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生机勃勃的春天,更喜欢家门前绿油油的小草。
有一次,我来到家门前的草地上,那绿油油的小草,是多么富有生机。春天一到,它立刻铺满整块土地,我常常看着这些小草,一阵春风过后,小草左右摇动,不时弯下腰,过一会,它有恢复。我看着这些小草,常常使我心旷神怡,乐而忘返。
你别看小草这样柔弱,但它的生命力是最顽强的。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使小草弯下了腰。一次次的雷声,打破了春天是的宁静。暴风雨终于停了下来,小草的身体已经要到下来了,身上还有着一颗颗雨珠。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写的这首诗可真好呀!一棵棵小草,虽然鲜花美丽,也没有白杨那样挺直,但它那顽强的生命力是不可比的。
我爱家门口的绿油油的小草。
现在社会进步得飞快,各式各样的钟表更是多得数不胜数,而在那么多钟表中,我还是最喜欢摆在我床头的那个小闹钟。
那个小闹钟的外形是个可爱的丁当猫,圆圆的脸像个大面饼,雪白雪白的。大大的脸上长着一对绿豆般大的眼睛,黑得透亮,和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脸蛋的两旁,立着两只小巧玲珑的耳朵,看它的神情好像在认真地听着主人的述说。最漂亮的还要数它耳朵上的那个粉红色蝴蝶结。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蝴蝶结,它可不是单单用来装饰的。只要按一下这个蝴蝶结,这个丁当猫就会亮起来,像一盏小灯,每天晚上我都会和它说悄悄话,所以它也是我的“知心朋友”。这个丁当猫的下半身就是一个可爱的小闹钟,所以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上身大下身小。
其实,我以前也不怎么喜欢这个小闹钟,总觉得它太普通了,并没有给我多大的帮助。我对这个小闹钟的看法是在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才改变的。那天早晨,我正在香甜的睡梦当中,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铃声,我心想:“大清早,乱叫什么,扰了我的好梦。”我把闹钟拿到眼前,瞟了一眼。“呀!”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已经是七点十分了。我从床上跳起来,抓起衣服就往身上穿。穿完衣服,挎上书包,就往外冲。一直冲到班门口,上课铃准时打响了。多亏了这个小闹钟,要不然,我还在被窝里呼呼大睡呢!
从此以后,我就把这个小闹钟放在我的枕头边上,和它聊天。它也用清脆的滴答声回应我。
我喜欢这个可爱的丁当猫小闹钟。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分类方法本身就是他采取的研究范式的体现,陈望道在《发凡》第一篇的结尾声明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研究修辞学,强调“内容决定形式”而“内容”本身又常为“立场、世界观和社会实践”所决定,任何“内容”都能产生各自的形式,而不是视原先的修辞概念为“有标记”的,而原先的白话概念为“无标记”的零形式,具体到这个分类框架中,我们可以发现,陈望道提出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的两大分野是难能可贵的,“没有修辞就没有任何表达”,在这里他赋予了各种“内容”同样的地位,即使是所谓“粗俗”的市民口语,也没有任何理由比积极修辞低级,如果一个人生活的环境并不需要使用过多的积极修辞,只有所谓“平淡乏味”的修辞能帮助它们很好地适应情境与题旨,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嘲笑它们的语言“低级”呢?
这是与原先的文辞本位相对的,从语义上看,修辞义为修整文辞,陈望道“消极修辞”的提出破除了这一观念,这里有两点积极意义,首先,旧有的纯粹雕琢形式的修辞不再成为少数人所享有的技术手段,而只不过是适应情境与题旨的工具而已,于是修辞学中雕琢词句的“美感”便让步了,语言修辞与表达真正成了所有人的共同能力,或许不应有人为自己不加修饰的“低等”语言而遗憾。在第一篇中,陈望道明确提出自己的几个写作目的,其中之一便是消灭歧视,“将一切歧视文言口语的偏见立时消灭”,同时希望治疗两种病症,一是屑屑模仿病,一是美辞堆砌病,应该说,这在1932年语言新旧更替的中国是有重要进步意义的。
其次,这种让步给了言语更广阔的介入社会的空间,言语的目的在于适应情境与题旨,这就至少为语言的使用打开了两条通道,一方面失去修辞学束缚的言语可以径直走向萨特的“介入”,着眼于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体本身,完全投入对情境与题旨的高度参与,一些原先相对弱势的言语不需要汲汲于用旧“修辞”武装自己,而是可以直接投入战场。另一方面与萨特相对,巴特的零度写作也有了一定的反思基础,各种不同的言语与意识形态直接相连,修辞与否的准绳被打断后,不再有关于优秀语言的单向度的评价标准,反思的矛头便能够直接对准各种话语本身,亦即对准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方面,具有超出修辞学本身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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