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发考试卷了,要发考试卷了”。班长大声喊:“第一节就要发考试卷子了。”班长刚说完话,我的心就碰碰碰的跳着,心想:呀!如果第二单元我考的不理想,那该怎么向妈妈交代,哎!
上课了,老师把卷子发了下来,发了好长时间才发到我。我先看了一下分数,啊!才考了68分,考得太差了,吕老师说:“这次考得太差了,最差的才是30多分,90分以上的才7、8个。”
吕老师先让我们看看自己错到哪了,会的订正一下,如果有不会的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老师开始讲了,同学们认真的听着,我却想着:下次我一定考一个好成绩,让爸爸妈妈开心。放学回家,妈妈对我说:“这会考得不好,下次一定要努力。”
考试是对每一阶段的测验,有一句话说得好: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放弃注定失败。也就是说不管下次考得好还是不好,但是我努力了,我也就成功了。
字数相等,结构形式相同或基本相同,意义对称的一对短语或句子,表达两个相对或相近的意思。
作用:整齐匀称,节奏感强,高度概括,易于记忆,有音乐美感。
主要方式:
1、正对。上下句意思上相似、相近、相补、相衬的对偶形式。
例如: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2、反对。上下句意思上相反或相对的对偶形式。
例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3、串对(流水对)。上下句意思上具有承接、递进、因果、假设、条件等关系的对偶形。
例句: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举例:
地大物博感恩戴德山穷水尽谦受益,满招损家喻户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披星戴月口诛笔伐口蜜腹剑山珍海味山重水复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我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因为平常我看见妈妈劳动时总是腰酸背痛的.,所以我想通过这次劳动节,为妈妈分担一些事,减轻一些负担。于是,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在家做一次大扫除。 首先,我开始擦洗门窗。我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把家里从头到尾、从上到下地用抹布擦了一遍,抹布上粘满了灰尘。这下可把我累坏了,我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但我一想:“大扫除本来就很卖力,但如果我一下都坚持不住,那不是刚才做的也白费了吗?做事要有始有终。”虽然我洗了没有比妈妈洗的干净,但是我也很满意,因为我今天帮妈妈做了一件辛勤的事情。 等我干完了全部的活,再看了看家里,和大扫除之前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啊! 这次大扫除之后,我不仅知道了:“只要付出了,就会有收获。”我还懂得了“坚持就是胜利”这句话的意思。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分类方法本身就是他采取的研究范式的体现,陈望道在《发凡》第一篇的结尾声明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研究修辞学,强调“内容决定形式”而“内容”本身又常为“立场、世界观和社会实践”所决定,任何“内容”都能产生各自的形式,而不是视原先的修辞概念为“有标记”的,而原先的白话概念为“无标记”的零形式,具体到这个分类框架中,我们可以发现,陈望道提出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的两大分野是难能可贵的,“没有修辞就没有任何表达”,在这里他赋予了各种“内容”同样的地位,即使是所谓“粗俗”的市民口语,也没有任何理由比积极修辞低级,如果一个人生活的环境并不需要使用过多的积极修辞,只有所谓“平淡乏味”的修辞能帮助它们很好地适应情境与题旨,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嘲笑它们的语言“低级”呢?
这是与原先的文辞本位相对的,从语义上看,修辞义为修整文辞,陈望道“消极修辞”的提出破除了这一观念,这里有两点积极意义,首先,旧有的纯粹雕琢形式的修辞不再成为少数人所享有的技术手段,而只不过是适应情境与题旨的工具而已,于是修辞学中雕琢词句的“美感”便让步了,语言修辞与表达真正成了所有人的共同能力,或许不应有人为自己不加修饰的“低等”语言而遗憾。在第一篇中,陈望道明确提出自己的几个写作目的,其中之一便是消灭歧视,“将一切歧视文言口语的偏见立时消灭”,同时希望治疗两种病症,一是屑屑模仿病,一是美辞堆砌病,应该说,这在1932年语言新旧更替的中国是有重要进步意义的。
其次,这种让步给了言语更广阔的介入社会的空间,言语的目的在于适应情境与题旨,这就至少为语言的使用打开了两条通道,一方面失去修辞学束缚的言语可以径直走向萨特的“介入”,着眼于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体本身,完全投入对情境与题旨的高度参与,一些原先相对弱势的言语不需要汲汲于用旧“修辞”武装自己,而是可以直接投入战场。另一方面与萨特相对,巴特的零度写作也有了一定的反思基础,各种不同的言语与意识形态直接相连,修辞与否的准绳被打断后,不再有关于优秀语言的单向度的评价标准,反思的矛头便能够直接对准各种话语本身,亦即对准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方面,具有超出修辞学本身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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