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喜欢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当一天世俗的烦闷无从化解的时候,拿出这本《文化苦旅》,在字里行间与秋雨先生一起欣赏大江南北,登越高山峻岭,在感受自然风景的同时感悟人生……
昨夜,再次翻开这篇《沙原隐泉》,再一次细细品读鸣沙山的狡黠与月牙泉的静谧,感悟人生的起伏跌宕。
秋雨先生与沙的厮磨正如我们与成长中日渐增加的惰性互搏:“软软的细沙,也不硌脚,也不让你磕撞,只是款款地抹去你的全部气力。你越发疯,它越温柔,温柔得可恨之极、无奈,只能暂息雷霆之怒,把脚底放松,与它厮磨。”随着岁月一点点的流逝,心中的惰性也在一天天增强,消磨你的意志,散去你的功力……年少时的意气风发、鸿鹄之志已成为一种回忆。
我们对人生、事业的追求仿佛秋雨先生登鸣沙山。
“沙山的顶越看越高,爬多少它就高多少,简直像儿时追月。
“再不理会那高远的目标了……它总在的,不看也在。还是转过头来看看自己已经走过的路罢.……不为那山顶,只为这已经划下的曲线。爬,不管能抵达哪儿,只为已耗下的'生命,爬,无论怎么说,我始终站在已走过的路的顶端。永久的顶端,不断浮动的顶端,自我的顶端,未曾后退的顶端。”我们对人生与事业的追求目标可能是不易到达的,但是只要欣赏这个过程,每一次的进步都是走到自己的顶端。
“我们努力追求顶端,也许,当你登上山顶时却发现最美的风景竟在山底……
“此时此刻,刚才的攀登,全化成了悲哀。向往峰巅,向往高度,结果峰巅只是一道刚能立足的狭地。不能横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时俯视之乐,怎可长久驻足安坐?上已无路,下又艰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惶恐。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都熨贴着大地,潜伏在深谷。”
秋雨先生由此感叹:人生真是艰难,不上高峰发现不了它,上了高峰又不能与它近乎。看来,注定要不断地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人生何尝不如此?
我去过鸣沙山,也见过月牙泉,可惜当时没能有秋雨先生这样深的感悟。我只一戒凡夫俗子,只会用眼睛去欣赏大自然奇妙的安排。面对静静躺在鸣沙山底的月牙泉,唯有惊叹大自然的造化。我也艰难的爬上一座不太高的沙山,享受快速滑下的快感。只记得在爬的时候曾几度想放弃,可禁不住旁人滑沙时快乐惊呼的诱惑,终于爬到一定的高度,并体会了一次极速运动的快乐。却没想到,在拜读秋雨先生这篇《沙原隐泉》时会有这样深的共鸣。
人生,犹如在沙漠中行走,犹如在鸣沙山攀登,只有用自己的脚,走别人没走过的路,才能走出一条新路,每当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所走过的路,看看自己留下的脚印,无论是深、是浅、规则的、不规则的,心中都会为自己留下的脚印而高兴,才发现,自己竟然走了这么长,爬了那么高,留下了一条飘逸的波动的曲线,无论是挫折、无论是成功、无论是辉煌,无论是……,都是人生之经历,都是人生一笔宝贵的财富,正如泰戈尔的中诗中所言:“天空不留下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足已。
从上小学三年级认了几个字开始,父母就开始让我读少儿版的《诗经》、《大学》等等,当时真是一头雾水,读一页还要老老实实翻半天词典。直到现在已学了不少,虽然只是大略上的,却觉得自己已“满腹经纶”了,倒真有了顿悟的感觉。
这顿悟一,便是传统文化–她的躯干、她的精神并不是高高在上不可触及的`。她就来源于社会,存在于自然,孔孟的功劳就是智慧的发掘,让我们这些后辈可以用手捧着读。而且绵延几千年的几件事,诸如春节、端午、重阳、中秋以及它们代表的国民级文化也诞生于春秋战国,我们的国家民族也诞生在战国末期。
这顿悟二,正是照应了那句话:“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此,对于传统文化以及她的载体–典籍,我的态度与大多数人有细微的差别。文化经典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一代一代地赋予那个时代的精神和思想,才得以看见现在书上浩如烟海的注释。我们可以想象到孔孟以及以后千千万万的思想家们的思想,在经历了千年浩荡之后,我们是否还能正确认识到这文章中的原意?其实,我们都不是圣人,也只能断章取义从中取来我们能利用的零件,装进脑子里,待日久天长,它们在那里自然发酵,酿成各自的美酒。
