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人的非遗”
“无人的非遗”困境主要表现在传承主体的缺失与保护主体的越俎代庖之上。
非遗传承链的断裂问题往往是导致特定非遗个案濒危的直接因素。非遗保护应当采取“保护主体搭台,传承主体唱戏”的形式。在此,非遗的传承主体直指非遗传承人,而保护主体则是一个涵括了政府与其他民间相关群体在内的概念。
首先,传承主体应当自觉担当起非遗保护实践的“唱戏”主角要务。当非遗的传承主体无有效性的保护作为时,保护主体再如何努力都回天乏术、收效甚微。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当代情境之下,非遗传承主体往往会因为缺失一种对于文化体认的自觉而导致特定非遗个案的“边缘化”危机。在此,必须警惕本族文化在非遗传承保护中“被精英化”的陷阱。在此“民族认同”是个重要的心理无意识表征层面,指涉“在民族互动过程中以民族间的差异性为基础而产生的”。9换言之“民族认同即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w缺乏最基本的民族文化感知基础,是导致非遗保护传承日渐力不从心的直接原因。非遗保护传承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使文化视阙下的集体智慧结晶及核心价值观获得其在公众心理认同机制中的合法性与穿透力,继而将“民族凝聚力”透过“创新传承”模式与“审美教育”的纯粹向度自然内化。于是乎,在保护传承实践运作中,非遗所包孕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因子便于潜移默化中重构中华民族文化之时代精神内核,契合时代语境的崭新可持续发展模式应运而生。要走出“无人的非遗”困境,我们应当首先聚焦于培养非遗传承主体的“民族认同”上。
其次,保护主体的适度协助是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前,非遗保护传承作为一个尴尬的在场,经受着双重压迫一“后现代”的解构与“精英文化”的意识形态渗透。针对此况,传承主体应当各司其职,各显神通,共同为非遗的传承保护实践“搭台”。同时,在“后申遗时代、传承主体必须警惕一个职权行使的“度”的问题,切勿越俎代庖,喧宾夺主。如在政府方面,其正确的向度应当是采取高屋建瓴、总揽全局的“引导式”做法,集中全社会的物力财力资源以建构非遗的有效性保护传承空间。政府作为“领路人”,可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或相关政策,直接开展针对“传承主体”的评选、认定与培训工作,试行新型的教育理念而将传统的“师徒传承”观念拓展为“师生传承”方式,或面向更为广义层面的社会受众而进行非遗相关知识的社会普及活动等,诸如此类的举措均对杜绝“无人的非遗”窘境具积极意义。
综上,对抗“无人的非遗”的保护困境必须综合调动非遗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的主动积极性,并能确实保证“权职分明,和而不同”的保护实践局面。
(二)“物化的非遗”
针对非遗精神性、抽象性、无形性的特质,当代的非遗保护实践往往借助科技手段将其转换为具体的有形物质形式。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存在一个非遗“物化”的困境问题——高科技对于非遗本身文化内涵的“冻结式保护”模式运作以及“保护性破坏”行为。
首先,非遗项目被“冻结式”地保存于博物馆、档案馆、数据库之中成为人们凝固的记忆标本是个较为普遍化的运作陷讲。“冻结式保护”将非遗的序列边缘人为关闭,彻底隔断其时间与空间的维系,而将其视为一个独立自足的.统一运作系统,如此保护行径实则变相提前宣告了非遗的消亡。
其次‘物化的非遗”往往可能将某些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分歧淡化、隐去,乃至于完全消解。扎根于“传统”与“自然”的非遗,以原始朴素的纯粹生命体验为思维向度,其基础意识层印记着人类童真时期的隐喻式的原初符号表达一巫术、图腾崇拜、神话传说等。这些因子似乎与“科学”话语主导的时代视阈格格不入。而当非遗诉诸科技手段进入“物化”程式之中时,这些因素被人为地遮蔽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非遗相关信息,大抵都是带上明显官方印记的“赞歌”与震撼人心的“呼吁?但对神秘、未经“物化”浸渍的非遗却知之甚少。要抵达真实,只有直面现场,身临其境地到特定的非遗知识承载空间中进行考察,否则其保护传承只能是落入闭门造车的程式。
