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人处世上,我也从国学经典中学到不少。曾学到过孟子的这样一句话:“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更应该以此做为自身的行事标准。人可以穷,但是要有骨气,要有奋斗的决心,现在这个时代,只要勤劳,就能创造财富。做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我从小就是吃苦长大的。但是我却很感激少年时的贫穷,它就是一笔财富。它让我知道一切都来得不容易,更懂得珍惜。它让我早早地体会到父母的艰辛,从而成为一个孝顺的孩子。它更让我从小就知道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做,靠自己的劳动去创造财富。让我成为一个正直,勤劳的人。现代社会机遇很多,造就了很多骤富的人,但是,由于来得太容易,所以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塌实。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才过上好日子没几年,不能满足。我想不只是那些富二代,处在这个太平盛世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以“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来要求自己。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引起了众多外国学者的关注。她们来中国旅游,来中国留学。那些哈韩、哈日、学Hip-Pop的孩子们都睁开眼好好看看吧。我们虽然不能像晚清时期的满洲贵族那样妄自尊大、闭关锁国。但是当京剧、武术、中医等国粹渐渐远离我们的视线的时候,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自己的经典都拿出来品好了,再去学其他的好东西,甚至去教那些外国人。我们有很多好的东西,很多值得学的东西,个人认为把我们的根本学好了,才不愧为一个中国人。
素来对国学怀有一种崇敬之情,觉得它那样高高在上、触不可及。对于如我一般底蕴并不深厚人而言,国学,或多或少带着些深奥、博大的感觉。傅佩荣先生所著的《国学的天空》这本书给我的第一感觉也同样如此。但当我不断深入去品读这本书时发现,傅先生以他渊博的学识,褪去长久以来国学被人们批上的厚重外衣,用易懂的语言让读者领会到中国博大精深的国学内涵,让读者在欣赏国学美妙之处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人生观。
傅佩荣在《国学的天空》一书中为我们很好地阐释了孔子的真诚、孟子的向善、老子的智慧以及庄子的逍遥。他还用这四位圣人的理论,以最朴实生动的语言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通读本书,我对关于孟子这一章的内容感慨颇深。可以说傅佩荣老师是将孟子这个人从千年前拉到了当代,拉近到读者面前,那么形象生动,诙谐与生活化,他将教育、修养、仁政等孟子的观点融合在故事里面,颇有深入浅出的效果,为我们阐释了做人,做学问,做事的最终目的。让人回味无穷,意味深远……
“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在这个物欲横流、急功近利的时代,提高能力降低***,人才能快乐。要有修养,修养是成就自己。到达某种程度之后,快乐就会由内而发,自然随之而来。
关照各人的内心,在快乐中成就立体的生命。在这一点上,孔孟是一致的。孔子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又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做君子就是做一个内心完善的最好的`自己。当内心强大,开阔而坦然时,当内心真正有了一种从容淡定时,才能不被人生的起伏得失所左右。生命的境界也不断得到提升。
傅佩荣教授笔下的孟子,是一个真诚的人,快乐的人,他的内心有一种自我要求的力量,提醒和督促自己去做该做的事。这样的人他的人生也是自信而快乐的。傅教授重新解读了孟子的快乐人生,他所展现的孟子,是全方位的孟子:教育,人伦,修养,人生等。并以他的朴素主义哲学观点为依据对现今人们的困惑一一做了点拨,古事寓今,启发人深思。
妈妈告诉我,十三岁之前是人记忆最好的时候,所以,我一直坚持诵读经典。四年级的时候,我背完了《论语》上册,班上进行“国学经典”考查时,我总是高高地举起手积极回答问题。每次我背诵原文都很流利,但老师让我讲解意思的时候,我却很多都不知道,于是便下定决心要好好看看《论语》的译文。
这个寒假,我读完了《论语译注》上册,书中在每一句原文下都做了解释,阅读这本书可以一边复习原文,一边理解每句话的意思,这使我收获很大。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学而第一”,这是《论语》的第一篇,是孔子和他的弟子关于“学习”主题的对话讨论,不仅让我学会了“如何学习”,还让我懂得了“怎样做人”。
有子,姓有名若,他是孔子的学生,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一双善于发现别人优点的眼睛,经常提出孔子的优点,并心向孔子学习。其为人处世也深得孔子的赞赏。
曾子,姓曾名参,也是孔子的学生,他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他的学习方法之一,他每天都会反省:“为别人办事是不是尽了心呢?与朋友交往是不是诚实呢?老师传授给我的知识是不是都复习了呢?”
