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即网络红人,伴随互联网而生。在PC互联网时代,依托论坛、博客等网页,就诞生了大量网红。如今,移动互联网日趋普及。马化腾说,移动互联网才是真正的互联网。每个人都离不开互联网,每个人都是互联网的主人。如果不发生灾难性的巨变,互联网将伴随人类走向未来。有网络,自然会有网红。只不过,当网络成为人类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成为人类社会的基础设施,包括网红等跟网络有关的事物可能不再被提及。
从近期来看,目前网红最活跃的载体就属直播平台了。国内直播平台的数量高达3位数,经过一番惨烈的市场竞争,以及主管部门的治理整顿之后,将会形成少数几家独大的局面。虽然平台数量有波动,参与直播的人数将会越来越多。一大波女主播正在奔向成为网红的路上。
看直播的人越来越多,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但由于政策等方面的因素,在相当长的时期,电视不会消失,而且电视直播与网络直播日趋接近。直播虽然没有取代电视,在长期共生的情况下,网红更容易涌现,也有了更宽广的舞台。大量的存在的直播平台为主播型网红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丰茂的成长土壤。
人民,即是网民。每个人都是内容的消费者,同时也是内容的生产者,因为每个人都拥有生产内容的能力。过去做网红,需要有表演能力、写作才能,现在门槛低了,不能写能说就行,不会说会动就行,不会动让别人拍摄也行。很多人喜欢表现自己、彰显自己,可以随时通过网络满足自己的需求。其中,有所特长的人,就可能成为意见领袖、某个行业的KOL。
潮来潮去的用户,大量有表达***的网民,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容,造就了此起彼伏的网红。铁打的网络,海量的口水潮,生产着一波波流水型网红,一不小心你就是下一个“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缔造者。
我养过许多小动物:有肥肥的小金鱼,有勤劳的蚂蚁,有又细又长的蚯蚓。其中,我最爱蜗牛了。
它有一个“家”——就是龙卷风似的壳,一副蜗牛专用的望远镜——那是它一对机灵的眼睛,一双“手”拿着望远镜——哦,这是可伸缩的触角。
有一天,它失踪了,我往阳台那边望去,有阳光的地方突然闪了一下,我想起蜗牛爬过的地方是有粘液的呀!于是我顺着粘液走啊走,它竟然躲在爸爸的花盆里呼呼大睡呢,真是调皮极了。
蜗牛进食的时候也很有趣,把一片手掌大小差不多大的叶子给它吃,它像没看见似的,我就先去做作业去了。过了一会时间我再过去看,叶子竟然不翼而飞了。
有一天晚上,我憋尿憋的慌,急急忙忙往卫生间跑,忽然发现地上有一个东西,我猜它是蟑螂,要知道我很怕蟑螂的`呀,于是,我大喊了一声——“啊”。爸爸被我从美梦中惊醒了,连忙来看,问了一句“怎么啦”?我说地上有东西,爸爸开了灯,我才知道那是我的小蜗牛。因此,我明白了它是夜行动物。
就是它,给我带来了喜、恼、悲、乐,让我天天有不同的心情,让我更加喜欢它了,让我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胡老先生说,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他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许三多说,活着就要做有意义的事,做有意义的事就是要好好活着。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做不到像笛卡尔,苏格拉底一样从哲学的意义去思考,也不具备像屠格涅夫一样看到人性,社会现状更深层次的东西的能力,亦不能像胡先生一样,思考关于人生的意义,文化起源与进程,人应担起的社会责任,个人价值实现,民族大义,我总是在执着一些很小的事,我不知道我为何不能考虑一些大的,有意义的,更高尚的\'事,却只是沉浸在自己的小情绪里不能自拔。
前两年我过得不好,是我自己让自己过得那么不好。因为一些如今想来不值一提的小事,时常让自己处于伤心之地。一想到父母,便潸然泪下。一想到父母的话,便禁不住一直哭。所以那两年不再往家里去电话,也不愿啥事都和父母说。偶尔父母来电话说什么,我也只是应着,不再表达自己的想法。伤心急了的时候,我总是决绝的`说要离开。爸爸说,你连爸妈也不要了吗?我说,因为是你们不要我了。事后我时常为自己说出这样赌气伤人的话而懊恼,下次又死不悔改。妈妈也觉得我变了,说我每个星期固定给家里的电话没有了,说我以前一放假就回家,现在过年都不愿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为什么钻进死胡同里出不来,为什么要让大家都不高兴,我也不想的。
小时候,我是个偏激的孩子。长大了,我在控制自己的偏激。可是,在父母面前我总能原形毕露。我不是个爱哭的人,面对父母我却时常在哭。从小学来的好脾气,那些伪装的坚强,竟这般溃不成军不堪一击。
花了很长的时间,我让自己想通了,想着父母的不易,想着从小的被偏爱,想着自己的不该和该。该长大了吧,宽恕自己,也应体谅父母。
没有力量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也不具有牺牲自己为人人的大无畏,只能是尽力不要给人添乱,不给国家添乱,不给亲人朋友添乱,努力做好一个普通人。
我理解的生命的意义,就是你决心做的每一件事,是你的决心,也是你为之付出的每一份努力。
法国作家莫洛亚说,“人人能因被人认识而得益”,网络传播使这种效应呈几何级数扩大。在利益驱动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网红自我炒作和投机的行为,由此催生网红商业模式的泡沫。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义平认为,网红现象会助长一部分人通过各种途径试图一夜暴富的浮躁风气,当这个社会中人都不那么平静、都想一夜暴富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不正常的,再者,迅速成名的网红又多是昙花一现。因为真正的“红”在现代社会需要持续的能力的支持,网红不会提供这一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如果说网红可以创造价值和GDP的话,它只会推高GDP的泡沫。相比之下,农业方面的GDP涉及到“谁来养活中国”,制造业方面的GDP涉及到“中国的强大预付”,网红不创造任何物质财富,只不过是物质财富的一种再分配。
对照古典经济学的说法,劳动是创造财富的一个重要途径,“网红商业模式对GDP是否有贡献?”值得我们去思考,但毋庸置疑的是,内地的经济增长需要高质量的经济效益。而网红在用人气换取物质财富的同时,作为传播主体也在传递着不同形式的文化。作为欧洲万像电影节主席,贾振丹希望网红中能够出现更多对社会有正面影响力的人,来引导产业、习俗或是社会道德。
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人们展示着对艺术、游戏、运动、美食等领域的演绎,但网络直播门槛的降低,使得网络直播内容良莠不齐。中国播音主持业界学术元老、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退休教授吴郁认为,过去的直播是针对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现在的直播门槛降低了,年轻人在网络直播平台上记录生活或自我表现时希望得到首肯,是对“成功”较片面的理解,同时使得这一虚拟世界出现踩底线和打擦边球的情况,应该多向积极阳光的方向去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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