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是文明和野蛮的分水岭,礼是人与人交往的方式,礼还是日常生活的准则。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左传中有言道:“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足可见礼仪在文明社会和民生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经历了千年的历史洗濯和沉淀的,那些优秀的文化价值礼仪不应被摒弃,而应被完善、继承和发扬。
驻德全权大使吴红波曾被德国记者问道“德国人能从中国学到什么?”,吴红波答道:“谦虚。譬如:中国人完成一个项目,他不会突出自己的作用,他首先讲得是他的团队,他的导师,较少提到自己”,自卑尊人便是中国礼制精神原则所在。所谓“自卑”不是要故装卑微自己,而是放低姿态,谦恭待人。若要好,大敬小。这种诚敬谦让,合众修身的礼仪原则在当代社会仍值得提倡。
传统礼仪还传播了许多优秀的基本价值观,如敬、恕、诚、信、仁、爱。在现代功利主义教学模式下,我们早已忘了传什么“道”,中国应该传什么“道”。而礼仪文化却给我们提供一个精神平台来领会这些优秀的精神内核。著名文学史者刘梦溪指出:“敬、恕、诚信、仁、爱等,应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
然而,传统礼仪也有其闭塞成旧的一面。如古时女子以纤小玉足为美,从小裹脚造成女子足部骨骼被硬性弯折,严重影响了其正常的生理活动;儿女应听父母媒约,指腹为婚是谨守孝道的错误观念也使许多有情人分隔天涯。传统礼仪的封建思想一定程度框限了思想的自由,也阻碍了社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中华礼仪文化虽有落后、陈旧弊端,但究其本质是对现代社会极有现实意义的优秀精神遗产,永不过时。择善而之,其不善而改之,让其成为国人深层价值的“根”。
“板桥体”看似单个字形歪歪斜斜,但总体感觉错落有致,别有韵味。如果有人因此而羡慕郑板桥的成就,想借模仿他的风格来出名,那么他必定会走入一条死胡同。因为有人说,这种作品“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说“不可无一”,是肯定了“板桥体”独特的艺术价值和不朽的艺术地位;说“不可有二”,则揭示了艺术创作中的真理。正如贾平凹在信中对小妹所说:“对于大师,你只能学习,不能效仿。”
“板桥体”与“扬州八怪”的其他艺术风格的诞生,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意义,在那个压制人才发展、摧残人才天性的清王朝,“扬州八怪”用一种不合乎世俗审美标准的艺术风格,表达自己的人格理想、高尚情操,是对自由的追求,也是对于权贵的蔑视和抗争。可以说,“板桥体”的“非隶非楷,非古非今”是挣脱束缚,思想和心灵获得自由的象征,这也便是郑板桥作品的韵味所在。后人如果模仿“板桥体”,只能有其形而无其神。这样的作品,当然“不可有二”。然而,许多人并不信奉这个原则。当文学与时尚产生了关联,似乎文学创作也能产业化发展,作家也能按一个模子批量生产了。书店里,占据“畅销书架”的一会儿是悬疑小说,一会儿又是通俗哲理。花样总在翻新,却大都千篇一律。那些书虽畅销一时,不久却被遗忘在角落,蒙上尘垢,挂上蛛网。马克思说过:“所有的价值最终都只剩下时间。时间会滤去所有跟风的作品,最终只留下一部或几部体现时代精神,关注人类和人生的作品。”
这么说,我们是否就不要学习他人的作品了呢?当然不是。那些肤浅的跟风之作,正是因为对文化艺术传承、研究不够,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落于俗套。因此,传承是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创新则为之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不仅艺术创作如此,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的许多方面,都要传承与创新并重。改革开放后,我国与外界的科技、文化等交流频繁,汲取了不少成功的,尝到了甜头。但是现在,我国的创新实力却比较薄弱。前几日的《文汇报》上说,上海的服务业管理照搬制造业管理模式,阻碍了服务业起舞。在此,制造业管理模式也是“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吧。有变通与创新,才有突破。
不论从事什么行业,我们都要广泛学习他人的成功经验,并充分认识自身特点,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勇于创新。传承与创新并重,是科技和文艺等发展的根源。
五千年泱泱华夏,绵延的文化大概是国人最值得骄傲的积淀。面对文化传承的话题,大抵都逃脱不开传统与创新的争辩。
传统,自是一代代人智慧。是中国人镌刻于骨子的礼俗教化、文化底蕴。这是不可抛却舍弃的。抛弃传统,就于无形中切断了你与大地历史的纽带,成为无根的浮萍。
冯骥才的乡土传奇,深入乡间野地只为求得农耕文明时代最后的慰藉与精神;韩少功的寻根文化,朝山谒水叩经问史无非为寻得古典文艺。中国人不可缺失的底蕴。坚持传统,并不是肤浅于模仿古人所作所行;应从这种浅表的喧闹中挣脱,立于对高洁品性精神与文化风骨的继承。
