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二十年的职业价值研究,被试大多数集中在大学生、研究生、高师生,偶尔也扩大到其他职业青年阶层,如企业职工、公务员等。对于当今社会日益关注的高职生这一特殊群体,社会普遍认为职业价值观教育为时过早,选择职业对他们而言似乎是比较遥远的事情,但实际上对于高职生而言,他们处于职业要素探索的尝试阶段,职业价值观逐渐在大脑中的建构对他们以后选择何种行业、是否确立成为技师或高级职业技术及管理人才的发展目标,做好职业生涯规划都有前瞻性的指导意义。
系统的实证性研究少。目前国内关于高职生职业价值观的研究多为经验总结型和理论探讨型,系统的实证研究为数不多。高职生基本处于被遗忘的角落一般从事技术类和服务类工作,社会地位低,理想和现实落差很大,他们的职业价值观是非常复杂的。如何对高职生进行职业价值观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择业观,目前国内的研究都不是很多。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简称ISC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制定的,其初衷是国际社会用于教育统计的分类标准,源于1970年代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一份供各国和国际上收集、汇编和提出教育统计数字的文件”,经过多年使用,1997年11月,《1997年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以下简称《97分类法》得以通过,这是一份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磋商的成果,反映了当时教育中出现的新情况以及发展趋势,该文件特别提到三种新情况之一,就是“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增加与发展”。《97分类法》包含两组交叉分类的可变因素:教育等级和学科划分,这也成为之后的2011版分类法的基本框架。2011年,经修订的《国际教育分类标准》(ISCE,2011年正式发布(以下简称《2011分类法》,对《1997分类法》有多方面的调整,之后不断修订,于2013年又发布《教育培训的学科2013版》(ISCED-F2013。关于职业教育的重大修正存在于ISCED1997与ISCED2011之间。
《97分类法》的高等教育从5级开始,该级别“不直接获得高级的研究资格”。5级很宽泛,相当于我国专科到硕士研究生的教育。按照课程的类型把课程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型的/为研究做准备的/可从事高技术要求的职业的课程,代码表示为5A;另一类是实用的/技术的/适应具体职业的课程,代码为5B。一般认为,5B就是我国的职业教育。但什么是职业教育,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或公认的定义,97术语中没有对职业教育的定义,在《97分类法》2、3、4级的教育级别中都有“职业或技术教育”,被定义为“主要为引导学生掌握在某一特定的职业或行业或某类职业或行业中从业所需的实际技能、知识和认识而设计的教育。完成这类课程可获得所在国主管当局(如教育部、雇主协会等认可的在劳务市场上从业的资格”。此类课程又可分为以理论为主和以实践为主两类。97版的描述成为我国高职高专划分的重要依据,也为高职本科预留了想象空间。
《2011分类法》的高等教育包括5、6、7、8级,分别标示为短线高等(类似于我国的专科、学士或等同、硕士或等同和博士或等同。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低等级相比,高等教育课程的\'内容更加复杂和先进。在2011版中,2到5级的课程定向是区分开的,分为普通和职业教育,相当于我国的普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5级以前以及高职高专(5级。但到6级、7级,《2011分类法》使用术语“学术”和“专业”分别替换“普通”和“职业”,但并未给出“学术”和“专业”的定义,只是把这种区分解释为“为将来根据诸如教育的学科来区分学术和专业的定向提供了可能”。
这一变化说明几个问题:其一,5级(专科及其之前的级别课程定向可分为普通和职业,这在国际教育界有共识,《分类法》97版和2011版给出了基本相同的分类和定义;其二,在6级(本科及以上级别,课程定向也是有区别的;《分类法》97版和2011版虽然在分级上有差别,但在高等教育中都对课程定向做出区分,97版分为5A和5B,2011版则是“学术”和“专业”,这说明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国际教育界依然认为高等教育需要进行课程定向的区分;其三,6级及以上的课程定向区别不同于5级(专科及其以下的区别,但到底是什么还不清楚或没有达成共识,所以,6级及以上的课程定向分类没有沿用“普通”和“职业”,而是使用了未作定义的“学术”和“专业”来做区分;其四,职业教育(姑且先这么称呼从专科(5级到本科(6级存在质的差别,至少是目前国际上的教育分类现状反映了这种质的差别。
以上分析可以说明,以ISCED作为升级、高等化的理由也缺乏说服力。
职业教育核心竞争力的提高有利于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的提高,凸显职业教育办学特色,促进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因而,提高职业教育的核心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提高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提高职业教育的生命力。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高校连年扩招,每年都是史上最难就业季度,在重点大学、普通本科的挤压下,职业教育如果没有质量保障就难以在夹缝中生存,导致学生就业竞争力低下。