子禽,姓陈名亢,孔子的学生之一,他的特点是非常好问,遇到什么小问题也要请教孔子,所以进步总是又快又大。
孔子是一位知识渊博、很有智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弟子无数,同学们又称他为“圣人”和“师仙”。在学生有困难时他总是乐于帮助并耐心讲解。他那么博学却始终保持谦虚,很善于从别人身上学习,人们夸他他也从不骄傲。他总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意思是说“如果三个人走在一起,当中必定有能做我老师的人,选择他的长处去学习,以他的短处为自己改正的参照。”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懂得了:要善于发现并学习别人的优点,就算有天大的学问,也要像孔子那样谦逊好学。
有子懂得欣赏他人,曾子坚持每日三省,子禽总是勤学好问,孔子更是善于以他人为师,这些都是我学习的好榜样。以后我还要进一步研读《论语》,做一个有思想、有学问;爱反省、善学习;不骄傲、不自满;懂礼貌、又孝顺,拥有美好品德和更多学识的真正优秀的人。
季羡林教授形象生动的论断引起不少争议。有人说这是文化循环论,有人则谓之曰一厢情愿想当然。然而,大家不能否认的却是,季教授的论断确乎反映出一种文化思潮的变动,是这种文化变动的一部分。这种文化变动,就是与八十年代文化思潮迥然相异的“国学热”。
让我们回忆一下八十年代的情景吧!假如不健忘的话,人们当还记得,那个时候,你绝对看不到季羡林先生这样的论断。即使这样的论断存在,你也听不到。因为,它被另一种声音盖住了。这种文化的声音非常高亢,格外激昂,容不得别的声音存在。这种声音,让我们想到世纪初的新文化、五四,仿佛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又转世重生了。他们高喊着“打倒”、“打倒”,“拿来”、“拿来”,举着“科学”、“民主”、“西化”的大旗,披荆斩棘,前驱先路,做着“启蒙”、“教化”的工作,创造着崭新的历史。这样的文化声音,人们喜欢给它戴上一顶极端化的帽子:激进主义。
激进主义的极端化主张,是全盘西化。它可以讲出这样的极端化的语言:搞上一百年殖民地,保管中国现代化。甚者至曰:干嘛打跑日本鬼子?保不准鬼子能使咱看上彩电呢!至于老祖宗孔子、儒学、东方的“黄色文明”等等,只能是渣滓、糟粕,只有让我们唱挽歌的份儿:河殇!
然而,曾几何时,不过十年的工夫,风气又变了。八十年代的文化激进主义、全盘西化,早已让位于九十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东方价值。笔者清楚地记得,学者们戏称为老板的沈昌文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地说,他们《读书》杂志的基调要变了,要亮出保守主义的旗帜了!回头再看,当年盛极一时、令众多青年学生趋之若鹜的新老“三论”云云(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计量学、心理史学等,说法不一),而今安在哉!于是,季羡林教授的论断倏然出现了!一股文化的风,有别于《圣经》所谓想到哪儿就到哪儿的风,仿佛吹在冬日的林野,碰到一粒小小火星,便蓬勃燃烧起来,汇聚成九十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国学热”。
到底有没有一个"国学热"
说起“国学热”,有人根本就不承认其存在。特别有趣的是,这些不承认的人,又大都是发动“国学热”的人(参看《孔子研究》1995年第5期)。有位搞国学的中年教授甚至说:现在的大学生连古文都看不懂,更别说读“十三经”了,夫复何谈“国学热”!
