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当中会有许多次选择,而且许多时候一次选择决定了你的一生。记得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年轻的时候。”
在中国达人秀里,刘伟是那里一颗璀璨的星星。他10岁因意外触电失去双臂,他并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总是说自己要精彩的活着。他在达人秀赛上说了一句惊醒我的话:“要么赶紧死要么精彩活着。”他的这就话惊醒了多少因为残疾而又放弃生活的人!经过他三年学习用脚弹钢琴在中国达人秀获得冠军。如果他选择了消极,也没有他现在的成就。
在中国人被诬为“东亚病夫”的黑暗时代,鲁迅抱着医学救国的热情东渡日本留学。当他从电影中看到中国人被日寇砍头示众,周围却挤满了麻木不仁看同胞被害的人群的情景后,内心受到极大震动,他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健壮也只能做毫无疑义的示众材料或看客,病死多少也不必以为不幸的”。因此毅然弃医从文,献身于唤醒沉睡的中国民众的革命文艺运动。成为了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
被称为发明的大王的爱迪生是世界著名的发明家、物理学家、企业家。拥有众多知名重要的发明专利超过20xx多项。他在发明电灯的时候提出改革弧光灯的实验,为了这项实验达到满意度,必须找到一种廉价、耐高温的材料做灯丝。他每天工作十八、九小时,每天清晨三、四点。从一八七七年到一九零八年发明用钨做灯丝。他和他一个精选的助手苦心孤诣地研究了近十年的时间,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失败。一会他以为走到了目的地了,但一会又知道错了,但是爱迪生从来没有动摇过,再从新开始。大约五万多次试验,一百多本试验笔记方才达到目的,所以才有我们今天使用的电灯。
记得母亲在我懂事的时候常常给我讲这个故事:在一个村庄里,住着一位睿智的老人,村里有什么疑难问题都来向他请教。有一个聪明又调皮的孩子,想要故意为难那位老人。他捉了一只小鸟,握在手掌中,跑去问老人:“老爷爷,听说您是最有智慧的人,不过我却不相信。如果您能猜出我手中的鸟是活的还是死的,我就相信了。”
老人注视着孩子狡猾的眼睛,心中有数,如果他回答小鸟是活的,小孩会暗中加劲把小鸟掐死;如果他回答是死的,小孩就会张开双手让小鸟飞走。老人拍了拍小孩的肩膀笑着说:“这只小鸟的死活,就全看你的了。”
每个人的前途与命运,就像那只小鸟一样,完全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升学也罢,就业也罢,创业亦如此。只要奋发努力,均会成功。一位哲人说:人生就是一连串的抉择,每个人的前途与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努力,终会有成。
你有没有想过死亡?如果有,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死了,那么会有多少人为你而感到悲伤?如果没有人为你悲伤,那么你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
每个人或许在悲伤透到你的骨子里的时候,它把你噬成一个空茫的大洞,你的感情已经没有任何波动的时候,你会选择死亡。可是,你想过吗,你曾经会为了一件快乐的事情而微笑,你曾经会为了一件伤感的事情而落泪,这不是你的感性吗?所以,请你不要放弃你自己,或许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会在下一个拐角柳暗花明又一村。既然如此,那么不要选择死亡。
或许你会在遭到失败的时候想到死亡,它把你打得一蹶不振,打得你万念俱灰,痛得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伤得你连复原的希望都看不出来,你会选择死亡。可是,你想过吗,你失败了,那说明你曾经有一股冲劲,推着你向前走,你那时是那样年轻气盛,意气风发,这些东西呢,也许你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想想你那时候的卓越非凡,既然如此,那么不要选择死亡。
当你被怀疑,被背叛,被千夫所指的时候,你会选择死亡。因为你认为你已经没有了生存的价值,被最信任的人出卖,被最信任的人怀疑,被所有人唾弃,鞭打,已经没有一个人能和你站在同一战线上,就像你一个人,和所有人站在决战巅峰,这是场注定失败的战争。但,绝处逢生,千钧一发的先例并不是没有发生,如果这一群人背弃了你,你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群人;如果你注定战胜不了,那么你就放弃,因为那一群人没有战斗的价值。
