
话题:“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人生价值”
年轻时的左拉很穷。为了抵挡饥饿,他拿捕雀器在屋顶上捉麻雀,用挂窗帘的铁丝将麻雀串起来在火上烤着吃;为了坚持写作,他把仅有的几件衣服也送进了当铺,只能用被子来御寒。偶尔得到一个蜡烛头,他竟会如过节似的高兴,因为今夜可以读书写作了。正是贫穷磨砺了他的意志,他终于写成了轰动一时的《卢贡·马加尔家族》。
米勒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作家。他生于农家,年轻时跟人学画,因为不满其老师浮华的艺术风格,便离开了他的老师。后来,他在巴黎以画裸体画糊口,渐渐地他对此种艺术感到厌倦,但其他题材的画也卖不出去,因此,一度陷于贫困、苦恼和绝望的深渊。为生活所迫,他只好离开巴黎,住到乡下。在农村,他依然未能摆脱贫困,但美丽的大自然、淳朴的农民和农家生活,激起了画家的创作激情。他忍受了一切艰难,坚持创作,创作出了许多著名的作品,如《播种者》等。
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是为人类造福而献身的神。他出于对人类的同情,为使人类免遭毁灭,把天火偷来送给人类,并把科学、艺术和医药等知识传授给人类,使人类从此能够战胜危难,并变得文明起来。他因此而惹怒了众神之王宙斯。宙斯用铁镣把他铐锁起来,钉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让神鹰每天啄食他的肝脏。普罗米修斯坚强不屈,对奉命来逼降的神使赫耳墨斯说:“我决不会用自己的痛苦,去换取你奴隶般的命运;我宁肯被缚在崖石上,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马克思推崇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而献身的精神,称他为“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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