事实上,国学“热”还是“不热”,并不决定于是否承认,与大学生能否读懂古文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遥想当年,五四巨子的国学功力,哪一位不是顶瓜瓜?然而,在风气云起、舆论形成的时候,在思想的冲动下,“国学”在他们的胸膛中又何尝“热”得起来!文化,特别是文化思潮,时常有它的盲动性,这又经常是理性、权势乃至政治所无法左右的。只有待风气转变、舆论倒戈、理性重伸的时候,人们收拾身心,痛定思痛,才未尝不会“绚烂终归平淡”,重踏来时路。所以,思想启蒙、开一代风气的巨子严复,临死前却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这也就是文化保守主义最精粹的'宣言了!而我们观察八、九十年代两朝均为活跃的若干学人(如李泽厚,见《原道》丛刊第1、2辑),又何尝不是如此!
搞国学的人不承认存在一个"国学热",不敢乎?不愿乎?不敢,何以不敢?不愿,何以不愿?倒是一些反“国学热”的人,一口咬准,“国学热”是明摆着的。要是连他们都不承认有一个"国学热",那他们反什么呢?自然,搞国学的人硬说没有什么"国学热",也就让对方没什么可反了!学术、学术,就是"学"与"术"。1998年,李慎之先生发表长文《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上海《文汇报》1998年8月28日),对刘梦溪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及其为该丛书所作的长序提出商榷意见。在我的今儒学案中,李老是划归在反"国学热"一系中的,刘先生则归在国学一系里面。所以,李老这篇文章,我以为可以看作是国学与反国学论战的最新动向。而熟悉李老的人想必都知道,他的文章篇篇精彩,无一例外,本篇也就不能逃过--反正我读过之后,是非常感动的。因为,李老文章的某些具体论断,可以商量,可以再议,但整篇文章的基调,却是明亮健康、积极向上、使人激动的。他开篇便依照刘序的顺序,提出什么是"学术"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可以讨论,而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尴尬,即你不讨论,我倒明白;你一讨论,我反而糊涂。而我是宁愿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学术"解释为"学"加上"术"的。不是吗?我们在"国学热"的讨论中,就不仅仅看到了"学",而是还看到了"术"。至于说什么是"学",什么是"术",我以为只有请读者去"得意忘言"了--在学术讨论中,我们是否也可以像在文学中那样,有余不尽,不把话说光,而是留些思索或想象给读者呢?顺便说几句,刘梦溪先生洋洋洒洒的大序谓夏曾佑曾主持上海《时务报》,我的印象是夏氏与《时务报》根本就没有关系;又说儒学固然长期处于正统地位,而荀、墨等诸子之学也没有消逝,我却以为荀学原本属于儒学,梁启超、夏曾佑等人甚至以为两千年中国之学术,荀学而已;又谓章太炎"不信晚清以来的地下发掘物",容有可商;至于所谓"康有为在晚清思想界的影响不可低估"云云,却是无须去说的。
开了那么多会,写了那么多书,搞了那么多讲座,游了那么多国家,得了那么多资助,办了那么多刊物,建了那么多组织,受了若干次接见,还说没有一个"国学热",谁能信呢?当然,这里有个标准问题。悬想着今后的大发展,我们可以说它还不够热;比照着往日的破四旧,我们也可以说它热得过分了。重要的是,大家都应该首先本着公正、平实、客观的态度来讨论问题,其次要厘清逻辑界划,不要在不同的层次上讨论问题。不然的话,夹带着意气和情绪,挟裹着权势和信仰,在不同的层次上各说各话,清水也只能是越搅越浑。
当然,我无法回答"国学热"这个词是谁发明的,是谁最早应用的。衡估某种文化现象,往往很难甚至无法将其量化。但是,不能确定的源头可以汇成滚滚的江流,这可以说是文化大潮的另一个特点。所以,尽管"国学热"是确实的,但首先讲出"国学热"的人,又是无法确认的。这可能不符合我们的心理期待,却是本真。同时也可以看出,在知识产权的殿堂里,也有失物认领处。
© 2022 xuexicn.net,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