选择真实的材料,要求MBA考生对所选用的材料要去伪存真使其符合客观实际,正确反映生活的本质和事物的主流。不同文体对材料的真实性要求不同。
选择典型的材料,就是选那些能够深刻地揭示事物本质,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强大说服力的材料,力求以小见大。
选材还应求其新颖,要选那些内容新鲜、富有新意、吸引入、打动人的事物。MBA考生应培养自己善于敏锐地发现新事物的能力。
鱼儿选择了硕大的海洋,遨游无际,鸟儿选择了蔚蓝的天空,展翅翱翔……鱼鸟没有他人的随意指引,却能有不一样的选择,展示自己的才华,那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不一样的道路。可见,世间道路千千万,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才是自己最完美的选择。
敢于选择,可以使人类有不一样的成就。弃医从文的鲁迅先生,他不仅敢于选择,还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五四爱国运动前夕,鲁迅终于选择了写下《狂人日记》,揭露历史,这一选择使他成为了革命先驱者。敢于选择不一样的方式,哪怕前方道路多渺茫,也会有不一样的成就。若只执着于自己为伤残者治疗的选择,又怎么会知道自己换一种方式不会有所成就呢?成就不在于大小,而在于你是否敢于有这一步的选择。
学会选择,可以使人类有丰富多彩的人生。红丝带学校创办人郭小平,他不仅学会了选择,还获得了广大人民的尊重。郭小平坚定选择了创办艾滋病患儿学校,让艾滋病小孩有书可学,这一选择使他荣获了20xx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学会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哪怕前方道路都艰辛,也会有不一样的快乐。若只局限于自己一开始的选择,又怎么会知道自己换一种人生不会有所幸福呢?幸福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是否学会有下一步的选择。
尝试选择,可以使人类有各自的发光点。十年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他不仅尝试选择,还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越国被吴国打败后,越王勾践尝试选择了忍辱负重,努力管理国家大事,这一选择使一个受欺压的国家变成了强国。尝试选择不一样的生活,哪怕前方道路多泥泞,也会有不一样的发光点。若只忍受战胜国的欺压这一懦弱的选择,又怎么会知道自己换种生活方式不会有所发展呢?发光点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是否尝试有这一步的选择。
选择来自于方方面面,不一定要随波逐流,不一样的选择带来的就是不一样的成就,不一样的快乐和幸福。自己选择的就一定要毫无保留的、坚持的走完,哪怕前方是悬崖,也要随风横渡过去。
主题是文章的灵魂,题材是为主题服务的。选材必须紧紧围绕主题进行。离开主题选材,题材便杂乱无章、毫无意义。主题不是抽象的架空的东西,必须通过题材予以表现。
根据主题选材要注意选择角度的新颖,避免干人一面。
幼小的海鸥在茫茫的大海面前选择了学习飞翔;蚕在从蛹变成蛾的孵化过程中选择了冲破蚕茧;人生路上,我们都会有许许多多的面对。每一次面对,我们都必须作出选择,面对什么,我们都无法自己做主,但应对的方法都必须由我们自己选择。而我面对失败,我选择了坚强。
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坚强。无论遇到什么失败,只有坚强,才会成功,只有战胜失败,才有希望。如果你不坚强,什么事都解决不了,什么事都不成功,都不会有希望,那么,人活着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不管怎样,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太阳依旧升起,懦弱与坚强,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记得那是三年级的时候,一次单元考试,题目并不是很难。我在答卷的时候,都是瞟了一眼题目,就在试卷上填写答案了。我心想:这么容易的卷子,我一定能考出好成绩!
