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麦克卢汉认为,关注媒介的意识形态建构和符号意义建构,是不得要领。技术媒介对时间、空间和人类感知方式的影响,才是要素性的。麦克卢汉的这一思想起源于他的同胞英尼斯。英尼斯认为,偏倚时间的媒介有利于维护历史传统、中央集权、宗教和道德,偏倚空间的媒介有利于世俗制度、非集权化政治、现在和未来。麦克卢汉则认为,印刷文化的兴起培植了理性的、个人主义的文化,而电子文化使得时间和空间都不复存在,形成了一种与口语文化相似的、共同的全球文化。
书中史蒂文森首先回顾了对麦克卢汉的常见批判——媒介分析是非社会化的,麦克卢汉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他的技术决定论是在为主导性的社会关系寻找意识形态的借口;然后指出,这些批判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决不能因此否认麦克卢汉的意义。史蒂文森认为,虽然媒介技术不能决定文化意义,但它确实重塑了生活世界。他还认为在书写现代性历史的时候,既要避免马克思主义或功能主义的还原论,又要避免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
《认识媒介文化》一书较全面地对20世纪中叶以来本领域内的各相关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关于媒介文化的理论及核心观念,进行了细致精深的梳理和表述,并对各学派内的研究视点进行了分析整理,提出了别树一帜的观点,而且不乏深中肯綮之见。对当代社会理论试图探讨媒介在文化生产和文化再生产中的地位的种种方法也做了批评性的审视,阐述了一般社会理论与一系列有关媒介和信息的传播理论之间的关系,并重新评价了意识形态、结构和行动者以及媒介等等在道德准则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的作用。
伊尼斯在第五章开头指出,“当我们把其他文化作为镜子观照自己的文化时,却受到自己‘散光’和‘镜子’本身缺陷的影响,结果,我们很容易看不见其他文化的长处,而只看见自己文化的优点”,因此我们无法客观的评价一种文化价值,作者通过对西方文明的简短的描述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西方文化及其组成要素的特质促成了文化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扩展,一切文化都要反应出自己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影响。从时间上说,文化的局限性部分地来源于它不能调动一个民族的思想资源,以及它不能把这种思想资源用来避免民众的停滞不前和厌烦情绪。
文化离不开技术的进步,正如作者所说“有组织力量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技术进步”。这种技术的进步在战争时期变现明显,例如战马的使用,铁器取代青铜器,等,赫梯人使用铁器后,成功建起了一个帝国,随后而兴起的亚述人,他们利用战争技术的进步,对战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等等。希腊文明伴随着口头传统的兴衰而兴衰,印刷术的引进,用纸量的增加和造纸业的发展,使德国城市的地位得到加强,使德国、荷兰、英国与罗马教廷决裂。技术的不断变化,使我们难以认识到时间和空间上的平衡,由此求得这种平衡似乎很难。
第一次接触“传播的偏向”这个概念是在崔林老师的《媒介史》一书中。他在撰写相关章节时,先抛出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这一概念,然后分别用一小节的内容介绍“时间型媒介”和“空间型媒介”。
在介绍“时间型媒介”时,他分成了两块内容,一块是介绍他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时间型媒介——岩画,另一块解释“时空互为成本”的传播规律。
在介绍“空间型媒介”时,他分成了三块内容,前两块分别介绍“烽烟”和“旗鼓”两种典型的空间型媒介,第三块就显得非常幽默,讨论媒介被误用的后果,讲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写教材的人可能往往比较无奈,因为他没有办法将每个具体的内容展开,所有的理论都被无限压缩,以至于很多东西失去了原来的样子,例如这里的“传播的偏向”。
如果只看了这两节的文字,就很可能产生误解,会认为“传播的偏向”是一种媒介分类方式,有一类是时间型,另一类是空间型。基于这样错误的理解,读者会试图给身边所有的媒介进行分类,而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的。他们会发现这样的界定非常模糊,于是就否定了“传播的偏向”所有的价值。
但是,翻开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一书,似乎进入了一片新天地。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伊尼斯的论文和演讲精选集。
