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lingualEquilibrium说到翻译寻求语际的平衡,则更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基础的。在《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中,乔治斯坦纳在第5章探讨诠释的运作时,就充分体现了语际平衡的思想。乔治斯坦纳认为在语义转换层面,翻译是最生动、最彻底地要求平衡的。他把翻译视为一个信任、攻占、吸纳、补偿的诠释过程,这反映的正是一种平衡的哲学[4]。在他看来,第一步的“信任”业已使我们失去重心,而在译者用其彻底而富于侵略性的理解向文本进攻,罔顾后果地掠夺,最后满载而归的同时,我们彻底失去了平衡。因此在他看来,这诠释过程如果没有第4个阶段的话是“危险而不完全”的,诠释的活动必须给予补偿,而真正的补偿是通过交换和扳平而达成的。在诠释过程中,信息交流平衡被破坏,译者可能取去的太多(他增补修饰原文,加入个人意见,也可能太少(他缩减原文,把不顺畅的部分删掉。原文的能量流进译文内,因而改变了原文、译文,又破坏了整个系统的和谐。尽管寻求平衡的过程冗长而迂回,真正的翻译仍会力求平衡。在形式上和道德上,翻译应务求‘借贷平衡’。而以补偿来恢复平衡是翻译工作和翻译道德的关键。进而他借用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结构人类学》里的一般理论模式———社会架构通过语言、妇女和物品的交易建立一个巧妙的平衡———进一步建构了翻译中的语际平衡模式。在他看来,忠实是个道德观念,同时也是个经济观念。翻译的忠实就是一种“平衡的忠实”,只有当译者/阐释者/读者竭尽所能,恢复各股力量之间的均衡,维持他在理解过程中已掠夺、破坏了的作品的完整性,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这一忠实。再看一个圣经翻译的具体案例。巴克博士(Dr.Barker是TNIV(Today’sNewInternationalVersionBible的原译者之一。他在“现代译本圣经的平衡翻译哲学”(TheTNIVBalancedTranslationPhilosophy一文中就指出,现代译本圣经属于一种平衡或协调的译本(BalancedorMediatingVersion,它既不追求完全的直译,也不追求全面的意译,而是试图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关于怎样达到平衡,他引入了一套嵌入式的控制与平衡系统来说明,即A-B-C-D,分别指代准确(accuracy、华美(beauty、明晰(clarity和庄严(dignity的英文单词首字母[5]。具体而言,就是指在追求译文语言的准确的同时不能牺牲语言的华美,追求语言的华美不能损害了意义的明晰,而追求意义的明晰更不能损害译文的庄重。这4个要素构成了一个互相制约的平衡系统。不能因为追求其中的任何一项而牺牲了另外一项,而是要在整体上达到一种制约力的平衡。正是这种制约力的平衡使一种平衡或协调的译本有了存在的可能。他进而指出,一个好的译本的出现是因为遵循了一种平衡的翻译哲学:既不多也不少,既不过分盲从又不过分自由发挥,既不过分现代与随便也不过于做作与刻板。简而言之,好的翻译就是避免走极端,而是达到一种平衡,能在最长的时期内吸引最多的读者。
(InterculturalEquilibrium如果说语言层面上的纷争可以归结到“直译”与“意译”之争,那么从文化的层面上考虑,人们往往用“归化”和“异化”来区别翻译过程中是更贴近译语文化还是更贴近原语文化。正如王东风先生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所提出的,“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并指出:“如果说直译与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6]翻译的平衡观内隐着对“度”的把握和对“和谐”的追求。关于“度”的本体性,李泽厚先生在《历史的本体论》一书中对其作出了如下阐释:“什么是‘度’,‘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7]为什么?因为这样才能达到目的。人类(以及个人首先是以生存(族类与个人为目的,一般说来,做人做事就必须恰到好处。”过于归化和过于异化显然是违背“恰到好处”这一原则的。过于归化的译本抹***了语言形式本身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客观上造成了文化失真,蒙蔽了读者;而过于异化的译本则容易导致“翻译腔”,无法和广大译文读者形成心灵的交流,在本土形成的影响有限,客观上阻碍了文化交流与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借鉴与融合。综观文学翻译史,我们不难发现,译作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磨练的结果,也是不断由不平衡走向平衡,再打破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状态的不断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过程。就林纾的翻译而言,虽然迄今为止对于其作品能否划入翻译文学还存在争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如此“归化”的作品为中国民众打开了第一扇通向异域文化的窗户,读者与原语文化之间的信息交流平台得以建立。