放学后,老师叫我去一趟办公室,我大惑不解:难道我考得不好吗?应该不会吧,这张考卷也不难啊!我带着疑惑走进了办公室,走到了老师的面前。老师正在批改我们的试卷,见我来了,老师不紧不慢地从抽屉里取出一张试卷,递给我。我接过考卷,看见考卷上用红笔赫然写着一个大大的数字:78,而这正是我的考卷!我大吃一惊,怎么回事?这张这么容易的试卷我只考了78分!老师还在批改考卷,他头也不抬,问我:“你觉得你应该只考78分吗?这成绩对你来说已经是不及格了。你回去必须要好好地反省。”
我走出办公室,收拾好文具,背起书包回家了。路上,下着牛毛细雨,觅食的鸟儿见我走来,也飞走了——连鸟儿都不理我了。我的脚像灌了铅似的,迈不动步伐。走着走着,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回到家,爸爸问了我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说:“你的学习生涯就像在切洋葱,虽然眼泪不住地流,但是为了吃上可口的菜肴,你还是要继续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微微点了点头。听了爸爸的一番话,我振作了起来,我要坚强面对这次失败,用实际行动证明,我是强者!在下一单元的考试中,我取得了好成绩,更懂得了要坚强面对一切困难,失败有时也是财富。
是的,受伤时我们要宽容,要理解,同时也要关心!人真的非常奇怪!我就这样学会了坚强。我们是不是应当为本人的勇气,坚强,而谢谢曾经的怯懦,哭泣呢!有一位哲学家说过:“我来到这世界上,是为了看到灿烂的阳光。”其实生活中处处有阳光,但是阳光出现前要先有风雨。只有经得起生活中风风雨雨的考验,才能成为坚强的人,有所作为的人。坚强,是我们生活组成的一部分。没有坚强就没有克服失败困的勇气;没有坚强,就没有通向成功的动力。
西方思想从康德以后发生了“诗性转向”,自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开始,各门学科都调整了视点,力图从艺术阐释入手进入本学科领域,最初的理由是宗教起源于神话,可神话并不是教义,而是艺术作品。进入十九世纪后半叶,如结构主义语言学、存在主义哲学等几乎就是从诗歌研究起步的,存在主义哲学在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性主义的质疑中,毫不留情地讨伐了苏格拉底对柏拉图灌输的“要追求真理必须走出感情魔障”的论断最终让人失去了“本真”的“此在”,让人无法聆听到神圣的声音,直至丧失了最安全最可靠的“家园”。
人要回到人自身,回到本真的家园,这个目标不是科学理性能够实现的,重返家园只有诗歌才能靠近。海德格尔用了“靠近”而不是用“抵达”进行描述,也就是表明永远都处于“在途中”的状态。叶世斌的诗集也叫《在途中》,这本诗集站在存在主义的哲学起点上,以诗歌的方式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存在的可能性意义进行了一次个人化的追问与探索,并完成了由存在主义到人道主义诗性哲学的嬗变,从而确立了一种不愿放弃终极的诗歌品质。
海德格尔把诗人看成是“人和神之间的使者”,站在人和神之间的诗人,虽然看不到神,但能看到天空,诗歌是对天的仰望,在仰望中捕捉到了神的信息,概括地说来,由于诗是以个人化而非公众化的情感体验领悟着生存赋予人的痛苦、欢乐、收获、幻灭、光荣、耻辱等种种事实,由于诗的“非他人化”、“反推理性”、“拒绝真理过滤”,是一种真实可靠的吟咏,因而聆听到了神的声音,感悟到了神的喻示,呈现了本真的存在。康德认为人的隐藏的判断力是超越纯粹理性和实验理性之后的审美经验和艺术经验,海德格尔的进一步总结认为就是诗。所以真正的“诗性”就是一种“神性”。
叶世斌的诗集《在途中》对生命、人格、尊严、价值、意义的追问和探索与存在主义哲学最先形成的是内在结构上的对称,这不是诗人选择的结果,而是精神上的默契。诗中的悬空、无根、沦陷、沉没、失踪、幻灭的意象密集地埋伏在稿纸上,反复引爆,开山凿石般地炸开前行的路。叶世斌“在途中”不只是为了抵达,而且是在途中不断寻找“路途”,在途中的自我批判、反省、救赎中一路跋涉,最终立足于人道主义的城垛上眺望家园和神的居所。