本书共8章,每一章都是他在不同场合的演讲辞或是宣读的论文。由此可以看出,“传播的偏向”并非是成体系的、逻辑严密的理论,而更像是思想迸发的火花。他总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检视社会和媒介的关系,但是得到的结果前后未必连续。
麦克卢汉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认为伊尼斯已经在他的历史检验得到了大多数洞见,那是误解。他在测试社会形态的相互作用时,常常是不大精确的,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他的研究方法。”所以,《传播的偏向》提供的不是理论,而是研究方式。我们应该关注伊尼斯是如何进行研究的,而不是结论是什么。
什么是“传播的偏向”?被引用得最多的一段话是,“传播媒介对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
通过这段话大概就可以理解到“传播的偏向”的含义,人们常常把注意力放在“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和“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
但是真正应该关注的是“知识在时间中的纵向传播”和“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时间型媒介和空间型媒介研究的是知识传播和权力关系,应该以媒介的特点去分析社会现象,而不是只盯着媒介本身。
伊尼斯认为,一个社会的良好发展依赖于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的平衡。可是“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
偏向和平衡似乎成为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在媒介技术的革新对社会的时空观念的纠正中进行的。“只有在很罕见的间歇期,另一种媒介的影响才能抵消其偏向,从而达到平衡”,但是很快又会造成时间或空间上的垄断,形成不平衡。
在伊尼斯看来,有一种媒介很特殊,它兼顾到时间和空间。“口头传统的灵活性,使希腊人在城邦体制下求得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平衡。”口头传统的平衡,不是指口语既有利于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又有利于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事实恰恰相反,它两者都不擅长。
口语不利于空间上的传播非常容易理解。而在时间上它也非常虚弱,因为人们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在每一次传递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产生偏差,更不用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偏差会更大。但也正是因为口语没有被固定下来,知识在流传的过程中会不断适应社会而修正。伊尼斯认为,口头传统使希腊成为了一个最理想的社会。
文字的出现打破了口头传统时空上的平衡。人们开始使用文字意味着从听觉转向视觉。视觉并非总是空间偏向的,同样是视觉媒介的岩画和印刷,前者是时间型媒介,而后者是空间型媒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从文字诞生以后,社会不可能再处于平衡状态。文字的诞生就像一条鲶鱼的苏醒。
“社会时间可以随一个群体的信仰和习惯的不同而不同,可以是不连续的,可以随实际上的年代而暂时停止。”《传播的偏向》第三章《时间的诉求》列举了计量时间的种种发明,向我们诉说时间是被创造出来的。
其中一个例子是埃及。“对埃及来说,它必须依赖灌溉,因此尼罗河的泛滥很重要。这样河水泛滥和灌溉就与宗教节日和日期的确定联系起来。”
可以看到,曾经的人们对时间充满着兴趣,体现在计时方式的更替上。但是空间型媒介的发展使人们“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它关心的是空间上的传播,对时间不感兴趣。“所谓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已经严重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并且给西方文明造成严重的后果。西方对时间的延续问题缺乏兴趣。这就是说,纸和印刷术始终对空间感兴趣。”
以这样的方式来检视互联网时代。如果把互联网视作一种媒介的话,它一定是空间型媒介,而不是时间型媒介,因为它感兴趣的是空间。互联网时代大大压缩了空间的距离,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大大提高。
互联网追求的是“快”,他们寻求热点,总是要在第一时间发布,以到达最为广泛的空间扩散,他们“执着于当下”。每天都有不同的资讯,互联网不擅长回顾过往,它像一个百米运动员在空间的维度上冲刺,体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时代的信息大爆炸。