传统固然是应紧握于手心的风筝引线,可百代以前的微风难以使“文化之筝”高扬于世。囿于传统,无疑是故步自封、抱残守缺,不加以创新改良,无法为时代所容,只能看着它一步步迈向衰亡之境,真正感受到“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的苍凉凄楚罢。
不在传统文化上做无谓固执的逗留。创新者,大凡有“舍我其谁”的大刀阔斧的气概与对传统文化的欣赏与批判俱存的锐利眼光。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便是打了复兴罗马希腊文化的旗号,尊重人的眷恋信仰,是从“上帝先造蚂蚁,第六日才造人”的敬畏中保存对“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的敬畏。又以冷酷辛辣的笔触撕扯开社会真相,将人们从蒙昧浑浊中拽醒。
从对世人的警醒观之,文艺复兴是中国文化传承的优秀范本。创新与改良文化,做到“去糟粕,取精华”,是引领世人认识感知时代,洗涤俗人的思想品性的清流,淙淙而过,流向广阔未来。就从上海乡音来看,由于一批外来人口的更迭,上海话兼容并包了吴侬软语的婉约与清新和北方的豪放硬朗,是这座繁华都市平添浓厚的烟火人情味,乡土文化更易传播了。
木心先生对国人与山水之情有一番妙悟:唐代诗人开始亲近自然,费尽辞藻夸赞。到了宋代,无处可夸,词人便赋予山水自然以仙妖的形态与人共为嬉乐了。文化本身同自然更为亲厚,改变了一味的流连忘返,上升到“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的境界中去。林风眠对中国绘画的希望,大都是保留传统的笔墨气度,追求除此之外的形神兼备。文艺的发展莫不如是,只有符合时代需要,才是继续传承,提升到新的高度。
文化传承,无论是对世人的开蒙还是对文艺本身的发扬,都要立足于传统的精神气韵,又高于传统的古旧,延伸出新的艺术高度来。
如此,引领传统不倦前行。
一面在倡导学习圣德英雄,一面却在提醒防备恶德小人,
作文我与传统文化
刚刚播完各种先模事迹,便是接二连三的防盗门广告。作为平民百姓既不能做英雄,也不愿丧失钱财或生命,便只能时时处处提高警惕:不要让陌生人进家,不要吃陌生人东西,不要接受陌生人的帮助等等。这样,当我们用警觉的眼睛打量世界提防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时时被警惕的眼睛监视着。我们就这样无奈地生活在一个(被假定为)”小人”世界里。因此,当我在瑞士乘公交车发现无人验票时,当我在日本退旅馆发现无需查房时,我心中好一阵感动。我体验到作为大写的人的尊严,体验到(被假定为)”君子”社会的愉悦。中国需要多久才能步入这样一个人与人不设防的时代,要到多久才能不按防盗门窗,我无法预测。但相对说来,今天国人已经能在航空旅行中,在餐饮购物时,享受到规范化的职业道德服务了。这给了我们希望,脚踏实地的职业道德建设,正在延伸到其它常德领域,提升着我们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当然,我知道,即便如此,我们要走的路依然长之又长。
中国传统美德,往往是与现代常德对立的
我之所以强调常德建设的艰巨性,是因为它对我们民族是一项”创新工程”,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支持现代常德的伦理元素:若干所谓传统美德,在现代生活实践中与常德规范恰好是对立甚或逆反的;而作为现代常德的核心理性元素又是传统道德所稀缺的。这便涉及到对传统道德特别是儒家伦理的重新认识与评价问题。限于篇幅和本文题旨,其下只做简要阐述。
长期来,我们对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道德采取一分为二态度,认为可以扬弃其封建糟粕,继承其美德精华,忽视了儒家道德与现代道德的本质差异。笔者认为,儒家纲常伦理,也是以圣德(”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为标榜的封建道德体系,它的部分规范固然可以被现代家庭伦理所承继,但却难以直接移用到现代道德体系中来,更无法作为常德规范。当然,这里需避开符号陷阱,不能象某些学者那样将传统的良知、诚信、正直、仁爱等概念抽象拿来,赋予其现代内涵,然后大谈儒家的当代意义,称之为”美德伦理”、”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等等。我们必须依据传统美德的传统固有内涵进行讨论,才能发现其负面效应,
譬如说诚信吧。在儒家文化中,诚者,圣人之本,信者,君子之德。问题是,诚信作为儒家伦理规范,只是服从于忠孝仁义这些纲常伦理规范,在”六亲”或”五伦”之内为巩固差序社会结构服务的。换句话说,在人伦亲情关系之内,中国人是讲诚信的,欺君欺上无信无义罪莫大焉。但离开特定人情关系,欺骗”六亲”之外的陌生人,则不一定受到道德谴责。明恩浦以来,来华的西方人都发现中国人缺少诚信的”素质”。有人认为这属丑化国人形象的殖民话语,实际上,这正是国人诚信的另类表现:因为在国人眼中骗”洋鬼子”那根本不叫失信。这种系于情缘的”诚信”,显然有违现代常德所讲的诚信。如前所述,中国人种种徇情失信枉法行为便是由此获得道德庇护的--譬如向亲人透露案情那不正是”诚信”吗?
