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朱东润老先生作为复旦中文系主任,自然被推上讲台作“多快好省”宣言。可是老先生却牙根紧咬,面色难看。简直要上刑场似的,支吾了半天才说出话来:“我原计划五年完成的三本书,现计划三年完成!”话音刚落,台下便是一片哄笑之声。“太慢了!”可是老先生的倔劲却上来了,说什么都不肯再让步:“不行!不能再少了!最少三年!”
这若是被日码万字的当代作家看见了,怕也是要笑掉大牙的。何必这么“倔”?何必跟“效率”较劲?简直是一根筋!
的确,对于讲求效率的智慧的当代人来说,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知变通,乃至于冥顽不灵了。三年,岂止是三本,著作等身怕也不是问题。只要愿意“坐家”,轻敲键盘,日码万字也能轻松搞定。只是,如此随缘、如此写作,其成果怕也如稀释过的咖啡,醇香不再,喝起来恰如变了质的白开水。
同样“冥顽不灵”的,还有历史学家江衍振老先生。他曾一度名声鹊起,然而他的出名,却不是因为有多少的“智慧”,而是因为“笨”。十多年的时间,老先生统共写了三本书,加起来不过七十余万字,平均到每天不过百余字。然而,为了搜集史料,老先生访遍了各地图书馆、书库,翻阅了两千多万字的史料,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如此辛苦如此笨,甚至弄得几天几夜不眠不休,最终才有了那么一点老笨结晶。然而,这样的著作,定心读来,方知是“字字含血”啊!
二老的作为,认认真真地昭示:真正的智慧,往往始于“倔”、成于“笨”,在于甘坐冷板凳,倔傲地向浮躁叫板,坚定地从“笨”处着手。古人吟诗“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方才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震撼。然而,这种精神离今天的我们实在太远了。在速度与效率所带来的紧张与刺激中,精品之作也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不敢说今天市场上的作品全部流于平庸,但在市场利润的引诱下,可以肯定的是,有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作品,早已随浮华而去!“流水落花春去也”,这流失了的春华,恰恰是我们最可珍惜的“智慧”。
什么时候,我们的作家能够再一次手拍胸膛,咬牙切齿:“不行,最少三年!”?
早晨起床晨跑是一种习惯,拾金不昧是一种习惯,饭后走走是一种习惯…..习惯,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一位成功获得诺贝尔奖的智者说:“在人生之中,我认为受益最大的,不是大学,不是在高中,而是在幼儿园。是幼儿园的老师使我养成了种种最基本的好习惯,才让我取得成就,这才是我成功的关键。”
一家大型企业的招聘会上,热闹非凡,一群应聘者正在进行复试。尽管应聘者都很自信地回答了考官们的简单提问,可却都未被录用,只得怏怏离去。这时,一位应聘者小心翼翼地走进了房间,略显紧张。走进房门后,他看到了地毯上的一个纸团,与干净整洁的地毯显得极不协调。于是他俯身,将垃圾捡起,准备将它放进纸篓里。这时考官发话了:“您好,朋友,请看看您捡起的纸团吧!”这位应聘者迟疑地打开纸团,只见上面写着:“热忱欢迎您到我们公司任职。”几年以后,这位捡纸团的应聘者成了这家著名大公司的'总裁。
良好的习惯,使之在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
大巴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着,乘客们有的酣然入睡,有的欢声交谈,有的看着报纸……此时的气氛是和谐的,谁也不会想到危险会威胁他们?又是怎样一个人拯救了他们?突然不知从哪里飞出一块铁片,砸中正在开车的司机,肝脏破损,肋骨骨折,肺肠重伤……面对突如其来的致命打击和后面惊慌的乘客,重伤后的短短几十秒钟里,他先将大巴车缓缓停下,然后拉上手刹、开启双闪灯、艰难地站起来,告诉车上旅客“别乱跑,注意安全”,然后打开车门,安全疏散旅客……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的他,瘫坐在座位上。虽经医院全力救治,终于还是因抢救无效而死亡。这位伟大的司机,他的名字叫吴斌。
良好的习惯!使吴斌面对死亡的威胁镇定自若。
生命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河的左岸是好逸恶劳、懒惰贪婪的崎岖之路;河的右岸是前程似锦、阳光明媚的坦荡之道。习惯就是架在这两岸的桥梁。
为生命播下一粒树种,用好的习惯浇灌它,它会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为生命画上一幅画,用好的习惯涂彩它,它会更显得画面的生动明丽;为生命谱写一首乐曲,用好的习惯演奏它,它会更加突显生命的雄浑壮阔。
习惯我们应该习惯的东西,坚持理性与执著,我们会发现,因为好的习惯,我们的梦想,像一把硬币,在怀里次第撞响!
