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去上英语课,因为上一次课我没有来,可是又没有时间补课,所以请老师下课后帮我补下课。
放学了,老师下楼把班上所有同学送完后,跑上来给我补课,补完课已经九点半了,外面黑黑的,什么也也看不见,下楼后我发现外面下起了倾盆大雨,老师把事先准备好的雨伞拿了出来,把我带到了爸爸、妈妈身边。
我跟老师说了再见就走了,妈妈说:“走吧,今天带你去姥姥家。”说完,我看见老师拿着自行车钥匙,解开了自行车,把车上的雨伞打开,骑上车走了。我惊呆了,原来老师们每次上完课都上这样回家的。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爸爸,爸爸说:“骑自行车上下班很正常啊,又方便,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这是在雨中呀!”我很气愤。
我在车上看着老师的背影一点点的变小,直到消失在我眼中,我想:那时真应该把老师叫上车来的。老师肯定会被雨淋湿的呀!
一会儿,我们的车到家了,车身过了小区门的一半,我在后面看见了一个人:我的老师。老师穿的裤子湿透了,脚上也沾了一些泥巴,尽管有雨伞护着,但是也没用,头发也淋了好多雨,像洗了头一样。她骑着车进了旁边一个小区。这时,我的心凉了,我坐在舒适的小汽车里到了家,而老师却自己骑车回家,她肯定又累、又辛苦、又冷。
我真心的对您说声:“谢谢!”为了我们的学习,您冒着风雨来教我们,而我们有时来,有时不来,您还是依然坚持教我们,再次对所有的老师说一声:“谢谢!”
不直接说出所要表达的人或事物,而是借用与它有密切相关的人或事物来代替。
借代种类:特征代事物、具体代抽象、部分代全体、整体代部分。
作用:突出事物的本质特征,增强语言的形象性,使文笔简洁精炼,语言富于变化和幽默感;引人联想,使表达收到形象突出、特点鲜明、具体生动的效果。
方法:
①部分代整体。即用事物具有代表性的部分代本体事物。
例如: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望天门山》
②特征代本体。即用借体(人或事物)的特征、标志去代替本体事物的名称。
例如:你要是爱细腰粉腿,就有跳舞场。(茅盾《现代化的话》)
③具体代抽象
例如:南国烽烟正十年。——《梅岭三章》
④工具代本体。
例如:等到惊蛰一犁土的季节,十家已有八户亮了囤底,揭不开锅。——《榆钱饭》
⑤专名代泛称。用具有典型性的人或事物的专用名称代替本体事物的名称。
例如:你们***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最后一次讲演》借喻与借代辨析
过小年要吃麻糖
小的时候这一天要盼着吃麻糖。据说,小年是灶神上天的日子,他上天要向天帝报告一年来人间的衣食用度及其它天帝想要了解的事。吃麻糖就是想让这灶神的嘴巴被糖给粘住张不开,不能把人间的美味奢华的情景禀报给天,以免得爱吃喝的人们受到处罚---新年带来饥荒,期盼有一个平安的丰年到来。
麻糖的功德有这么大?怪不得祖祖辈辈的人们都保留着腊月23吃麻糖的习俗,这习俗中蕴涵了多少生民善良的愿望。无论如何,春节的年味是丰富的,这要比西方的圣诞节要排场的多,要深刻的多,可以说,春节是世界上的第一大节!从小年开始年味渐浓至初夕夜走向第一高潮,到正月十五迎来第二个高潮,初夕夜迎神的.那一刻,有多少礼花绽放?有多少爆竹燃放?有多少人围着旺火仰天乐?
