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回到奶奶家。
我回来了,我就跟奶奶打了招呼,这时,奶奶正在缝衣服,一不小心扎破了我,针就掉了,奶奶戴上老花镜也找不到。我戴上眼镜也找不到。这时楼上传来了声音:“咯的,咯的,咯的……”原来,弟弟在看电视联明的一休,我何不想一想办法,我想了一会想出来了,我在我的书包中拿出抽奖抽来的吸铁石在掉针的一个小范围内摆来摆去,只听一个“兵”的响声,针吸上来了,原来,它藏在石砖缝中。
中午,奶奶正在烧菜,由于油放入太多火烧了上来,奶奶赶紧放水,我却说:“奶奶,水放了还会烧得更高的,因当把煤汽关了。”奶奶关了煤汽火就退了。
奶奶说我聪明,夸我是个“小一休”。
妈妈老是说人家黄丽聪明,要我向黄丽学习。可我老看不出黄丽到底什么地方聪明,当然也就不知道该向黄丽学习些啥?
下午,我和妈妈正在厨房里洗菜,忽然听见林大妈叫黄丽的声音:“黄丽呀,你家有小白菜吗?借 我一把煮汤,好吗?”
停了一会儿,黄丽才答话:“大妈真不巧呀,我家的小白菜昨天就吃完了,你去别家看看吧!”
咦?奇怪!刚才我还看见黄丽在家整理小白菜呢?现在怎么突然有没了呢?“瞧瞧,人家黄丽多聪明,谁像你笨头笨脑的`。”妈妈开言了。哎,我明白可,原来妈妈夸黄丽的“聪明”,指的是这个。于是,我笑着对妈妈说:“妈呀,黄丽那不是聪明,是......是自私自利。老师说的。”“我看人家黄丽是挺聪明的。你呀,要好好地向她学习妈妈固执地说。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想:这样的聪明我才不学呢!
德国心理学家格林曼特曾做了一个著名的“电梯实验”。他让自己的一名学生扮演“患病者”乘坐电梯,当电梯里只有两个人(“患病者”和一名同乘者时,“患病者”晕倒后,那个唯一的旁观者通常会立即上前施助;当电梯里有3个人(“患病者”和两名同乘者时,晕倒的“患病者”仍能得到很好的救助,通常是一个人负责安抚,另一个人打电话向警方或者医疗机构求助;当同乘者增加到4人时,情况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有人借故离开,尽管“患病者”仍处于危险中;当同乘者增加到7人时,选择离开的人会更多,最严重的一次,只剩下一人照顾“患病者”,其他6人一声不响地走了,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实验结束后,格林曼特追问冷漠的“离开者”为什么选择离开。“离开者”的回答大同小异:“不是有人在施救吗?我没有必要继续待在那里……”“有那么多人在现场,即使我离开,也会有人出手相助的。”“我看到有人走了,就跟在他后面离开了……”格林曼特认为,当有人在车站或马路上遇到危险或困难时,得不到及时救助,并非完全与旁观者的品德有关。在有很多人在场的.时候,一种群体性“依赖心理”的弥漫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有一部分人的冷漠则是消极的“从众心理”起了作用——跟随其他人一道离开,内疚感和自责感会在无形中减弱。
格林曼特在另外的一些研究中,还有一些颇让人意外的发现:在地铁车厢和马路上见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大多数人都想去帮他们一把,但真正采取行动的人却很少,不采取行动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害羞;而在一些车祸现场,有人袖手旁观,大都是因为血腥场面让他们感到害怕;还有一种情形,受困者得不到及时救助,是因为旁观者侥幸地认为对方并无大碍。
格林曼特的研究告诉我们,培养善良、正义的行为,仅仅靠道德反省是不够的,还需构建一种积极强大的心理力量——不让依赖、从众、恐惧、害羞、侥幸等心理因素打败自己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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