中国古代戏曲中“水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水词”便是废话,《西厢记》中“开言有语叫张生”,“开言有语”便是水词,没了水词,音韵不谐,听着也就不美。汪曾祺曾经提出将水词编写整理成册,以供研究。
中国人的骨子里蕴藏着一种不紧不慢的智慧。从舜至成汤以来,强大的民族赋予了华夏子孙细细思考的能力,濡养出如同老者一样耐心的智慧。
从前啊,女孩子会小心翼翼地聚拢起花瓣,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将其磨成细腻香甜的胭脂;母亲手中的青红翠绿金丝黑线细细缠绕,打出梅花结或是菱形络子;工匠们会为桃木的窗户、衣边的滚子设计上百种图案,只为保证一宅人、物的美。
对美的执着乃至苛刻的追求,使以往的中国人从不缺乏耐心的智慧。中华的文化亦是一脉相承,不似意大利,他们从罗马的废墟上建设了自己的家园,而语言文化却与罗马毫无关联,所以当他们自称为“罗马人”时,拉封丹的驴子笑了。
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当下的人们对那些细致且耐心的景象视而不见。木心先生在酒馆看见伙计往黄酒中加糖,便感叹江南不在。旧时黄酒是不加糖的,如今的人们已无耐心去细细品味酒中的苦涩和香甜了。若是有一天,我们只得称那些一笔一画勾勒出百子图和年画的人为“他们”时,又有何证据来告诉世人我们是华夏子孙?
西塞罗说:“我喜欢青年人有老人的智慧,正如老人有青年人的智慧。”
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华夏的大地上洋溢着蓬勃的朝气。而值此发展腾飞之际,我不禁要善意地提醒:中国,咱们慢慢来。
时下中国,百年来的自卑、自尊、憧憬与焦灼使人们迫不及待地去迎接那似乎必将到来的一派歌舞升平。我们似乎渐渐失去耐心,失去沉稳,只因一些同胞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记忆。轮船、高铁、飞机,科技的进步使天涯比邻,经济的签约日益频繁,而谁又能保证,那些“合同”比孔子木车上的典籍更使人信赖?
我们是否还有耐心,冷静地对待发展,放缓“席不暇暖”的脚步,盘点古典文化,重拾耐心的智慧?如果不能,来年祭扫时,牌位上就会出现一个和蔼的老人,笑问:“你是谁?你从哪儿来?”
中国,咱们慢慢来。
孟子日: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文天祥高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人”这个字,笔画简单精炼,一撇一捺,是站立的姿态,是生命最简单的生存姿态。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如此,方不辱人之本性,与猪犬异。
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一开始就瞧不起司马师家族,坚决不予当权者合作,拒绝做官。怎奈,小人从中陷害,因为嵇康为好友辩护,遂被处以死刑。
赴刑之日,嵇康笑对苍冥,如仙而至。他从容地坐在天地间,双手抚琴,心在芝兰。琴声悠然,落叶纷飞。慷慨激昂的琴声响过,嵇康仰天长叹:“《广陵散》从此绝矣!”遂谈笑赴死,颜色不少变,留下了千古佳话,让后世的志士为之扼腕。
人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大动***心。支持变法的人仓皇逃窜,唯谭嗣同,坚决不去扶桑,毅然决然留在国内。他说:各国变法皆从流血始,中国无,请自嗣同始!语调之铿锵,惊天地泣鬼神。
被***当天,谭嗣同面不改色,依然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壮。大丈夫,死则死矣,不苟且,不奴颜,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我们可以排出一张很长的单子,来记载正人君子的名字。他们之所以不畏死,用屈原的话来说就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心之所善,当是天地正气,像人那样活着,像人那样死去。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不是一张奖状,而是同日月一样光辉的品格。
想当年,项羽兵败垓下,原是有机会渡乌江东山再起的,但是大丈夫当世,何惧一死!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是啊,怎能让自己愧疚于人呢!不要脸的事情是大丈夫坚决不***。相比刘邦而言,项羽活得坦荡,死得壮烈!正如李清照所言:“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俯察当世,为牛毛私利而不惜出卖人格者比比皆是。当官不为民做主,欺上瞒下,鱼肉百姓;贪赃枉法,死不当罪。还有一些人,为了牟取暴利,不惜大量制造伪劣产品,在食品中、在蔬菜中疯狂添加化学制剂,情何以堪!良心何在?人性何在?