人们不会关注昨天的事情,每天都有无数的事情吸引着你的眼球。微博热搜每一分钟都在更新,资讯跨越空间瞬间呈现在你的眼前。于是今天和昨天就被切割了,这种强烈的时间切割比任何时代都要明显。
然而当你不愿意去接受每时每刻爆炸的资讯时,人与人之间的切割就产生了。当下的流量明星、最火的电视剧和电影,最流行的网络用语,这些构建了群体文化,他们发明了自己的话语体系。
如果不了解当下热点,人与人之间就没有办法交流。曾经也许是“三岁一个代沟”,但是现在会发现哪怕一天不接触最新的资讯,就很难与别人沟通,因为他们说着那些你听不懂的话。
人们不关心历史,活在碎片化的当下。网络谣言漫天飞舞,辟谣是不管用的,因为辟谣是属于过去而不是当下,但人们只关注当下而不看过去。反转新闻的出现,是媒体机构以压缩时间来换取信息在空间传播的一个副作用。二次元的流行,人们被延展到了另一个空间,那个空间是与现实的时间隔绝开来的。
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互联网作为一种空间型媒介导致社会只注重空间而忽视了时间导致的后果。
(1)麦克卢汉认为有意义构建的时间和空间已经被全球化的媒介所瓦解,是一种极度的夸张。
(2)技术不仅如麦克卢汉所言创造了各个领域的一体化,也在促进着各个领域和文化等级的离散化。
(3)媒介技术不仅可能迎来更为民主的生活方式,也使得国家能够监视民众的行为;通俗报刊也常常使用类似于福柯所说的“惩戒性权力”的技巧,将规范的行为准则强加给大众。
(4)麦克卢汉认为电子传播消除了反思性的公共领域的观点是误入歧途的。
书中还描写了史蒂文森对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博德里亚的理论分析。他被史蒂文森称为“法国的麦克卢汉”。史蒂文森在全书的最后一章总结了大众传播研究的3种范式,并且以海湾战争为例进行了说明。第一种范式是批判研究,主要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这些研究认为,大众传播是社会权力的重要资源。研究主要围绕大众媒介、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关注焦点是大众传播的政治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是E·M·罗杰斯以传记式记载的传播学直到1960年的历史。这样一本历史教科书式的50万字的著作,按照时间的跨度,分本别类的记载了传播学的起源,在美国的发展及传播学的建立。
本书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传播学在欧洲的起源。把我们引入查尔斯·达尔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尔·马克思这些思想巨匠学术攀登的历程中。从进化论到精神分析学说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批判学派,那时还没有传播学的概念,但是传播学的发端却是从生物学,心理学乃至马克思在审视工人阶级的异化而总结出的共产主义而来。罗杰斯的这种传记式的描述风格,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重新审视传播学。
传播学根植的萌芽是什么?从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进化论中的许多概念和机制被引入到诸如群体生态学,城市生态学和社会学中,这些理论的发展促成了非语言传播研究的展开,而这正是传播学的一个专业,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看,又将传播学引向个人的心理,情感以及态度。弗洛伊德从主观主义出发,通过研究梦境形成精神分析的学说。而这些理论成为传播学的根基(传播学中的理论在个体当中寻求行为变化的力量。)并在随后实验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对群体动力学的研究一并促成了传播学的发展。勒温在心理学中的研究比如“场论”和“矢量”的概念既是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比如将主观主义重新植入其中,而这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向契合),又与传播学紧密相连(“认识既是传播的结果,又是传播的起源。在你心中的东西业是获得的传播的结果,你告诉其他人的东西是来自同一心灵的内容——这些内容正经历变化,并相互发生作用”)。场论中的认识论恰好切中人类传播过程中的相互效益。而从马克思和批判学派来看,马克思有一种强烈的受迫害情结,他重视受压迫的人,他是一个建设性的设计者。他及其近代的批判学派的理论团体被经验学者看做思想和概念的来源。为传播学提供一条有价值的线索。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它为传播学提供了一种社会的观察视角。
第二部分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提到了芝加哥学派,卡尔霍夫曼和说服研究,克劳德·香农的信息论和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等。