现在,我们的文化经典已经被赋予了太多太多的意义:我们把她当成通往更高经济水平的精神跳板;我们把她当成唯一文化加以再次推崇,如同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现代翻版。甚至在世界大融合的今天,传统文化仍然被用以抵抗诸如美国腐化和拜金主义的入侵。只是这源远流长的文化已经不堪重负了,这是伟大的孔子孟子所没有想到的吧。我想,这局势倒真象生物课上学的蛋白质翻译–从DNA上截一小段,再送到核外去加工一下,人见人爱的蛋白质就诞生了。读了这么多的文化经典,放下书本,也该有自己的想法了,信念是自己总结的,拾先人之牙慧也绝非信念。
圣贤说过:敏于行讷于言。不错,读到这句话就应该抬起头,拨开书林去眺望天地了。在那里一定要保持认知的敏感和自知之明的沉默。这就是我读中国文化经典所感、所言。
1.解冻,多么贴切的解释。
2.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3.路就是书,书其实也是路。
4.水,是道教的教义的象征。
5.以使命为学校
6.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这该是游历时最好的状态。
7.藏经洞的故事不仅令人悲哀,还令人战栗,如同亲生父母把女儿送进宜春院。
8.这个想法不错——不知道马可·波罗是否同意?
9.先有生态后有文化——李希贵校长说:文化是做出来的,这有什么不同?
10.山庄背影,诸多回味。经余秋雨老师这么一写,我还真想去那里走上一遭了。
11.1927.6.2,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投水而死?
12.又了解了我不知道的清史,原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咸丰避难山庄也死于此。
13.嘉庆不明不白死在避暑山庄,道光不喜欢也不愿意去了,没有新的东西呈现,没有强大的内心力量支撑,不衰才是怪事。
14.文化生态意义上的认同。
15.康熙,把生命从深宫里释放出来。人的旅行是否也如此,是释放生命的过程?
16.木兰围场,秋猎,为期大约二十天,康熙共参加四十八次。
17.木兰围场,狩猎,大规模军事演习始于康熙?
18.康熙的思维方式令人惊叹
19.打、***、流放,打是轻刑,***是极刑,流放不轻不重。
20.宁古塔并非塔,满语宁古为“六”之意,塔为“个”之意,据说这里曾居住过六兄弟。
21.流放宁古塔,坐标:黑龙江省安宁区。
22.文本认知和现场认知有天壤之别。
23.每一块土地都是有表情的。
24.文明最集中的地带,成了仇恨最集中的地带。
25.大勇似怯,大慈无朋。
26.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人生之大幸!
27.沧海归水,何问其源?来自无限,归于无限。
28.大智不群,大善无帮,何惧孤布,何惧毁谤。
29.柔软与坚韧并存,有这样的妈妈,儿子的心无旁骛,不在意流言蜚语就顺理成章了。
30.还会再读,越读越有味道。
31.以前一直没有读过余秋雨老师的作品,对他的了解也是来自媒体,当然多数都是负面的。后来偶然看到他的作品,发现文字真的极具吸引力,欲罢不能。怪不得余秋雨老师的近照看起来极其温润平和,相由心生啊!
喜欢读余秋雨先生的书,先生总是将自己独特的见解溶于文字中,领导读者理解问题,思辨问题。先生的文字逻辑性强,见解独特,含义深刻。每读一次都会让我深深地震撼。
《文化苦旅》这本书介绍了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古迹。但你千万不要因此认为读余先生的书会心旷神怡,轻松自在。整本书还没读完,我就已经被民族意识唤醒后的沉重与悲哀压的喘不过气来。在我们欣赏历史留给我们的有形“著作”——古迹时?谁又会去潜心探究这一处处古迹背后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而余先生恰恰做到了。他运其妙笔,给我们的心灵写下了“震撼”两个大字......
曾在网上看过这样一句评论:余秋雨以历史文化散文而名世。余秋雨先生凭借自己丰富的文史知识功底,优美的文辞,引领读者泛舟于千年文化长河中。是的,他的这本著作《文化苦旅》也深深印在每个读者的脑海里。有人说,中国散文的天空星光灿烂,而《文化苦旅》是一条河系,其中每一颗星星都散发着一种魅力非凡的深不可测的力量。有人称他是本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是开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位诗人。这些话道出了我的心声。我之所以要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是想要表达我至深的敬意。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展现给我们那一处处古迹背后的辛酸和沉痛以唤醒我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让铭记我们历史的教训!