这当然并非笔者新见,梁启超早就发现中国人”公德殆阙”、”偏于私德”的现象。只是若按他”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的定义,中国人是”私德”也不具备的,因为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国人是难以”独善其身”的。譬如当某单位人集体外出乘车时,人人皆君子,大家相互谦让,惟恐争先。但当这些人分别同陌生人乘车时,君子之风则荡然无存,人人争先抢座,惟恐落后。更典型的例子是农民。农民一旦离开乡土乡亲,其道德约束几乎全部失效,在良民与刁民双重身份自由转换中毫无障碍。只要兔子不吃窝边草,别说小偷小摸制假售假行为了,就是人口贩子汪洋大盗回到村里,也是不受道德舆论谴责的。因此,严格地讲,国人所具备的只是一种在人伦关系中存在的”群德”(宗法道德)。这种”群德”在情缘关系内,美轮美奂,仁爱绵绵,情义无限。但这种仁爱、情义却是内外有别有边有界的。《礼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而亲毕矣”。亲既毕,爱即止,道德即失效。明恩浦曾描写过百年前国人真实道德状况:一人落难,众人观看。鲁迅也曾对国人冷漠的看客行为,表示出极大愤慨。而今天,国人”进步”了,已由默默看客变成大声鼓励别人自***的帮凶!因此,当我新近看到某市因围观者起哄叫好导致神经病人跳楼死亡的消息后,只能感到悲愤莫名。这里的关键,是起哄者与跳楼者没有情缘关系;如果看客中有一位是跳楼者的亲属,就可能唤起众人的同情心,这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美德伦理”,与现代常德是格格不入的\',彼此间没有承传关系。
深入探究下去,为什么从儒家美德中推不现代常德呢?这就涉及到对道德文化深层结构的认识了。与传统文化的君本主义(字面上是民本主义)相适应的儒家道德,没有个人价值概念,是一种维护纲常礼教的义务本位的道德体系,强调的是”克己复礼”。而现代常德则是建立人本主义基础上,承认个人权利合理性,是一种维护公共契约的权力本位的道德系统,强调的是”自律守法”。尽管现代常德也讲良知与诚信,但这种良知与诚信并不只是对人的信诺,更是对共同遵守公共游戏规则的承诺。各种游戏规则,划定的都是利益界限;自律守法,就是在尊重和维护他人权利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利益,包括体现自己利益的集体与国家的利益。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侵权冲动总是难免的,因此,便又逻辑地产生出公平、公正等常德规范,通过维护法的正义尊严来捍卫公民及集体、国家的合法利益。显然,这与复礼为仁的儒家道德理念是截然对立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礼教及法律维护的都是君贵民贱的等级制而不是个人权益,因此,也就难以形成自觉维护社会契约的”自律”、”守法”、”公正”、”正义”等等理性道德规范或价值规范。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后,何以会产生现代常德缺位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压根就没有这些规范!那种将道德滑坡笼统归咎于儒家传统中断,完完全全是把错了脉,新儒家开出的药方,是自欺欺人的。
正因如此,当代中国人的常德建设,是需要伴随教育普及、改革深化、市场经济发展而逐步
世界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人类也进入了非常时期。素质低下还是个严重的问题。说脏话,学打架,黄赌毒从来没有消停过。路边随便捡了几块钱,或许你会被告为偷窃罪。马路上随便扶个人,或许你得倾家荡产。随便说了一句话,或许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对于等等的这一类与禽兽般的事情,我们只能要求自己不要去学习这些败类的事。一个人素质高,或许给他带来的结果会意想不到,但是素质低的人结果绝对不是好下场。高素质,高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战略目标,不是仅仅靠国家努力就可以逆转全局,必须靠着全城,全市,全省,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人们共同努力发展。