再者,作为没有文字记载而仅靠口传心授方式得以传承的非遗,利用高科技手段将其转化为具体物质形态以保存下来是必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非遗原本传承方式的单一与脆弱。但在当前媒体话语膨胀、图像泛滥的现场,如何建立非遗知识的“纯粹性抵御场”以消解高科技潜移默化间的“霸权意识渗透”是个重要思索维度。
毋庸置疑,科技的仿真手段较之非遗知识本身似乎能够给予其受众更多的真实感与具象感。如此一来,诉诸科技手段而造就的虚拟现实仿佛拥有令人难以抗拒的精神魅力,其在某种意义上赋予了具象化后的非遗更为广泛的公众穿透力与知识合法性。在日常生活“拟象世界”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渗透中,社会受众对于科技虚拟后的非遗产生了某种***(我们暂且不论其为消费指向抑或审美指向“非遗意识”被移植至大众流行心理层M呆护传承的工作被误认为是初具成效。然而,问题却亦接踵而至:活态无形的非遗本身与被科技固定下来的固定物化的拟象之间是否存在本质上的差异?“物化的非遗”作为一种模型生成的具象,其所传达的信息是否可以保证非遗知识的纯粹性7另外,作为后现代视阈重要表征方式之一的科技手段是否会在运作的同时,将其“解构”策略(消解深度,瓦解叙事)一并带入意义生成与传播的现场,从而引起非遗在浑然不觉之间的“异化倘若科技的在场当真存在置换概念的操作——将非遗变作“空壳文化”,借其幌子大行科技话语表征之实——抵抗的空间与时间向度是否需要斟酌一个合法性的问题7科技本身内涵着一种科学独霸的话语冲动,其彻底摧毁人文叙事知识历史根基的内在***甚至一度将人文叙事逼仄至危机失语的非合法化状态。如此,慎用科技手段开展非遗传承保护以预防其“保护性破坏”行为。
总之,非遗保护可借用高科技的一臂之力,但切莫让高科技喧宾夺主,使得非遗的高科技保护本末倒置,在触及原则性问题的时候应当首先顾及非遗的保护。切忌将非遗保护等同于“束之高阁”式的“盖棺定论”。非遗的保护在于传承发展,非遗是动态流变的过程,而非永久固定下来的、仅仅是摆在博物馆等场所中供研究的静态遗产。非遗保护的目的在于传承与发扬,如将非遗通过高科技形式的胶片具象化,使得非遗保护向有形的形式转化;适度的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相结合以收获经济利益并达到非遗的宣传效果;以及通过建立动态型的流动开放展览馆模式来进行非遗的保护,都是非常成功的做法。
(三)‘被同质化的非遗”
“被同质化的非遗”是当代非遗保护的又一困境。
首先,这里存在一个关于“文化相对主义”视域下的“精英文化”压迫机制问题,一个指涉文化自尊与自信窘境的问题。在当代全球一体化情境下滋生的“精英文化”往往是使用“自然化”策略对“边缘文化”进行意识渗透的:>“自然化”策略是掌握话语权的社会主体在构建“自我/他者”等级关系中惯用的伎俩,目的在于使得“差异”本身剥落“被强加的意识形态”的痕迹,继而表征成为一种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因素。如此一来“差异”被期望可被永久固定而防止意义随情境的滑动倾向。我们必须认清的一个事实是:当代主流的意识形态往往是举着“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旗帜大行“文化霸权”之实;“精英文化”对于“边缘文化”的意识渗透总是在“自然化”策略的掩护之下潜移默化进行的“自然化”策略总是将“边缘文化’“定型化”作一种劣等文化形式“鉴于对少数者声音的历史性的持久否定,我们必须认识到少数话语首先是主导文化对少数文化系统地摧毁的结果。9因而,在进行非遗保护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精英文化”的“自然化”策略压迫,确保非遗保护个案中的传承主体是在怀揣着本民族“文化自尊与自信”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实践的。在这点上,我们可以采取的葛兰西“霸权”移置“主导”的思路。作为霸权的来源,权力被精英阶层的不同主体所争夺,文化间的谈判产生。而在此文化谈判以实现霸权的过程中,主导意识不可避免要被重设,边缘意识从而可以获得绝地反击的契机。
其次“文化孤立主义”的制造的非遗保护困境。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应当时刻警惕“文化相对主义”向其极境向度发展而落入“文化孤立主义”的窠a“葱剥到最后是空的”作为对抗“精英文化”与“文化中心论”而诞生的“文化相对主义”,其核心内涵在于消解文化不同形态之间的等级之分。但在为异质文化的多元存在局面大唱赞歌之际“文化相对主义”本身却又存在一个悖论:如果所有文化都将其定位作“最优秀的文化”而自足于其内部价值标准与自有方式,盲目排外乃至于压制其它“异己”文化形态的话‘文化孤立主义”的转向便会不可避免。在“主体/他者”幻想建筑的同时“文化孤立主义”关闭了其所有的序列,自行终止与任何异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在非遗的保护过程中我们应当时刻警惕非遗个案陷入“文化孤立主义”的黑洞之中,盲目排他,乃至于无视基本事实与历史动态的演变进程,苑囿于一己的封闭空间内,采取静止片面的观点虚构着自身的种种“文化原貌”叙事。于是乎,真正的保护越走越远。