人之“在世”是因为“站出了自身”,“站出了自身”就是站出了动物性生存,于是就有了时间和空间的选择,就有了意义和终极的要求,这是人的自由,也是人的灾难。人之“在世”的方式注定了人必须面对两种存在可能:一个是本真的存在,一个是非本真的存在。然而人在本真和非本真的夹缝中却被剥夺了选择权,人的悲剧就在于你根本就不能超越力量强大的非本真生存,比如公众意志、日常行为、传统方式、流行观念是根本不让你超越的,而且是集体认同的真理。所以“此在”的人把“自己”交给了别人,把自己交给了“日常”,自己不再是自己,日常的自己是假冒的自己,是名誉的自己,海德格尔称做“日常自己”,或“他人化”的自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买衣服逛商场并不是逛自己,而是逛别人能够接受的自己,说话做事的合理性是别人认为的合理性,而不是你自己的合理性,所以诗人为什么要眺望童年、湎怀丢失的时光与风景,因为那里保留着没有异化没有被分裂的本真,那里有着神性的光辉。
叶世斌的《在途中》与前两部诗集《门神》和《倾听与言说》有了很大的不同。高强度的情感爆发力和尖锐的感觉穿透力是叶世斌诗歌最显著的特质,而其诗歌的视点前后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前期的诗歌气质中流敞着尼采、叔本华的血脉,用焦虑、绝望的内心体验着荒诞和荒谬的存在如何将“自己”挤压、异化、分裂,是由内向外的透视和撕裂,是内心演绎的存在,更多是臆想、放大、虚拟的存在;而《在途中》的相当一部分诗中,虽继续坚持着早期既有的对生命、对存在的性质认定,而视点却转换成由外向内的递进,即由客体的事实引发内心的自省与审判,“由我而事物”到“由事物而我”,这种转变在诗歌形式层面上几乎很难看出来,但它在另一个意义上昭示了诗人和诗歌更逼近形而下的存在,更强化了内心的质感和体验的具象,通俗地说,是具体的生活在诗歌中下沉,而不是用诗歌发酵一种臆想的生活。这样阐释是要说明叶世斌的《在途中》与荷尔德林的《归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诗歌的哲学,一个是哲学的诗歌。从阅读对诗的期待来说,人们愿意读到诗歌中的哲学,而不愿意读到哲学中的诗歌。
诗歌的本质是抒情,诗歌抒情的高贵性在于高端体验中翻译了不可言说的生存真相,唯有诗才能逼近本真的生命,这是诗人骄傲的根据所在。在全面技术化和物质化的时代,人被挤压到存在的边缘,人注解着物的存在,物是人的尺度,物本主义消解了人本主义,就像《鸽子一直传输和跟踪我》一样,物化了的手机屏上的“鸽子由来已久/一直传输跟踪我/悉知我的快乐,愤怒,恐惧/和鲜为人知的秘密”,“我不时地望着它,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不只是传输和跟踪,还有隐形的警告和随时发生的出卖。在《我是一个被雷击的人》中,“我”已被电控制了全部的行为,电成了另一种生存血液,“电流,这个世界和我的血液/输入我的每个细胞,纠缠/和捆缚我。”叶世斌以诗阐释了“人被物控制和制造”的悖反与荒谬,在人们集体被物征服之后,人们已经失去了对自身的认知能力,不知道人实际上已成了“电源”的目的,人成了电源使用价值的一个目标,潜伏在我们生活中的科技意志一天天地在瓦解我们自身的意义,删除人的本真的天性,电源接通的时候,“现代物质温暖和照耀着我们/如同这个夜晚,被白炽灯/和取暖器瓦解,构建/生活对我们的改变。”“我们迎着光亮,成为/夜晚的一种温度”,那么我们的温度在哪里呢?叶世斌以诗歌隐喻和象征的叙事体验呈现了人的下沉和主体的失踪,不谋而合了存在主义哲学中“人是有待被制造的人料”这一颠覆性的人的定义。人被逐渐纳入到科技体系内,科技的力量就重新塑造了人,人的自然性(本真性)遭遇了根本上的破坏,人异化成了物的零件。叶世斌有不少诗歌揭示了这种混淆和异化以及目的的被篡改,《花摊》一诗中,“这些争相购花的人/早已被花朵收购”,在不停追问与领悟中的诗人,极其准确地为当下的人进行了定位,这就是“客居”,当“自己”和“本真”消失的时候,人与“在世”的关系就是租赁关系,《城市和宾馆大厅的一盆竹子》中我和这个城市以及一盆竹子都是这个世界的客居者,是租赁在这块有限土地上的客居者,这里不是对生存形态的一种探究,而是对生存事实的确认。没有家园而在途中,没有本真而被悬空,所以城市、我、竹子“盘根错节/被堂皇的钢铁和水泥笼罩/被客居的虚伪和倦怠伤害”。正如《我不知道所有的租金是否偿还》中所说的,“租赁的事物令人疑心/所有成果变得沉重而残忍”,当生命和生活的全部过程建立在一种租借程序中时,“客居的虚伪把我熄灭”就是不可避免的。