作为当代中学生,理应不畏浮云遮望眼,理应效法古代名士风度,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良心的人,做一个对得起父母对得起自己的人。但是,有不少青年沉溺于网吧沉溺于享乐,无情挥霍着父母的血汗钱,情何以堪!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做人要光明磊落,靠侥幸只能暂时避免灾祸。正直,心才足够坦荡;坦荡,生命才足够快乐。而快乐,不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吗?
作者:张 锐(盐城
《庄子·齐物论》里风吹万窍,声音各异,有呜咽声,有的像鬼哭狼嚎,也有动听的沉吟,“吹万不同”,可风一停,就没了声音,死气沉沉。这自由的风来得真好。一如自由的说话,别人无话可说处,你依然有话要说,也许是个性的彰显,也许是人来疯,也许是不相信皇帝真穿了新装的质疑,又或者,是创新意识的灵光一现。有多少张牙舞爪的另类,也就有多少“老鱼跳波瘦蛟舞”的诗意,断不可少了这份自由。
别人无话可说,或许后知后觉,不及你聪明。或许是大家畏惧权威,如童话故事里看皇帝的新装,心知肚明,不愿发声,装糊涂。我们这个民族,似乎尤为喜欢沉默为金、韬光养晦。按阿城说法,大概老庄孔孟中的哲学,都是老人做的哲学,我们后人讲究少年老成,与此有关。那么,若为真理而发问,乃至质疑,这种个性的彰显,就是不畏权威,是“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的执着。但是,若一味为问而问,为说而说,彰显个性,便成了张扬个性,是叛逆,是青春荷尔蒙的旺盛,是刷存在感,标新立异。这样的人,如今多了去,网络上随处可见暴跳如雷的键盘侠。许多讲座提问环节,多有怪异的问题,言之无物,不知所云,却赚足了眼球。
可我们不会因噎废食,依然宽以待之,由他们各抒己见,因为,不把渠道堵死,才会有精彩之语,才有创新之见。
而创新之人,有时也是彰显个性之人。创新意识,有时也闪现在愣头青的张扬里。今日之彰显,是他日的独树一帜;今日之叛逆,是明日的不落窠臼。木心说:“凡是伟大的,都是叛逆的。”
就像黄遵宪写诗:“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他的创新,难免遭人讥讽,可他不在乎。昔日义玄禅师,别人讲的他不这样讲,越发显得他是野狐禅,被骂得扫地出门,好不凄惨。正所谓“一路行遍天下,无人识得,尽皆起谤”。后开临济一宗,法脉延续最久。当年马云四处游说,描绘网络购物的愿景,也四处碰壁,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歪瓜裂枣的笑话。一以贯之不易,独辟蹊径真难。他们的个性、叛逆,是创新最初的倒影,可是,未能修成正果前,只是另类罢了。
所以,呼唤创新,不妨从尊重个性,甚至尊重一个偏见开始。钱钟书在《论偏见》里说,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得客观公平、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影机头前的姿态。罗素也说“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千人一面,时刻保持一种姿态真让人腻味。《红楼梦》里晴雯被撵出贾府,王夫人回贾母似有若无的疑问时,说:“有本事的人难免吊歪。”你看,有本事和吊歪,创新和个性,总是如影随形。那么,何必绷着个脸呢?
可是,我们看见多少中规中矩的标准,扼***了个性,也扼***了创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社会上之习惯,***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许多之天才。多少有棱角的后生被磨得合乎所谓的规矩,少有创见,没有创新,察言观色,人云亦云。龚自珍诗说“不拘一格降人才”,这诗现在依旧不会过时。有人曾批评如今的年轻人暮气沉沉,没有朝气,批评得对,可是,什么环境促使年轻人特有的蓬勃朝气日渐稀薄,更值得商榷。否则,未来的年轻人依旧暮气沉沉。
《一代宗师》有句台词我很喜欢。八卦掌掌门人年事已高,承诺退隐,说:“年轻人要出头,总要给他个机会不是?”世界是属于年轻人的,年轻人要出头,不妨就给他们个机会吧,彰显个性,锐意创新,由他们造反为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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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不是,现代人一提及生活智慧,往往是指那些归隐自然的“居士”。
那些饱览浊世鄙陋的文人雅士,看破红尘,收束杂念而遁入山林。东篱把酒,荷锄而归,荒径的草木掩映下,一位衣带飘飘的自得之人,构成了“田园之乐”的景象,仿佛成了“生活智慧”的代名词。至于城市,好像只剩下充满铜臭味的贪婪与疲惫,智慧之景象无处可觅。
人们常误认为那种享受天然的生活智慧只能在野外寻得,将其与遁入林泉直接等同。于是,有人放弃高薪隐入南山,有人将书店开到偏僻乡村并名曰“碧山计划”,无一不想借青山绿水的景象将自己的生活智慧示众。城市的车水马龙中,真的`没有其所求吗?与其说城市忙,不如说人心空。“一个人看了一夜雨,谁也没告诉,是孤独;只告诉了一个人,是爱;发了个微博‘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是矫情,也是我们的时代……”我们耽溺于一呼百应的互动,享受他人的关注和点赞,实际是为了掩饰内心空虚,掩饰梁文道所说的“巨大而荒凉的孤独感”。此乃假借微博求取呼应与共鸣。若问为何往郊野跑?一种是借助外力,用山的厚重、水的澄澈唤起心底的本真,觅取对生命的最初体悟;另一种则是找个没有无线网的地方,强行节欲。
想想,窗外淅沥下着雨,朦胧了霓红灯的色彩,一个人,在窗边听雨。多么诗意美好的景象啊!可那人心里却想着:把这个人拍下来,发到朋友圈里可获多少个赞?呜呼,在城市里找不到生活的本色,迸不出智慧的火星,怪谁?