此外,后现代语境下的非遗保护传承还存在一个“时代情境异化”的陷阱,这是导致非遗保护举步维艰的又一要素。哈拉维用“积体电路”integratedCircuits指称当前后现代语境下的混乱、平面化、网络状的社会与文化现实。当代的文化情境存在一个消解深度、瓦解叙事的向度。在这里被聚焦的问题包括非遗纯粹性扞卫的可能性。后现代以“支配的信息科学”(hifonnaticsofDomination的即兴生产性行为代替意义的谨慎再现,时代视域下的主体期待习惯了文化的“平面化”与“网络状”的表层混乱表征模式文化发展总是通过“离异”与“认同”两个维度的相互作用而向前推进的如此,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转型时期”大背景给非遗保护实践提出了一个悖论:非遗活态传承中的动态流变因子与时代情境之间的相互抵触而又唇亡齿寒的矛盾关系。一方面,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核心的深层文化结构维度与时代情境下的流行文化表征意识形态相抵触。在非遗保护实践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时代情境对非遗所进行的遮蔽、封存,乃至“异化’、“同质化”意识渗透行径,防止非遗发展掉入“空壳文化”的陷讲;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文化动态因子特质,却又在一定层面上陚予其随时代境遇的发展流变以合理性。
德里达在其著名的“意义的循环”理论中提到过,在现存的二元对立秩序下,任何对于意义作出终极阐释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阐释只会导致更多的阐释,终究都不可避免地落入意义循环的怪圈。对抗“被同质化的非遗”切勿对非遗个案作刻意的意义扭转,如此之举只会给非遗本身带来意识形态操控层面上的书写印迹,让“原汁原味”越走越远。
事实上,对于非遗意义的阐释有如羊皮卷的书写,初始的意义从来不会消逝,只会不断地被重释、叠加。非遗作为一项纯粹的存在本身,其意义被时代视域下的不同主体所期待,继而以编码的方式植入其中。在经由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双重动态演变之后,非遗的意义实质也随之发生了“羊皮卷书写式”的流变:初始的意义从未被抹***(有些记忆只是暂时被封存了起来而新的阐释己经完成了其渗入、叠加的进程。如此,只要依旧存在薪火相传的非遗传承主体自觉地对其族群文化进行体认,只要非遗个案中的特定文化群体认同基因未被社会机制抽离而作为一种“经验的存封”淡出人们的视野,只要非遗个案依旧是作为一项活态传承的文化遗产而非被冻结式地保护或者完全从世界上消匿,那么非遗的核心初始意义就可对抗其被同质化的危险而得以完整性保存。换言之,对抗“被同质化的非遗”的出路首先在于重构非遗传承空间并保障其传承主体的有效性实践。
刘启锐在电影《岁月神偷》中曾指出:记忆是种权力而非本能。非遗作为一种活态的、无形的、靠口传心授得以传承的文化遗产,其价值核心在于自身所承载的集体无意识层面的生命记忆。在这里存在一个文化自觉的体认问题。对抗“被同质化的非遗”,我们还必须采取措施加强传承主体的“文化自觉”。这是一个难题,却有同时是一个突破口,非遗的传承主体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一责任。同时,这是一个属于社会大众流行心理层面的问题,政府应当大力推行非遗保护的宣传教育,以在当前文化氛围内潜移默化地加入“非遗大众保护意识”因子,在时代视阈下的大众流行心理中形成一个“集体无意识”层面。
(四)非遗的当代“消费符码”转向
机械复制时代的一大特征首先是知识与商业合谋,文化消费变得异常昂贵。作为审美,乃至于文化层面的奢侈品,非遗这一素被称作人民智慧结晶的历史文化积淀物却开始了从人们日常的消费比例中日渐被抽离的征途。它们被迫以“物化”形态作为特定族群的历史记忆标本,被冻结存封于诸如博物馆、档案馆、私人收藏者的橱窗中,还硬生生地给贴上了“文化奢侈品”、“高级审美趣味”一类的标签。如此,非遗不幸在传承过程中被消费符号化了。