“异化”之后人的存在状态表现为“客居”和“租赁”,“客居”、“租赁”下的是本真生存的“虚悬”和“失踪”,《手执火把的人》无法照亮夜晚,只能照见黑暗,“手执火把的人/被自己举着”,却“无法执掌/自己。风在火焰上摇摆/给他火势,那就是他忽然/被吹熄,或被火卷走的时候”,手执火把的姿势成为一种虚悬和危险,就像《坐在院子里的女人》,与椅子、桂花、阳光甚至院子毫不相干,人在失去本真后成为院子里的被抽象出来的符号,亦如高天《流云》,“天空回到它的本义/还有什么比流云更缺乏根据/这悲壮的一刻不停的流云呵/匆促的无可挽回的流云/不是一场风鞭子似的/跟在它的后面,而是隐蔽在/天空深处的虚无,那永恒的/虚无驱赶着它们!已来的/未来的都将带着我们的/泪光,赶向虚无”。《找不到落点的蜻蜓一直飘着》中,蜻蜓触碰的都是“不踏实的事物”,“三十个夏天/过去,池塘和垂柳都已/枯死。那只张着翅膀的/蜻蜓,找不到落点。”没有“落点”的“虚悬”是追求终极和还原本真全面失败后的人类的共同的隐喻。现代物质挤压下的“无根”性是人类的集体困境,病毒一样的四处漫延。存在主义哲学在尼采和叔本华那里是极其悲观的,叔本华把人生过程看成是一次自***的慢动作演示,叶世斌的诗歌在另一个层面上将“自***”与“他***”纠缠着解释和体验异化与分裂所造成的生存伤害,所以他的诗中反复出现“活埋”的意象。在一首《这条临时的即将的闪电》的诗中,“摇摆的槐花,宿命的槐花/一生完成一次下落一生都在/一刻不停一去不回地抵达”,人的一生就是一次一去不回的抵达,所有的美丽与喧哗都是瞬间的闪电,如同死亡不可替代一样。在叶世斌早期的诗中,他计较着精神和灵魂失踪后的“敌人”和“对手”,并表现出了死不瞑目的愤怒与抗议,而《在途中》的存在体验虽然有着类似的哲学背景,却在诗的形态上已经表现为沧桑际遇后的从容和淡定,并且冷静地审视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压迫与窒息,在《平静和亮得看不见的玻璃》、《这个夏天被堵得严严实实》等诗中已经表现出了诗人强大的承受力和直面的勇气。这一系列诗中,诗人的表达与言说不是为了算账,而是为了领悟。诗的境界明显得到了强力提升。诗歌之于哲学正在于体验和领悟,是体验领悟后的呈现,而不是实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诗性。应该说,《在途中》更逼近诗性的哲学,而不是定义的哲学。
人最难解决的就是孤独,人本来就是孤独的个体,在罪过与信仰,绝望与激情,生存与死亡,教堂和墓地之间,人的最大的孤独在于精神的孤独,心灵的孤独,那就是“失踪”与“虚悬”后的无话可说与无处可说,即丧家之犬的事实。存在哲学之父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颤栗》一书告诉人们,并不是所有的孤独和绝望都有力量决定着你视线的方向,重要的是在路上你将何为。二十世纪神学家卡尔。巴尔特说“人类被拯救的时刻是这一时刻,只有被逼到悬崖上走投无路不得不跳下无底的深渊,这瞬间他才获得了拯救,上帝托住了他。”叶世斌《在途中》一直顽强地表现出拯救的愿望与意志,因为他知道一个诗人真正的精神***是在绝望中放弃自我拯救。上帝拯救的是那些一路餐风露宿风雨兼程的朝圣者。
存在的失真造成了距离神圣越来越远,表现在《我们因为看不清自己而美丽》这首诗中是人与雾的关系,世界是一个迷惘无边的雾境,“历史和未来,所有的事物/被雾裹着。一部分文字/拂去雾,把我们带进/更深的雾里。我们的目光/被雾围困,目光敏锐而收缩”,雾里事实是不可翻译和言说的事实,是接近了最本真的事实,用诗来表达就是“美丽”的事实。日常的生存被公众理性、传统世俗、集体规则反复过滤和篡改,这使我们遗忘了自身的由来和出处,“因为什么,我把/绝世的真情/谋***?遗忘抽象着往昔/橡皮一样慢慢擦去/疼痛,罪恶和灾难”(《遗忘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能力》)遗忘的过程是失真的过程,也是自***的过程,诗人不能容忍底线失守,于是自省、自审、自救就成了叶世斌诗歌的重要方向。
