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时四年级下半学期,我下课后在楼梯上追逐打闹,一不小心,摔了个大跟头, 疼得我连步子都迈不开了。爸爸知道后,连忙带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是软骨扭伤了,爸爸十分着急:“俗话说的好‘伤筋动骨一百天’看来这下得好好调养几天了。”于是,二话没说,就拨通了黄老师的电话,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并向领导请了很久的假。
自从爸爸把我从医院接到家后,他每天都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关心我,我需要什么,他总是在第一时间给予我,平时不怎么下厨的他还特地熬大骨头给我吃,甚至晚上要亲眼看着我入睡,他才放心,第二天,我发现爸爸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心想他一定是晚上没有休息好。
一周过去了……
星期一,爸爸开车把我送到学校,并亲自把我背到教室 ,还再三叮嘱我千万不要乱跑。晚上,爸爸来接我,还把我从一楼背到五楼, 到家时,我看到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额头以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第二天,妈妈不停的把菜夹给爸爸,让他多吃些,这时我才发现,这几天下来爸爸真的瘦了,看着他,我的眼泪不禁流了下来。
以前,我从不知道父爱是有味道的,但我今天才知道,父爱是甜的!
父爱同母爱一样的无私,不求回报;父爱是深沉的,严峻的;父爱是一种默默无闻,寓于无形之中的一种感情,只有用心的人才能体会。
父亲已年过五十,额头上的道道皱纹是他饱经风霜的见证,微陷的眼珠不难令人看出他的辛劳。父亲的话不多,也没有什么深刻的道理,但是他给予我的爱却是无处不在,十分细腻。
每天清晨,父亲总是五点多就起了床。等我六点多醒来时,桌上已放着热乎乎的早饭。
学校不允许初一学生骑自行车,公交车又太慢。如果我要乘公交车就意味着要提早起床。于是父亲决定骑车载我去上学。骑车载人是很难的,要掌握平衡还要控制好方向,所用的力气也是一人骑的两倍。父亲总是尽量把车骑得稳一些,让坐在后面的我坐得舒服。
有时不巧下雨,父亲会说:“把伞往你自己那里撑点吧,我淋不到的。”下车后却发现父亲的'脸上在滴水,身前的衣服也都被打湿了。
每天,父亲总要载着我骑过那座高高的桥。哪怕是冬天,我也能看见父亲脸颊上挂着一层细密的汗珠。我曾在上桥时问过父亲:“要不要我下车自己走上桥?这样你也省力一点。”他微微地喘气,道:“不用,我力气大着呢!这小小一座桥算什么?一点也不累。”
到了学校,我总是在父亲刚减速,还没停时就跳下了车。父亲就会板着脸教育我,说不安全。
父亲虽然工作辛苦,但从不抱怨,照样整天乐呵呵的,一心为了我好,为了家好。我为有一个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
1963年,17岁的少年比尔·克林顿在白宫玫瑰园里,见到了肯尼迪总统。握手的一瞬间,他冒出一个疯狂的念头:我也要做白宫的主人。
此后,克林顿却连续三次放弃去华盛顿。1973年,他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华盛顿一些政治大佬看上了他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戈文助选的经历,邀请他去工作。克林顿考虑了十天,拒绝了,他厌倦了给别人拉票。碰巧,阿肯色大学法学院需要一名助理教授,他决定去做教书匠。
1974年,他萌生了参选阿肯色州联邦众议员的想法。此时,一个名叫约翰·多尔的老朋友打来电话:“我现在是联邦众议院首席顾问,负责调查尼克松总统是否应受弹劫一事,需要年轻律师,快来华盛顿吧。”这一次,克林顿只考虑一天,就谢绝了。约翰·多尔十分震惊:“你犯了个愚蠢的错误。这是弹劾总统!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历史性机遇,你居然放弃?”
“全美国有才华的年轻律师都愿不惜代价为您工作,而除我之外没有一个年轻人愿为阿肯色而战斗。”克林顿礼貌地挂断电话,投入联郑众议员竞选中。他每天工作18个小时,跑遍全州21个县。在每个偏远的小镇,他走进商店、咖啡馆、加油站甚至殡仪馆。“我喜欢一对一地‘零售’政治。这些小店主和殡仪员,认识镇上全部的人,他们就是最重要的选票。”结果,首次参选的他得到48%的支持率,但老资历的共和党人还是赢了。
1975年底,支持者们怂恿克林顿再次参加国会议员的竞选,“去征服华盛顿政治圈”。一个小时后,克林顿就说了“不”。“既然我想为阿肯色做事,不用做国会议员,做别的也行。”他决定竞选州检察长,这次他成功了。1978年他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州长,并获得五次连任。
1992年,从未在华盛顿政坛“混”过的克林顿,成为白宫主人。回首往事,他说:“决定人生的并不是你选择了什么,而是你选择放弃什么。如果当初我去了华盛顿,我后来根本不可能当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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