又或者,非遗就直接被揪着耳朵扔进了“文化产业化”的大熔炉,还美言其曰:非遗的生产性保护途径。只是,当传统文化因子在被商业化摆上了机械化复制时代轨道之刻,精神文化维度的相关物已被统一移离了其特有的专属区。而非遗本身的价值内涵,也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被改写、分解、抽离,甚至被伪造的危机。作为特定族群文化记忆传承的动态因子,非遗首先是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符码存在的,是人类历史文化多样性的瑰宝。但生产性保护背后的商业运作机制,其关注焦点却在大规模的生产普及与经济效益之上。如此冲突的直接后果是导致非遗本身的文化内涵被商业化过程潜移默化地抽空,贵州侗族的傩文化与祭萨风俗就曾落入此陷阱。“生产性保护”是个有待商榷的保护手段,因为在实际操作中,非遗“被产业化保护”的度始终是个边界模糊的问题。在“后申遗时代”的今天,我们似乎应该采取“激情的疏离”的态度,从沸沸扬扬的非遗“产业化开发”呼吁现场中抽离出来,冷静再思考这一商业化做法的实际可行性。
当我们来到鄞州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门口,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都是古老的建筑。我们走进石牌坊,跨过拱桥,走过长廊,来到了一间又一间的展示厅,里面展示着各种各样的民间手工技艺。我们体验了绣花的乐趣,还看到了艺人现场制作木雕、草帽编织和彩灯扎制。
最让我喜欢的还是“我的家”陆号馆/里面展示的都是民间传人捏的京剧花旦、花、小动物、孙悟空、龙。各各都栩栩如生。参观完我们坐下来接受老师的指导。老师给我们自己选择做什么,我选择公鸡。按老师的步骤,先拿了一团黄色的泥,老师说:“这泥不能直接捏,捏了做好以后会有裂纹的,一定要用二个手心反复按软了才能做。”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它软了起来,看来有些事看似简单,实际上也很难。软后要把黄泥搓成水滴状,尖的一端是鸡头后面粗圆的是鸡的'身体。但是我觉得不太像。我心想:要是可以像老师一样心灵手巧就好了。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这种手工是靠练出来的,是越练越好的。”接下来老师教我怎么做尾巴和翅膀。先分别把橙、蓝、白三种颜色都搓成中间粗两头细的形状,之后把三种颜色叠起来搓,也是搓成中间粗两头细的样子中间对折,再搓出一样的两个来,这样就形成了公鸡那美丽的尾巴。我按照刚才的样子又做出了一双翅膀,接着我拿了一团小黄泥也将它压扁,贴在棍子上,这样整只公鸡就差不多都在棍子上了,咦?怎么觉得少了些什么呢?原来是公鸡那竹子似的小肢丫。我用工具刀在上面划了三刀,整只公鸡就完成了。看看这公鸡正在昂着头“喔喔喔”的大叫似乎在对我们说:“大家都给我听好了,你们下次要叫我公总,你们都得听我的,我可是老大哦!谁不听我就将重重地惩罚他。”
这个屋里洋溢着我们的欢声笑语,一声比一声高,一声比一声响亮,这里的每一样事物都其乐无穷,让人念念不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当前时代语境下遭遇“传承链断裂’、“物化’、“同质化’、“消费符码化”的困境,对非遗传承保护出路的探索任重而道远:“逻辑学范式”与“现象学范式”以其互补性功能为我们探寻非遗保护出路问题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具体、可操作的研究方法。这为非遗传承保护方案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整合,对非遗传承个案具一定的实践意义M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必须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并有效避开各类陷阱。
可以说,我的成长是与红色文化密不可分的,甚至我到目前为止成长的每一个过程,都是在红色的文化里熏陶的。
我常在自己的个人简介里写下这样的话:“祖籍在井冈脚下,生长于赣南山区,蜷居南昌某高校”。这么一说,也便把我和红色文化中的三个摇篮联系在了一起。我们都知道,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赣南是中央苏区的摇篮,而南昌又是军旗升起的地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摇篮。
我的祖籍是在井冈脚下的永新县,用祖父的话来说,那是一个抬头见井冈的地方。于是我从小就在祖辈的教导中,了解着关于故土,关于井冈,关于中国革命的过去。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课本里,在课外书中,又读到更多关于故乡的字词,关于那段属于中国革命历史的记述。