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构成了一个以人类传播为中心的人格社会化的理论概念体系。对于他们而言,要成为社会的存在,人类的存在就需要传播,他们攻击对人类行为的直觉解释,取而代之一种符号交互论的观点。,芝加哥学派构筑了后来一媒体效果为中心的大众传播的模型。现今的教育模式是建立在生物学的基础上——反射弧模式(刺激,解释,反应的模式)。这种方式构造了中国式的教育体系,因为中国的教育模式是照搬西方的教育模式,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善于从整体宏观的角度看待问题,同时对它进行抽象化的阐释,从相互的作用关系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在芝加哥学派中的心理学家J杜威的论证:反射弧的概念是靠不住的,他希望正规教育能够捕捉到孩子的自然好奇心,他认为解释是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旦一个个体学会了一个新的概念,他就会以令人惊人的频率碰到有关那个概念的说明。这也挺好理解的,一个人只能理解他本来理解的那一部分,它是通过有知来扩展自己有知的疆域。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创建了一个小学,在学校里孩子是通过做来学到知识的,比如数学是在烹调和木工经历中被传授的。
香农的单向传播行为的模式有助于奠定传播学的学术领域,比起任何其他的理论概念化的工作来,它更适用于传播学的范式。即为传播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提供了一个单一的易于理解的明确说明,这些组成部分是信源,讯息,信道,接受器,因此对于传播行为的传播研究可以确定出信源变量,讯息变量,信道变量和接受者变量。虽然香农对于信息论的研究是完全基于数学,他也曾说过人的意义和解释是一种软性数据,它不能被还原为准确的数学公式,传播的符号方面与工程无关。香农讲信息论限于工程传播,并告诫科学界防止将之过于广泛的应用与所有类型的人类传播,然而,传播学者没有对香农的警告给与太多的关注。
从这个角度来说,信息等太多比特的输入也许会让人丧失感知世界的能力,丧失对真实情感回应的能力。人毕竟不是1+1=2那么简单,正如格式塔对人格心理学的研究,作为个体的人是受环境和周围社会的制约的。今天,有必要对香农的传播模式重新予以概念化,以便反应作为过程的传播定义,认识到传播往往是非线性的,无意图的,并促使传播效果之外的其他重要研究课题的进行。因此,传播学者正在逐步摆脱他们早期对香农的数学理论的误解,这是一个逐步的渐进的过程,它最终将恢复我们对于作为自我纠正体系的知识界的信念。
第三部分讲述了施拉姆的故事,这位传播界的集大成者,是传播界领域的创始人。在全文的最后写道:“在一个更加遥远的未来时代,或许从现在开始的几十年以后,施拉姆期望传播学将会消失,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被吸收到行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的统一体中,这些行为科学最低限度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这些学科在1900年左右就获得了他们目前的形式)它们的研究中心是人类行为,施拉姆希望传播学会导致这一趋向行为科学统一体的运动。
伊尼斯在第五章开头指出,“当我们把其他文化作为镜子观照自己的文化时,却受到自己‘散光’和‘镜子’本身缺陷的影响,结果,我们很容易看不见其他文化的长处,而只看见自己文化的优点”,因此我们无法客观的评价一种文化价值,作者通过对西方文明的简短的描述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西方文化及其组成要素的特质促成了文化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扩展,一切文化都要反应出自己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影响。从时间上说,文化的局限性部分地来源于它不能调动一个民族的思想资源,以及它不能把这种思想资源用来避免民众的停滞不前和厌烦情绪。
文化离不开技术的进步,正如作者所说“有组织力量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技术进步”。这种技术的进步在战争时期变现明显,例如战马的使用,铁器取代青铜器,等,赫梯人使用铁器后,成功建起了一个帝国,随后而兴起的亚述人,他们利用战争技术的`进步,对战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等等。希腊文明伴随着口头传统的兴衰而兴衰,印刷术的引进,用纸量的增加和造纸业的发展,使德国城市的地位得到加强,使德国、荷兰、英国与罗马教廷决裂。技术的不断变化,使我们难以认识到时间和空间上的平衡,由此求得这种平衡似乎很难。
© 2022 xuexicn.net,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