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种类可以分为义友和利友,这两种朋友乃人生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朋友群,或者说生活圈,彼次共同构建出人生精彩的篇章,绘制出人生精彩的画卷。义友和利友是人生的必须组成部分,也是每个人生存生活所必要的。
义友与利友是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无可厚非,也没必要回避其存在,是一种生活中所必备的人际关系。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生活的“圈子”,“圈子”里的成员主要以朋友为主,而所谓的朋友又可主要分为义友和利友两种。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利益和诉求,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必需获得自身以外的帮助与支持,为了彼此间的利益需求,这些人共同建构出一定的圈子,相互帮助共同达到各自的目的,此乃利友;为了共同的志趣、爱好、理想彼此走到一起的人,称之为义友。
利友之间以利益需求为纽带,失去了利益的支撑,彼此间的关系就显得苍白无力,这样的关系经不起时间的洗礼,更是无法经得起考验;而义友之间,不存在利益的瓜葛,彼此之间名利意识淡泊,是一种比较单纯的社会关系,彼此间的往来不为利益所驱使,却能经得起岁月的洗礼与考验。
人为了工作、生活、爱好、理想、志趣和利益必须与社会成员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构建出“朋友圈”,朋友之间到底属于那种类别的朋友,每个人各自心中都会有定位。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地,要想达到自己心中的目标或者某种利益的诉求,就必须借助外在的力量,结识、结交并团结一定范围内人,并与之发生密切的联系,为的是达到日后或相当长的时间内合作共赢之目的,这类朋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利友。
利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或者说相同、相近的利益关联,为了达到某种利益的平衡或利益的满足,营结而成的一种人际关系。利友之间始终以利益为前提,利益是维系彼此关系的`联接点或核心,一旦失去利益的关联,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一切皆会烟消云散,失去了利益的制衡,利友之间的关系就会因之消逝。
义友则是一种相对比较单纯的社会关系,这样的人彼此之间不为利益所驱使,维系其关系的核心在于共同的人生观、志趣、理想,它们之间的交往没有名利意识,名利对于他们来说显得淡薄。义友之间没有强烈的物质及利益意识,以情致为主导,不为时空、地位等外界因素所影响,彼此之间几乎是心有灵犀、心照不宣,一举手一投足都能心领神会,
做什么事情都能密切配合。义友是一种稀有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特殊的色会关系,俗称知己。因为稀有与难得,所以古今常有人慨叹,人生难得一知己,知己显得极其珍贵。
义友之间彼此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得益彰,相互付出又毫无怨言,无怨无悔,无所保留,是社会生活中的一朵奇葩,为众多文人志士所推崇,管鲍之交、知音之交、舍命之交、胶漆之交、鸡黍之交、桃园之交……字里行间无不透漏出一定的信息,他们无不以义字开始和结束,成为古今传颂的佳话。
学生的一收一据,众人的一贬一赞,孔子的一喜一怒。穿越时空的沉思,跨越千年的警钟:要理智对待利与义。
利是义的衡量。道德仿佛是一架天平,义在这头,利在那头,义有了利的衡量,道德的天平才能保持平衡。
在危难与道德交锋的那一刻,吴菊萍用她那双脆弱的双手,毫不犹豫的托住了高楼坠落的幼童,她选择了道德,她就选择了义,而那双手也因此骨折。她没有像常人一要把利与义划清界限,她同时选择了利,于是她接受了“最美妈妈”的表彰,更是接受了重金的酬谢。对此人们的看法不拘一格,而我认为利本应是义的衡量,吴菊萍的选择已是毋庸置疑。利与义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的关系仿佛是权力与义务,行了义何畏收利?难不成要像做了坏事那般“息事宁人”?
把捡到的贵重物品交到市政府,这在中国实在是件极其平凡的小事。既不需要大张旗鼓的表彰,也不需要失主的酬谢与款待。然而,爱国青年杨立在德国却有这么一段经历:克里斯托小镇的镇长为了让他领回一枚奖章和500欧元的奖金,竟发动了百名警察寻找。镇长曾郑重的告诉杨立,奖金可以不在乎,但必须接受,因为那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认可,也是整个社会对善举的尊重。是啊!行多大义收多大利,利是义的衡量,那衡量的背后不正凝聚了整个社会对善举的认同和尊重吗?