我清楚地记得,“三湾改编”在永新,“龙源口大捷”在永新,我清楚地知道,我从永新登井冈的路,是红军曾经走过的路,踩着的是革命的足迹。提到我的故乡,我是自豪的,因为它记录着中国革命的最初,记录着一个伟大祖国的前行足迹。从小到现在,我多次登上井冈,每一次,都有新的感触,每一次,都对生活多一点希望。祖国越来越繁荣强盛,更叫人记住曾经抛洒热血的革命先烈。
我出生在赣南山区,在很小的时候,便知道赣南有个叫瑞金的地方,那是曾经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被称为“红都”。慢慢长大,知道赣南还有另一个名字,叫“红土地”。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赣南的大部分土壤都是呈红色,还是因为赣南几乎所有的县区都与红色文化密不可分。就拿我所在的小县崇义来看,历史中也曾有过“上堡整训”这样的记录,当时的我党高级军官王尔琢就牺牲在崇义,纪念碑名还是由肖克将军亲笔题写的。
我们无法忘记,那段属于赣南的红色传播,那段属于中央苏区的历史。写东西的我,偶尔捕捉了一些关于赣南的文化信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民谣,是当地人民对苏区干部的最高评价,陈毅元帅的《梅岭三章》,记录了南方游击战争的艰难,抒发了我军坚定不移的胜利信念。
再说说南昌,上大学来到这座城市,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不能说很熟悉这样一座城市,却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地走了那些革命的遗迹。寻访了那些纪念着红色文化的标志。去过了八一起义纪念碑、革命历史博物馆,走过了八一起义纪念馆、朱德训练团。每一次出行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游玩,多了一层历史的洗礼,多了几分心情的凝重和深沉,每次回来却也是收获不少。
我们不能忽略,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南昌城里的那一声枪响,它划破了原本宁静的夜空,写下一段历史。这一枪,是武装斗争打响的第一枪,自然也具有非常的意义,而江泽民同志题写的“军旗升起的地方”,更是把南昌这座英雄城,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革命联系在了一起。
其实我不是一个喜欢参加征文活动的人,因为我通常以为征文大多是应景之作,写不出什么真情实感。而这一次,不能不说有些机缘,无意间在办公室看到这本《红色江西》的读本和这样一个活动启事,一下子有种热情涌动,于是写下了上面的文字。也许往往是饱含了太多的情感,才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言语去表达,因为再多的文字,都无法合适的记录自己的满腔衷肠。
有一句话叫,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而红色江西就是这样一段属于江西的,属于那个革命战火年代的过去。它是一段让老一辈革命先辈怀念起来都倍感艰辛的历史,更是一段值得每一个在这个新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在心里铭记的历史。读着《红色江西》里的每一段文字,就是在回顾那一段过去,那些往事历历在目,有熟悉的,也有不熟悉的,而每一段都是那么牵动人心,每一次的革命进程都是今天幸福生活的铺垫,是前辈的鲜血换来的。
有时候这样的话说多了反而显得有些虚情假意,还记得小学的时候常常写下这样的词句,读着这本书里的文字,我越发怀念那个属于记忆里的岁月,记得作业本上写下,红领巾是革命志士的鲜血染成的。而现在社会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多的人只看到了金钱和地位,只看到了利益和权力,忘了今天的生活是有着怎样的历史,忘了今天的幸福是建立在怎样的奋斗基础上。
学习红色江西的历史,真正的意义就在于让更多的人回顾这么一段过往,回顾属于井冈,红米饭南瓜汤的生活,回顾属于瑞金,苏区干部艰苦朴素的传统,回顾属于南昌,血雨腥风斗争的场景。再想想现在,饭饱衣暖、生活富足、平安和谐,还有什么不满足,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贪婪和谋取。
当然,不是我要去标榜自己什么,也不是我能改变怎样的现状,只是作为一个在红色文化里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我觉得我有必要写下这么一段文字,不管它能起到怎样的作用,能让多少人产生一点点触动。
只因为我觉得有那么一段历史,是不应该被我们所遗忘的,只因为我是一个江西人,一个在红色文化里成长的青年人。
