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代汉,吴蜀分立。晋成一统,五胡乱华。魏晋南北,动乱不安。隋唐鼎盛,威赫四方。安史一乱,藩镇割据。五代十国,赵宋辽金。公元589年,隋朝完成统一,结束了将近长达四百年的动乱。好景不长,在这种局面下,也发生了权力集团的内部斗争。不管权利的转移结果如果。建立在以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为基础的农村社会,以更加明确分工的三省六部制为框架是大体不变的。而且,在此时期还创立了科举制,在这样的制度下引进新生的社会力量,加之高度自信包容的文化意识形态,社会之繁荣昌盛,自不必言。但在大历史之下无不证明,在农村社会的制度组织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社会必然会导致内部的动荡,引发人事因素的不稳。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就一直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最终,公元907年,朱温篡唐。
防范于人事,维持以体制。历代无不如此来维护统治。有鉴于此,藩镇割据成了宋代的大忌。宋代的突破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科举制的规模和经济的繁盛。若以此而言,则是前所未有。可为何如此国力不振?此中有诸多因素,若是就以技术方面而言,可见在补给,调动兵员,后勤方面远远不如半汉化民族的实力。王安石新法改革正是解决这技术难题的方法,然而最后还是失败。若是儒家思想的发展,也可暂时弥补缺陷。可天不逢时,来自欧亚大陆大草原史无前例的大征服入主了华夏大地。
历时俩月,终于读完了。很多东西读的半懂不懂,书到用时方恨少,书读的少,看大家写的东西就颇吃力!中间实在读不下去,就掺杂读些不吃力的,算是一种变相偷懒吧!
吕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皆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给出相对客观的剪裁记录,对于一些集体认识有偏颇的公断,亦在合理推断的基础上予以指出。读来颇受启示!
吕先生是史学界公认的读书最多的学者,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为同人传为美谈。《中国大历史》初版于1923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虽是一部学术性的专著,但预设的读者对象却是青年学生,史识丰富,笔调流畅,数年内不断重印再版,是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
该书除了叙述历代的政治制度、经济组织、宗教文化、社会情形之外,尤其关注与中国历史关系密切的东南洋、中西亚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诸如“近代的蒙回藏”、“近代的西南诸族”、“近代的后印度半岛”、“中西交涉的初期”、“藩属的丧失”、“俄蒙英藏的交涉”等内容,都有专门的章节加以叙述。
这些与现代中国休戚相关的问题,多为后来通史著作所缺失。书中包含的大量的知识原点,许多涉及历史、地理、语法、训诂、辨伪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工具书里不易查到的。
作为一个怀疑者,觉得发生时间离我们越近的事越需要更长的时间去验证。新鲜的事情可以作为新闻,但不一定会写入历史。但是诚如作者所讲:
“严格说,写一本成为定论的现代中国史,刻下时机尚未成熟。中国的长期革命有如一个大隧道。需要100年时间才能摸索过去。当这隧道尚在被探索的时候,内外的人物都难于详细解说当中弯曲的进程。即是革命人物也会被当前困难的途径迷惑,而一时失去方向感。今日的原始资料充满着愤怒和焦躁的字,强调事情之衍化不如理想。可是着眼于宏观历史,我们不能不以积极的目光视之。我们所说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有何意义?这就是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情事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
我想最后这段话,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历史的问题,同时,这也是历史学在今天应有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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