利是义的鼓励。道德仿佛是一株鲜花,义是花朵,利是徐徐的微风,义有了利的吹拂,道德的芬芳才得以发扬。
千禧之年,袁隆平教授接受了500万元的收购届“最高科学荣誉奖”。我不清楚跨越千年的“接受”是否还会迎来众人的一片唏嘘?只是倘若孔圣人可以再度点评,定还是只褒不贬。因为袁隆平的二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养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子孙,养活了亿万的世界人口,这个奖项对他来说受之无愧。更何况,国家之所以设此重奖是对千千万万个有才之士的鼓励和号召,是对善举的传承和发扬。
雅典运动会中国取得历史性突破,赛后国家重奖了获金牌的运动员,这件事引起了众多议论,责难之语充盈于耳。然而重奖效应却在中国与此同时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它不仅激励了的运动员创造佳绩,更让“善举”的火炬一再传承——中国女排集体捐款慈善机构,球员明星签名售衣募捐活动等屡见不鲜。这便是对义与利最好的诠释,对道德最好的发扬。
跨越千年的沉思,穿越时空的警钟。流水化开春来也,心中自存清澈透明的流水,又哪怕是世间之利。理智对待利与义,让道德之花绽放四季。
有人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战争史”;也有人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和平史”;还有人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两者兼备的历史”。对于以上几种说法,总体来看,第三种比较合乎实际。
从五千年前人类文明出现起,历史上总少不了战争的陪伴。从炎黄战蚩尤,到春秋战国;从三国争霸,到成吉思汗;从中日甲午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就说中国,上下五千年不知发生过多少战争。虽然它们大都发生在朝代更迭之时,从一定角度看,这些战争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战国时代出现的商鞅变法,使中国由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甲午战争后出现的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惊现的辛亥革命;日本侵略军鏖战多年的共产党,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从这些方面看,战争又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可是,战争又对社会危害巨大。过度和长久的.战争,使社会变得民不聊生。周末七国纷争、三国争霸等都是活生生的例子。持续了几十年的三国争霸,使统一后的西晋国力极弱;晚清四场大的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使中国百姓穷困潦倒,国家积贫积弱。人民不满清朝统治,不断发生起义,为的是推翻清朝腐朽统治。战争说白了就是一个耗财、耗物、耗时间的机器。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后,是三国鼎立的乱世;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战争后,是贫困的新中国;海湾战争后是混乱不堪的伊拉克。所以说,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另一方面,战争又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因为长期的闭关锁国,而落后于西方国家,最后导致落后挨打。由此看来,战争也是必要的。
综上所述,战争既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又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总的来看,人类需要和平,但同时也需要适当的战争,来解决彼此间的纷争,缩短国与国之间的差距。长时间的和平会让一个国家落后于时代,落后于他国,而长时间的战争则会物极必反,民不聊生!
“山东及时雨,孝义黑三郎”,“仗义疏财,忠肝义胆”,“梁山呼保义,郓城宋公明”,这一切的声音,都在共同呼喊着一个名字———宋江。一个父兄眼中“孝字为先”的孝子,一个朝廷眼中“水泊草寇”的顽劣之徒,一个由“忠”和“义”交织而成的历史碑文。 施耐庵笔下的宋江是《水浒》中矛盾的中心,在报效朝廷和建设梁山中,在尽孝道和上梁山中,他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但最核心的是他在“忠君”与“仁义”间的选择。
宋江是“仁义”的,“及时雨”的称谓非他人能及,“救晁盖”、“济武松”、“***阎婆”、“三打祝家庄”,这一幕幕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生死之交一碗酒”是他的人生信条,“急人之所急”是他的做事准则,这一切,都树立了他在一百零八将中的地位,位列天罡,执掌地煞,何等的荣耀;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何等的畅快;劫富济贫,攻城略地,何等的威风。
但这恰恰是施耐庵为宋江吹响挽歌前的空响,宋江毕竟还是一个郓城小吏,在他的骨子里,透着的是对大宋王朝忠贞报国的志向。“敢笑黄巢不丈夫”是宋江留在望江楼的诗,看似轻视朝廷,实为他因报国无门而空自叹息。不论是晁盖打曾头市后的私见宿太尉,还是水淹高太尉后的盛情款待,亦或是晁盖死后,替换“聚义厅”为“忠义堂”大匾,处处透着他对朝廷招安的渴望。然而他却忘了,在腐朽的赵宋王朝里,哪有他一个郓城小吏的生存空间。可悲呀,可叹!可怜梁山一百单八将盛极一时,最后却落得死散凋零。
纵然面对这些,宋江在忠与义之中放下了曾经紧握的刀枪,在忠与义中作出了最后的选择,对于宋朝的毒酒,他一饮而尽,想以死“表明忠义”,更令人惋叹的是,为防止李逵再反朝廷,也让他服毒酒随他而去。留下的只有“茫茫乾坤方圆几何,成大任,重大义,男儿本色……”的悲歌。
宋江在施耐庵的笔下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在忠与义的交织中,迷失了自己,最终只能淹没在宋王朝的浪花之中,在“忠君”与“仁义”之中,他选择了忠君,选择了一条看似美丽却永无出头之日的道路。他走了,或许他依然会笑对朝廷,依然毫无怨恨,留给我们的只有无尽的感慨。
如果可以重来,我愿看到那个真正“笑黄巢”的宋江,那个水泊里“替天行道”的宋江。听,他又唱起了那首歌,在芦苇水道中飘得很远,很远:“生死至交一碗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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