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面对着日新月异的环境,我们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如适应。那些枯燥无味的事情充斥着我们的身体与时间。虽然每个人在特性上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但只要心中目标的方向相同,相信每个人都能成为栋梁。
对于一个人来说,在成长中思想的健全与完善是必要的。俗话说的好:“成材之前先成人”这句话无论放在哪个城市、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是适应的。在生活中除了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大部分时间是留个你自己的。阅读的课外读物对于思想上的引导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如今许多同学喜欢阅读青春文学、喜欢言情小说。我认为在生活中未尝不可。但我们并不应该把这类书籍当做首选,它仅仅只能成为在我们闲暇时光的一个消遣读物。
我认为对于中学生而言,我们从一本小说中得到的启发与思想上的引导远比青春小说。能让我们更多的学习优秀的行为。有很多人会问“这类小说不是非常死板吗?”实则并不,仔细去阅读、细细去品味,你会发现自己慢慢的融入在小说中所刻画描写的情节。胸膛中一股正气在升腾,充沛心灵、融入血液、刻入肺腑。
当时的社会,存在着许多残酷的现实,我们应感受到“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作为一名中学生需要我们学习的还有许多——优秀的'思想、优秀的文化、优秀的行为。不仅能丰富我们的世界增强我们的精神,更能促使我们全面发展。
恰逢正值少年,我们拥有一段热血青春,也是最为辉煌的时候。时光流逝至今,我们所面临的社会纷杂,诱惑繁多。然而所拥有的机会也更多,该如何选择梦想,是择优停留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做着安逸浪漫的幻想,还是修身储能博采出众。为世界、国家做出奉献?
顾校长既然已经知道会有欢迎仪式,就连赞诗都已经准备好了,可他却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如此重要的仪式上卡了壳,这是一种不尊重、不负责的行为。原本只要查字典就可以避免的这种低级错误,可他却在这种场合上“尴尬”了一把,引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细细想来,这件事不同时也表现了现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上的不重视吗?汉字是迄今为止连续使用最长的主要文字,也是上古时期各大文字体系唯一传承至今的文字,而我国是以汉字为主的官方文字,可见其重要性。可现在人们却对其越来越忽视,连清华顾校长都读错了字,或许有人会说这是一个生僻字,还是篆体,就算不知道也正常。对啊!现在人早就习惯了使用一些简单的字词,早已经把当初的文化抛之脑后了。
在此,我们应该反思下,也许是科技发展,现代人都用智能打字,而很少拿起手中的那支笔,导致字体有时都不认识或者写错的情况,而这情况不也在暗示着人们对其忽视。
上海一男子为显诚意手写求职信,不料其投递的公司发现信中有错字数个后,拒绝录取了他。这一件小事在网上走红,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如今社会,因科技强国,而文化就因此容易被人所轻视,人文精神随之慢慢消失。
由此可见,顾校长读错的那个“侉”字,不应该只引起人们关注,更应该敲响人们心里的.警钟!这在提醒着被人们所忽略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在日益消怠。科技以“理”为重,文化以“文”为重,我们不该重理轻文,我国有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更应该对其继承以及发扬光大。
在高速发展的现代,顾校长这一类的尴尬事件,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文化教育,注重国家的软实力发展,望社会进行反思,进而对其改进。
以一字引起的重视,以科技强国,以文化兴国,两者都不可或缺,相辅相成,建设更完美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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