此后,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本土民众对异域文化的感知度和理解度逐步加深,本能地寻求“原汁原味”和“异国情调”,异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渗透与传播,翻译所承担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使命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实现。平衡是一项技巧,一门艺术,更是一种哲学观。“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地位已经牢固确立,他是唯一主体,却不是抽象的主体,他永远处于与原作者、原作、译文读者,甚至包括译文、译文环境等的复杂互动关系之中。”[8]如何在人本层面、语言层面及文化层面达到“恰到好处”的平衡状态,还需要译者排除各种意识形态干扰,走出翻译活动中二元式对立的思维范式,联系具体的各种社会因素,在具体的条件境遇中,综合考察传译问题出现的各种原因,并以此为根据来采取翻译策略。同时充分重视对话双方平等性、交往式的对话关系,使对话双方相互沟通、互相理解、真诚交流、联合互动。充分重视翻译活动中的偶然性、不确定性、非理性等可变因素。平衡哲学尽管不能解决所有具体的翻译困难、清除翻译障碍,但至少可为译者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帮助译者走出矛与盾的二元困境,结合具体情况创新处理。
人们总说,万物是平衡的。春夏秋冬,是四季的平衡;晴雨霜雪,是天气的平衡;日月轮回,是时间的平衡。它象一阵风,发现不了,又随处可见。而我们日复一日地活着,就是为了寻找万物,寻找平衡。
寻找平衡在路上。那或许是有人向你伸出求助之手时,你递给他的一枚含着爱的余温的硬币;或许是一位盲人无法走到马路对面去而陷入窘境时,你伸出传承爱的双手,然后扶他走过一段短短的路程;或许是有人正要坐在正布满灰尘的公共坐椅上时,你阻止了他,然后递上一张洁白的纸巾。一言一行,一点一滴,透露着人与人之间的平衡。
寻找平衡在行动中。那或许是你去郊外野炊时,将生活垃圾随身带走;或许是去餐饮店就餐时,少使用一个塑料饭盒;或许是你无意中发现一只小鸟在窗口无力地拍打着翅膀时,为它疗伤,然后将它放归自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透露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
寻找平衡在行动中。那或许是你去图书馆是,保护好每一本书,当发现书有破损时,将它带回家补好,默默地为图书馆作一次护书员;或许是在超市购买水果时,正确选择,当发现自己不需要水果时能够及时的返回“水果坊”,并将它及时倒回原处,而不是随意地藏在某个角落;或许是在使用公用电话时,能轻轻地说,而不是乱吼乱叫,大声呼喊,影响他人。一眼一情,一言一行,透露着人与社会的平衡。
当我们在路上去寻找平衡,会发现我们还缺少平衡;当我们在行动中去寻找平衡,会发现我们仍忽视平衡;当我们在行动中寻找平衡,会发现我们必须要从自己作起。而在寻找平衡的过程中,我们会不会发现人性本身的缺点呢?私心、贪婪、霸气、自大,正是这些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失衡。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起整个地球。”而我想说,当我们能反思并重新找回平衡点是,能撬起的不仅仅只是我们地球!
犹如石头剪刀布的游戏里:石头可能砸掉剪刀,剪刀能剪去布,而布又能包围住石头。这里也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三方制约,终使三者平衡共存,不至于因失去布而使石头“锤”毁万物,而成为失去石头让剪刀“剪”遍天下。
由此可见,平衡让力量变得相对,让万物和谐共生。世界万物运行的准则即是平衡,万物相生相克,相克而相生,形成一条平衡之链。
然而,在现代社会里,平衡的链子多被破坏,从而导致了力量的失衡,也将世界拉入了毁灭性的的深渊里。自然与人的平衡被打破,于是诞生了无数的“达尔文主义者”,万物皆役于人,生态被不断蚕食,而失衡的`后果便是生态的报复——污染、气候异常等。弱平衡不复,那生命有何以存在?同样,人类社会的平衡也严重失调,金钱的力量,成功的力量已经占据了社会的主流席位,而生活本应有的多姿、喜悦早已被死死地踩在脚下。于是,社会开始有看不见光明、只剩下黑暗的欲壑。
唯有平衡,方能存在,方能生存。一味追求一种主导者的姿态如逆风执炬,必有烧手之患。平衡想太极的图腾,将生命达到一种完美的融合与制衡,而失衡像是一把锋利疯狂之剑,伤人亦伤己。
因此,平衡需要我们掌握一个“度”。就像泰戈尔诗句里所说:“琴弦为什么断了呢?我强弹了一个它不能胜任的音节。因此琴弦断了。”尼采不能平衡好自己的内心,在梦想与现实之中无法度量好人生,失去了平衡,终使尼采脑中的那根弦断了,发疯了。而朋霍费尔恰是那个权度之刃,在监禁的生活中,他将自己的内心调整到一个平和的节点上,让心情获得平衡,所以他犹能看到“院子里的小橘桔”。
面对平衡开始被打破的世界,简单的游戏或许启示我们不简单的智慧。每个人都不是孤岛,每个人都是世界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时时参照他人,校正自己,影响社会,使自然和生活重新回归一种美妙和谐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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