《文化苦旅》这本书在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历史的同时,告诉了我们更深一层的道理。
跟随作者走到书中,我们不得不因那历史和文化推引,走上前去——眼前出现了莫高窟的石洞。石洞依旧壮观,石像.壁画依然不言。跟随作者静看着光影投射在石壁上的变化,如同它们静静地看着敦煌千年的变迁。千年前的一次刀划下,开启了千年后莫高窟的壮丽。它曾遭遇浩劫,多年后的今天,那神秘又充满意义的洞窟,能引起大家的注目并非外表炫丽而是一种人性的.深层的蕴藏。
“报纸上说我书写得轻松潇洒,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种很给自己过不去的劳苦活,一提笔就感到年岁徒增,不管是春温秋凉,是大喜悦大悲愤,最后总是要闭一闭眼睛,平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这是余秋雨教授在《文化苦旅》中的自序。
千年之前的那场浩劫,绝不能只是过眼云烟。我们要吸取教训,将文化的精神永贮于华夏大地!
合上书卷,走向窗前,看着流动的车潮和人群,每每,处处不在宣泄着一种文化,而深埋千年文化的故土呢?
我们真应该去辽阔的土地上走走,看看,咀嚼,体验......释放自己那涌动着满心.满眼.满脑的渴念......
与“和合”观念相对应的思维方式则是综合思维、整体思维。季羡林先生解释,综合思维就是八个字:整体概念,普遍联系。 如中国 哲学 本体论的“道”、“气”“心”等范畴,美学上的“尽善尽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等,都只有综合思维才能把握。 在“天人合一”的观念及其“和合”的统一文化精神之下,儒、道两家各有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精神。
先从儒家文化精神方面来看。儒家文化所注重的是人伦关系上的“和合”,由此 发展 出它的基本文化精神。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伦理精神,即注重伦理关系,强调各安本份。 伦理即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彼此相处的道德准则。儒家文化是一种注重群体性、伦理性的文化,把一切 问题 都放到伦理关系中加以考虑,所以有人干脆说它就是“伦理文化”。儒家讲“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各有本份和相应的道德要求。
儒家伦理总的原则和前提是“仁”和“礼”。“仁”的本意是二人和合,推而广之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那么这个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爱人”。孔子说:“仁者爱人”。儒家所主张的是世俗的、此岸世界之爱,现实生活中人人彼此相爱,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能做到这样,就是真正的“和合”了。
“礼”是人们共同要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和伦理准则。儒家及统治者注重制礼,也就是要建立一定的社会规范,以维持社会秩序。这个秩序的基本原则是要使上下尊卑有序,各守本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是“礼治”。“礼治”所注重的是教化和自觉的服从,而不象“法治”那样偏重强制性的约束。儒家的本意,建立“礼”的目的是要达到“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这里的“为”不管是理解为“为了”还是“就是”,其意思都差不多,即目的在于“仁”,就是要彼此“爱人”。这个愿望不能说不好。 这一套伦理原则的建立,在思维方式上是推己及人,由近而远,如石投水面一圈圈扩展开去的波纹(费孝通的说法)。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种伦理性、群体性的文化,一方面是比较讲究秩序,重视人与人之间在安于本份的基础上和谐相处,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家庭和美(国即大家),比较有人情味,比较温馨。但另一方面是比较忽视和压抑个性,不利于个体人格的成长和发展,走向极端甚至容易造成“奴性人格”,不利于民主精神和法制精神的生长。
二是道德精神,即非常注重道德修养。
伦理与道德密切相关:伦理是从群体关系着眼,而道德则从个体行为着眼。要达到如上所述的伦理目标,主要依靠每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这是伦理文化的一个根本特性。
通常道德有三个层次:宗教道德、圣贤道德、世俗道德。儒家所倡导的是圣贤道德 —— 这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准宗教道德意义的道德要求。 任何道德修养都需要有内在动力,有理想目标。儒家的人生理想目标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人生追求,皆从“修身”开始。而“修身”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内圣外王”:内在修养要尽可能达到“圣贤”的精神境界,然后外在人生实践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如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以“圣贤”为目标而修身,可以有许多具体要求和尺度,比如忠孝仁义礼智信,安贫乐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还有“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等。
与此相适应,儒家及其统治者不断树立圣贤人物的典型楷模(如周公、孔孟、关羽、诸葛亮等),对圣贤人物生前死后加封荣誉称号,大力宣传,号召人们“见贤思齐”, 学习 仿效。当然“圣贤道德”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于是儒家便设想了一条可进可退之路,即孟子所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个人即使做不到建功立业关怀天下,也要求至少管好自己,修身养性,安守本份。这也许可以说是儒家对于人的道德修养的最低要求。