“走近上帝的是/是哪一种鞋码?它怎样/错开车辆,蚁虫和自己”(《父亲和我正陷在途中》),面对这不可救药的生存事实,叶世斌以诗的方式表达着找回本真,重返家园的努力。这是一次蜕化变质后的出发,是一次诗性哲学的转向。叶世斌以宗教的情怀,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开始了他的灵魂救亡的诗歌之旅,用笃定、沉稳的视角反省人被异化的灾情,以一种强烈的忏悔与救赎的态度表示了自己被异化分裂的苦痛,以及必须承担的责任。“自我”本真的丧失,除了物质和世俗力量的摧残,人自身的妥协甚至是合作加快了灵魂异化与精神分裂的速度和效率,《在生命形态的完成》中石头被塑造和雕凿的过程,就是石头被异已化的过程,“我就是一条河豚,以毒性?和自虐为生,不可救药”(《自虐的河豚》),人在很多时候,是靠繁衍毒素为生的,而不是靠信仰和神圣活着的,比如以毒攻毒,以恶制恶,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仇恨和敌意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精神质地,这使得人不仅自己远离了神圣,而且还制造了“在世”的焦虑与恐惧。物化的世界里,我们不仅对神是有罪的,对自己也是有罪的。叶世斌诗中以“故居”的意象表达了原初纯净的家园,表达了失落和丢失“故居”的愧悔,那不只是追忆,而是在追忆中的精神重返。“故居”保留着岁月的真相,“故居的石阶知道我的鞋码/不知道我出门后的走向”,出门后的人注定了像兔子一样穿行,焦虑、恐惧、紧张、分裂、异化不属于故居台阶上的“我们”,我们努力地与这个虚假的世界进行合作,同台表演,当我们被雕塑成形的时候,那就是本真之我的“活埋”。叶世斌当意识到客居在世的时候,便无法宽恕自己的合作和自我出卖,于是他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一些丧失把我们变成神/正如一些获得把我们变成鬼”,“我们获得很多,是因为失去更多”,在《这是木鱼》的声音中,诗人开始忏悔,“我的一生多少罪孽/如同我的心里多少泪泣/垂直的雷霆在我耳际沉默/我连自己的哭声都无法听见”,如同一只焦虑的兔子,“多少年,我面不改色/在心里流汗,在原地逃窜/偷取的自由到底多大面积/是否一片蓖叶就能覆盖我的安全”,(《穿行的兔子如同黄昏的一根白发》),诗人在忏悔与自审中决绝而坦诚,公开承认“我的命运人迹罕至”。在巨大的孤独和遥遥无期的途中,诗人内心压抑着一场揪心的泪水,如芭蕉上的雨,足以使整个夜晚泪流满面,而在归家的途中,不必倾诉与宣泄,重要的是内心修炼与皈依,修炼神性,皈依神圣,那样才会让内心安静详和。在第二辑《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中,诗人的宗教情结和人道主义理想旗帜鲜明,并成为《在途中》诗性哲学的终点。这一辑中对生命的关怀、对脆弱的悲悯、对死亡的宽容、对亲情的珍惜,都已经超越了世俗层面的形而下的情感,而上升为一种博大的人生态度和哲学立场,《千佛洞》、《济南的佛》、《这是木鱼》、《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是《在途中》真正能够打动人、震撼人的诗作,诗人的忏悔、悲悯、拯救、普渡众生的情感虔诚而洁净,毫无杂质,只有聆听了神的声音,才会有与神交流的可能,这不是权力,而是心力。“我跪拜而来,满含泪水/佛呵,我的心早已千刀万剐/我的一生罪孽无数。请将绝世的/磨难累赐于我以至万劫不复/但我的祈祷声声啼血:请你饶恕”(《济南的佛》),“香炷的火向下走,接近/人间。香炷的烟向上升/指向天堂。我的手抓住他的/体香,一次次被灼痛”,“必须有个地方让我低着头/长跪不起。这就是为什么/我随烟升起,在天外/把人世的真相撕破/一生跋山涉水,拯救救星/当我满含热泪,我知道/我救回了苦难和慈悲/我坐在天堂最后一级台阶上/瞑目悔悟,像在瞌睡”(《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至此诗人已经完成了他对人生、对生命、对意义的最后的领悟与体验。在“救我”和“救世”的双重理想中抵达到了人道主义中心高地。
保罗蒂利希说,“人对宗教的追求并非出自天性,一开始出自于困境,追求宗教信仰的前提是人生的无意义”,叶世斌的诗性哲学并不奔向宗教神学,而是弥漫着宗教情结,真正构成叶世斌诗性哲学基础的证据是,诗人从没有停止过意义追问和终极梦想。存在主义哲学是他的追问与思索的`精神视点,更多的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真正契合叶世斌精神内核的是人道主义诗性哲学,悲悯、恻隐、忏悔、赎罪的精神指向直接抵达其诗歌的核心价值区域。即使诗歌呈现出的是“救世”的徒劳,但灵魂“自救”的愿望最起码在诗歌中表达或实现了,况且诗人一直还在途中,一生的努力和修炼足以使本真的家园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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