人的自私心是有的,就算在善良无私的人也会萌发一点自私之芽。孔子一直以“仁”为思想,以为对人仁,别人就会对你仁。但是孔子提出这个以“仁”为思想,自己能做到如何理“仁”?如何用“仁”?隋唐时期儒家,道家,佛家的合并,不仅仅是为了适应当时封建王朝统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为了人民老百姓。但是个人认为打出为老百姓的旗号,却大多为自己的私利。当时封建时期国家大多数战乱,对于有时间提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理学心学论学……还不如召集人手一起种田来得实在。封建帝国皇室利用这些散失人文道德的政治思想作为统治思想,不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吗?一个皇帝做得实在,称职不是靠着这些思想控制来控制国家。
对于孔子,孟子前辈,我也是特别欣赏,赞扬。他们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不然孔子也不会广为流传到至今。但是主要的是人类的素质,或许一个人的素质与先天没多大关系,后天学校才是真正才是王道。培养心中那一丝光明,不要让他淹没在无边的黑海中,我一直相信光明永远不会战败。
医学研究过濒死状态,在那种季度缺氧的难受下,突然会出现一种喜悦,轻飘飘的感觉,也有人痴迷这样的感觉而故意制造缺氧状况。心理学认为人的基本快乐有两种,一是***达成:食欲、性欲。二是感官满足:六根六觉。一块白薯对一个饥肠辘辘的人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快乐,对脑满肠肥的众生却不见得欢心雀跃。精神层面的快乐也有两种:一是物质的拥有,二是社会认同。心灵层面的快乐只有一种,就是获得归属。成为某个更宏大生命体系或信仰体系中的部分,个体生命通过依附获得更永恒的价值与意义。后两种层面上的快乐感受需要人们的思想观念或多或少的参与其中,快乐才能达成。
快乐主义(hedonism)呢?这个词始于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他认为“快乐是生活的目的,也是人生的目的。快乐是社会的道德基础”。伊壁鸠鲁也说“快乐是最高的善”,对统治者来说,让人人有快乐是权力的职责。那么要问,当下的社会是否让我们都拥有快乐呢?弗洛伊德提出一种“快乐原则”,追求快乐是人类行为的动因,也是生命愿意成长的动因。他又提出“现实原则”,认为追求快乐先要接受现实中的不快乐才能达成。人必须在自行其是与自我约束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唯物主义者喜欢把快乐主义说成一种享乐主义,其实是一种误解。致力于为大众提供健康、快乐、舒适、安全的生活的权力者才是民众真心拥戴的\'君王。对民众来说,个人行为要以不干扰他人的快乐(利益、权利、行为)为前提,这是和谐社会最主要的伦理意识。
我个人认为快乐主义者是一种主动或主观快乐的实践者,把快乐作为人生的一项任务,通过生活体验的积累,心灵的升华,***的节制与满足,创造一个让身心舒适、愉悦、平和的内外情境。主动快乐就是快乐不需要原因,当然这样的快乐感受纯粹是个人的,没有一种通约的标准。与主观快乐相对应是客观快乐或现实快乐。边沁说“快乐是当下的满足”。意指快乐是可以计算的,可以从外部衡量并被整个社会认同的。快乐是一种拥有,拥有你想拥有的,你就会快乐。不过这样的快乐很脆弱,拥有意味着你可能丧失,丧失是一种比拥有的快乐更长久的多得多的苦痛。
快乐是一种态度,不是喜悦,不是兴奋,不是激情,不是幸福,不是一切可度量的东西。快乐是这样一种感受,面对一个不那么起眼的花朵,缓缓的深呼吸感受它的芬芳,然后轻轻呼出,珍爱它是个生命,感受它生命原本的气息,那也是我们生命的味道。情绪是一种能量,像海潮一样,情绪的浪头升的越高,接下来就会转向更低的低谷。快乐的滋味像一种淡淡的愉悦,这样可以储存生命的能量。让快乐慢慢得来,就会慢慢得走。有人问“你快乐吗?”回答:“快乐!”的时候,相信自己是快乐的,快乐的感受会油然而生,尽管我们没有快乐的理由,但我们勇敢的说出“快乐”二字,我们就拥有了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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