从道德修养的社会实践方面看,修身当然首先是每个人自觉主动的追求,心存高远,见贤思齐;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的引导规范,这是通过“教化”的方式来实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学 艺术 ,其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给人以伦理道德的“教化”。在这方面中国文化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和积累了有效的,并在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因而成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
三是追求建功立业、服务社会的人生进取精神。 在人生实践方面,儒家提倡“入世”和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倡导以圣贤为目标,追求建立不朽功业,大而言之有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具体而言,所谓“立德”,即建国立制,以德治国,这是王候官吏们所追求的;“立功”,是指以武功拯救危难,保天下平安,这是武士英雄们所追求的;“立言”,则是指著书立说,传播文明,这是文人学士们所追求的。以圣贤为目标,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奋斗的方向与坐标,其人生实践的过程,既是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同时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儒家文化历来是重视个体自我价值与社会进步发展的和谐统一的,这也同样体现出一种“和合”精神。
其次,关于道家文化精神。道家文化更为注重人与自然的“和合”,不仅主张以平等、平和的态度对待外部自然存在,与一切自然存在和谐共处,同时也主张将这种原则 应用 于社会人生,提倡一切顺其自然,由此发展出它的基本精神。 比如,在 政治 上,道家崇尚顺其自然的放任主义,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无为而治,这样就不容易激化矛盾,无为而无不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在伦理上,则是倡导自然主义:对个体生命而言,主张不加约束,顺乎人性天性自然发展;对人际关系而言,则主张各自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彼此相安无事,乃至老死不相往来,如此当然也就不会有多少冲突。在人生态度上,提倡绝圣弃智,大智若愚,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吃亏是福,难得糊涂,等等,总的来说就是取“遁世”态度,主张与世无争,回避社会矛盾,向后退让:退回自然,返朴归真,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退回自我及其内心情感,清净无为,陶情冶性,寻求自我内心的和谐宁静。这无疑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不过,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循着这种人生取向,往往走向“归隐”,这便与宗教境界也相差不远了。
中国的文学艺术,归于儒,是“文以载道”,致力于“教化”;归于道,则是自我陶情冶性,追求审美,如山水田园艺术。所以有人说,是道家文化精神养育了中国的山水田园艺术。林语堂甚至认为,中国的文艺()部分代替了宗教,给人以精神、情感的慰藉。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此外,关于中国的神秘文化。前面讲到西方文化的宗教精神,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哲学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根本特征是设立一个超现实世界的彼岸天国世界,将真知、真理、幸福赋于彼岸世界:一方面此生为善,以求进入天国获得幸福;另一方面彼岸的上帝无处不在看着你,使你有所畏惧不敢为恶。 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儒教是准宗教:人生理想是在此世此岸成为圣贤,而不是出世成佛或进入天国;道家寻求回归自然清静无为的生存状态,发展到道教才追求修炼成仙,才具有了宗教的意义,可看成是中国的土著宗教,但与西方、印度的宗教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本身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宗教精神,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 现代 学者庄泽宣认为,中国民族因为重视现世人生,所以肯定现实生活,看重自己的力量及其价值判断,为人处世专赖内心的善恶,所以道德特别发达;而西方人多借助外力,价值判断亦在另一世界的上帝,所以重视宗教。中国人认为人性本善,故主张修养内心,发展这种善端;西方人认为人性本恶,故须求助上帝洗涤罪恶。中国人注目在善的观念,所以认现世为快乐,应该尽情享受;西方人着眼在罪的观念,所以认现世为痛苦,必须皈依宗教,才能超升天国。所以从中国学术方面看,中国只有伦 理学 而没有神学;从 历史 方面观察,中国几千年来并没有一种思想雄伟、组织完善的宗教出现。儒家教化,注重现实人生,儒教是 教育 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其后虽有道教出现亦只有一种法术而不能称为宗教。