过小年要吃关东糖
关东糖又称灶王糖、大块糖。一年之中,只有在小年前后才有出售。关东糖是用麦芽、小米熬制而成的糖制品,它是祭灶神用的。清人写的《燕京岁时记》中记载:清代祭灶,供品中就有“关东糖”、“糖饼”。关东糖在东北的农村、城市里,大街小巷、街市上,都有小贩叫卖:“大块糖,大块糖,又酥又香的大块糖。”乳白色的大块糖,放在方盘上,一般有三寸长,一寸宽,扁平,呈丝条状。新做的大块糖,放在嘴里一咬,又酥又香,有粘性,有一种特殊风味,是关东男女老少都十分喜爱的一种糖。它已从灶王爷的祭桌上走下来,广为百姓享用。
农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城里和农村,家家吃饺子、喝酒,庆贺如同大年(春节。在关东的农村,过小年这天,还有一项特别的祭礼活动,送灶王爷升天。旧时,不论贫富,只要是顶门成家过日子,就要在锅台上边的墙上,供奉灶王爷的尊像,在像的两边贴幅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按。”每家都把灶王爷奉为神明,由它来主宰一家兴衰祸福,由于四季常住灶间,察看一家人的活动,自然成为“一家之主”。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祭灶活动,成为天子的五祭之一。汉代以前的文字记载称其为灶神。唐以后又称其为灶君。至于灶王、灶王爷的说法是唐朝以后民间的说法。使他的职称与称呼合为一体,成为另人敬畏、惹人喜爱,有让人怕的神。传说灶王爷叫张生,家里很富。媳妇李氏很贤惠,但不能生育,被张生休了。她勤恳过日子,成了大财主。张生的再婚妇人,好吃懒做,坐吃山空,败尽家业,续弦之妻饿死,张生靠乞讨度日。当张生到李氏家讨饭时,二人见面,张生羞愧难当,一头扎进灶坑里,被灶火烧死。张生升天后向玉皇认错,被封为灶王爷。而今关东农村供奉的灶神却演化成为玉皇大帝之弟,玉皇大帝赐给他灶王的封号,让他成为天地间的使者,作为玉皇大帝的耳目。他每年腊月二十三都要打道回天宫,与玉皇大帝团聚,并汇报这一家人一年中的所作所为,玉帝根据奏报的情况,对这家人进行奖善惩恶。
因此,过小年送灶王爷升天,也成为每家都很重视的一件大事。这天,家家起早,把庭院打扫的干干净净,在院中间设一香案,上边插上几柱香,摆上新蒸好的馒头,三个一叠,共三叠,还要摆上水果、糕饼、关东糖和几碟菜。这家的女主人,用高粱杆精心扎一匹马,一挂车,备灶王爷升天时坐用。在祭祀开始前,主人要先撤掉灶王爷像前的供板,诚惶诚恐地把灶神像摘下来,放到院中的香案上。全家人跪到香案前,双手合一,嘴里不断念叨:“灶王爷升天堂,见到玉皇,多言好事,少说赖话。”那种真诚心情,都熔铸在祷告中。仪式结束时,主人点燃火柴,把烟熏火了一年的灶神像,连同扎的车、马一起烧了。大人孩子们仰望着天空,此时此刻,在冥冥之中,灶王爷已经坐着马车乘长风,披彩云,回到天宫。尽管主人们对灶神表现出十分虔诚,并千叮万嘱灶神上天多说好话,保佑一家平安。但纯朴憨厚的关东农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他们索性用关东糖把灶王的嘴给封上,免得他上天之后,见到玉皇搬弄是非,说坏话。给灶王爷吃关东糖的另一种意思托他到玉皇大帝那里,多给家里人说些甜言蜜语。这种用关东糖封灶王爷的嘴,进行行贿祭灶的独特风俗,是民间按照自己需要塑造神灵。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分类方法本身就是他采取的研究范式的体现,陈望道在《发凡》第一篇的结尾声明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研究修辞学,强调“内容决定形式”而“内容”本身又常为“立场、世界观和社会实践”所决定,任何“内容”都能产生各自的形式,而不是视原先的修辞概念为“有标记”的,而原先的白话概念为“无标记”的零形式,具体到这个分类框架中,我们可以发现,陈望道提出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的两大分野是难能可贵的,“没有修辞就没有任何表达”,在这里他赋予了各种“内容”同样的地位,即使是所谓“粗俗”的市民口语,也没有任何理由比积极修辞低级,如果一个人生活的环境并不需要使用过多的积极修辞,只有所谓“平淡乏味”的修辞能帮助它们很好地适应情境与题旨,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嘲笑它们的语言“低级”呢?
这是与原先的文辞本位相对的,从语义上看,修辞义为修整文辞,陈望道“消极修辞”的提出破除了这一观念,这里有两点积极意义,首先,旧有的纯粹雕琢形式的修辞不再成为少数人所享有的技术手段,而只不过是适应情境与题旨的工具而已,于是修辞学中雕琢词句的“美感”便让步了,语言修辞与表达真正成了所有人的共同能力,或许不应有人为自己不加修饰的“低等”语言而遗憾。在第一篇中,陈望道明确提出自己的几个写作目的,其中之一便是消灭歧视,“将一切歧视文言口语的偏见立时消灭”,同时希望治疗两种病症,一是屑屑模仿病,一是美辞堆砌病,应该说,这在1932年语言新旧更替的中国是有重要进步意义的。
其次,这种让步给了言语更广阔的介入社会的空间,言语的目的在于适应情境与题旨,这就至少为语言的使用打开了两条通道,一方面失去修辞学束缚的言语可以径直走向萨特的“介入”,着眼于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体本身,完全投入对情境与题旨的高度参与,一些原先相对弱势的言语不需要汲汲于用旧“修辞”武装自己,而是可以直接投入战场。另一方面与萨特相对,巴特的零度写作也有了一定的反思基础,各种不同的言语与意识形态直接相连,修辞与否的准绳被打断后,不再有关于优秀语言的单向度的评价标准,反思的矛头便能够直接对准各种话语本身,亦即对准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方面,具有超出修辞学本身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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