至此,不由然想起龙应台,她在台北的“紫藤庐”与友人品茗谈心,看身边“紫藤花闲闲地开”。台北有58家星巴克,可龙应台独独青睐这间茶馆,与其说是她明白“紫藤庐清楚这个城市的身世”,不如说她明白如何在城市中寻觅激发生活智慧的景象。一人一茶,清香缭绕,此情此景,惟有真正悟得生活的人才能享受。
不是所有的景象都能激发人们的生活智慧,如林清玄所言:“心境好时,处处开莲花。”究其根源,乃是善于假物,随心吐纳,以填补内心之空缺。那么,读书吧!和古人交流,与学者辩驳,同春花冬雪同呼吸,偕夏蝉秋月共忘机。内心充实的人,无需过度的信息来弥补孤独,积淀的智慧擦亮了他的双眸。如此而来,弘一法师所讲的“华枝满天,天心月圆”之境,就不仅能在城市中觅得,更能与芸芸众生的生活愿景相融合。
下次再将自己的生活不如意归咎于城市时,请反观一下自己吧。因为,对于真正领悟生活智慧的人,人流如潮、高楼林立的城市景象,也可以带来春江潮水、明月清风。
大跃进时期,朱东润老先生作为复旦中文系主任,自然被推上讲台作“多快好省”宣言。可是老先生却牙根紧咬,面色难看。简直要上刑场似的,支吾了半天才说出话来:“我原计划五年完成的三本书,现计划三年完成!”话音刚落,台下便是一片哄笑之声。“太慢了!”可是老先生的倔劲却上来了,说什么都不肯再让步:“不行!不能再少了!最少三年!”
这若是被日码万字的当代作家看见了,怕也是要笑掉大牙的。何必这么“倔”?何必跟“效率”较劲?简直是一根筋! 的确,对于讲求效率的智慧的当代人来说,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知变通,乃至于冥顽不灵了。三年,岂止是三本,着作等身怕也不是问题。只要愿意“坐家”,轻敲键盘,日码万字也能轻松搞定。只是,如此随缘、如此写作,其成果怕也如稀释过的咖啡,醇香不再,喝起来恰如变了质的白开水。
同样“冥顽不灵”的,还有历史学家江衍振老先生。他曾一度名声鹊起,然而他的出名,却不是因为有多少的“智慧”,而是因为“笨”。十多年的时间,老先生统共写了三本书,加起来不过七十余万字,平均到每天不过百余字。然而,为了搜集史料,老先生访遍了各地图书馆、书库,翻阅了两千多万字的史料,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如此辛苦如此笨,甚至弄得几天几夜不眠不休,最终才有了那么一点老笨结晶。然而,这样的着作,定心读来,方知是“字字含血”啊!
二老的作为,认认真真地昭示:真正的智慧,往往始于“倔”、成于“笨”,在于甘坐冷板凳,倔傲地向浮躁叫板,坚定地从“笨”处着手。古人吟诗“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方才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震撼。然而,这种精神离今天的我们实在太远了。在速度与效率所带来的紧张与刺激中,精品之作也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不敢说今天市场上的作品全部流于平庸,但在市场利润的引诱下,可以肯定的'是,有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作品,早已随浮华而去!“流水落花春去也”,这流失了的春华,恰恰是我们最可珍惜的“智慧”。
什么时候,我们的作家能够再一次手拍胸膛,咬牙切齿:“不行,最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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