中国虽然宗教不发达,却有一股很大的神秘文化的力量,主要存在于民间文化形态之中。它源于初民对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比如先秦 时代 即有阴阳学、谶讳之学。庄泽宣认为,中国民族的迷信心理,实源于天命思想:中国拥有伟大的自然,巳使人民产生崇拜自然的心理,更加灾荒频仍,愈使人民发生恐怖自然的心理。儒家对于鬼神,虽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很遵从天命;道家对于天,虽不认为神,然以天道为自然及人生归宿,也相信天命;墨子以为天为人生的主宰,对于天命,更为信仰;……再加佛家因果报应之说,宋儒性命之理,于是天命思想乃牢不可破,把人间的吉凶都用天命来解释,更把现世人间的关系来推论天上或地下的情形,于是便天上有人性化的神仙,地下也有人性化的鬼怪,这种思想更因阴阳五行之说,获得了 理论 上的说明,由于方士僧尼者流的倡导,乃深入民间意识。
综观中国文化的宗教不发达而神秘文化(迷信)发达,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历来封建王权以及正统伦理文化势力强大,形成极大的制约力量,使宗教权威建立不起来,而神秘文化则能像野草般向民间蔓延;二是原始宗教观念在民间文化层次上的局限,使其上升不到形而上的哲学层次,即难以形成真正的宗教信仰,而只能以形而下的神秘文化形态(如巫术迷信)存在;三是巫术迷信之类神秘文化形态恰好适应农耕社会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普通老百姓(如祥林嫂)的心理需求,因而具有极大的生命力。时至今日,在中华文化圈中,神秘文化也仍有不小的 影响 。神秘文化虽然没有宗教那样系统的理论学说,但它的背后仍然有人生观和心理学的根源,因此也是非常值得 研究 的。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可以说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特别发达;而人生哲学方面,则又可以说过于完善,各种人生境况和进退之路都设想到了:儒、道、佛及神秘文化正好构成人生路程上的三重阶梯:入世、遁世和出世。有人说,人生无非两种情况,顺境和逆境:得意时信奉儒家积极进取;失意时退往道佛或托付鬼神。这看似对立,但从整体上看其实又构成一种互补“和合”。这种文化传统的好处是有利于调节人生矛盾,也可以缓解社会冲突;而弊端则是不利于 科学 精神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的变革进步。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超稳定结构,应当说与这种文化精神不无关系。
三、简短结语
以上我们对中西文化传统及其基本精神作了一个粗略的考察。近代以来,我国文化界对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对西方文化是迎是拒一直争论不休,乃至形成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甚至延续至今。以笔者愚见,
第一,对各种文化形态,尤其是中西文化,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从整体上作优劣判断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应当说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处于特定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条件下的人们,在他们的生活实践及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既各有其特长,也各有其局限,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在他们合写的巨著《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中曾指出,西方人可能在个体生活经验方面显得比较突出;而东亚人在群体生活经验方面要远远丰富于其他各民族,比如个人适应群体,家庭适应社会,与其他民族的所谓社会经验相比较,这些关系间很少出现磨擦,也很少产生孤立感。 [8] 因此未必要对各种文化形态强分高下优劣。
第二,如果一定要对各种文化形态进行比较和作出优劣判断,也不应当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区域性立场,简单地褒贬弃取,而应当站在一个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立场,站在建设当代人的合乎人性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以及现代性生活观念的立场,来作出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应当有中西可以通约的价值标准的,比如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科学、民主、法制的精神,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和合精神(重视人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以及注重伦理关系和道德修养、注重德治的精神等等,都可以看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成果,是人类共同的优秀文化遗产,是应当纳入到当代文化建设框架中来的。
第三,某些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者往往夸大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差异,把不同的文化看作是不可兼容的。然而我以为,具有特定的环境条件制约的文化模式也许是难以照搬的,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则是可以借鉴和吸纳的。比如西方的民主体制模式可能难以完全照搬过来,但民主精神显然是可以学习借鉴的,如果连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民主精神也不愿承认和不肯接受,那就很难谈得上推进当今的民主建设,其他方面当然也是同样的道理。 正因此,在当今的比较文化研究中,不是仅仅局限于各种文化模式的比较,而是适当超越文化模式的层面,加强文化精神的研究,乃至深入探讨不同文化间的异质同构性,以及不同文化实现互补融合的可能性,这对于当代文化建设也许是更为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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