其次,提高核心竞争力,凸显职业教育的办学特色,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职业教育要想得到健康发展,关键是办出特色,并长期保持,职业院校的办学特色形成核心竞争力,使之在教育改革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根据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市场需求设置专业课程,依托行业发展,使学生学有所长。
最后,提高职业教育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职业教育的核心竞争力不仅表现在较大的.教育规模和完善等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教育观念和教学管理水平。当前,职业教育要想提高核心竞争力必须以市场为主导进行专业设置,建设教师队伍,转变教学方式,促进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
针对高职生职业价值观教育的现状,我们对高职生的职业价值观教育提出几点建议。
1.抓住关健时期,针对高职生的具体背景和特点,科学地对高职生进行职业价值观教育。
高职生的职业价值观在二年级或2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个波动的时期,这是他们职业价值观正在逐步修正、确立和完善的时期,同时也是他们迷茫和痛苦挣扎的时候,更是他们的职业价值观处于低谷的时期。这是对高职生进行职业价值观教育的关键时刻,因为人在思想波动的时候是最容易接受观点的时候。传统上是在高职生一人校和他们即将毕业的时候进行有关职业价值观方面教育,从本研究中看这种两头热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这时的职业价值观和职业信念是比较稳定的,是不容易接受其它观点的,不符合高职生职业价值观发展的特点。从物质生活的价值观来看,二年级或20岁是一个转折时期,这时的职业教育会对影响高职生关于这一因素的看法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对高职生的职业价值观教育应该从一入校就开始,而且一直到毕业之前都不能有一丝的松懈;当然也要注意在高职生职业价值观波动的时期加大力度开展相应的职业价值观教育。高职院校要多找一些比较成功的高级技师做现身说法,这样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从而促使高职生的职业价值观健康发展。\"
2.利用家庭对高职生的影响,家校共同对高职生进行职业价值观教育。
父母的教育程度对高职生的职业价值观有明显的影响,这就启发我们在对高职生进行职业指导和教育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学校和家庭进行合作教育,学校根据学生家庭的特点而进行不同方面的职业价值观教育,同时家庭也及时反馈学生的信息给学校,以形成良好的家校互动。从学校来讲,对于家庭经济背景比较好的高职生,应当在二年级或者20岁左右这个关键时期对他们进行自我发展方面的教育,以满足他们的.自我实现需要,强化其积极向上的精神。而对于家庭背景不太好的高职生,则可以在二年级或者20岁时这个关键时刻对他们进行物质生活方面的教育,使他们尽早树立符合社会现实和家庭现实的职业价值观。而对于独生子女尤其是女生,则应当加强自我发展方面的引导和教育,使他们树立更加远大的理想。从家庭来讲,应当在子女能接受的情况下对他们进行客观的、符合社会和个人现实的职业价值观教育,使子女尤其是独生子女能全面、客观地评价自己的需要、个性、能力以及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从而确立适当的职业价值观,其中母亲要发挥自己在教育子女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
3.社会、家庭、学校共同参与对高职生职业价值观的教育和引导工作。
针对现在技术工人在社会中地位还不是很高、待遇还不是很好的情况,国家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大力宣传高职教育,让国人看到技工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对我国基础产业的巨大贡献,以真正地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工作条件。从 20xx年的两个代表大会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国家对高职教育大力扶持的态度,相信我国的职业教育会迎来又一个春天,同时对国家的政策和社会宣传的作用也会提高技术和服务工作对高职生的吸引力。
从学校来讲,应当在高职生一人校就抓紧对他们进行坚持不懈的职业价值观教育。尤其是在高职生职业价值观不稳定的时候对他们进行职业价值观的教育,从而在大学期间就使高职生全面认识和理解以后工作所要具备的价值观,以使他们不断地同化这些价值观,进而转化为自己的价值观,使高职生在毕业时能自觉的、非常乐意地选择和从事技术和服务工作。
当前,部分高职院校的就业指导仅仅着眼于学校的就业率,很少关注实际问题,难以从企业需求等方面对大学生就业进行指导。大学校园与企业、社会需求之间的差距在加大,如果学校不了解企业和社会对人才的真正需求,就会导致就业指导缺乏针对性,与实际需求脱节,甚至使得大多数就业指导成为“纸上谈兵”。因此,高职院校应当在创新模式、开展产学合作、拓宽就业渠道等方面为高职生创造更好的成长和发展环境;要形成以社会需求为目标、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定位,专业设置要适应市场要求,使高职生能找准自己的就业方向,毕业后能较快地进人到工作岗位,这样就能使学生减少一些迷茫,从而容易确立自己的职业价值观。同时这样也可以对高职生选择和从事以后的工作产生影响。
总之,整个社会都应当参与到对高职生的爱护和教育中,这样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未来才会有无穷的人才储备。
我国现在的主流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但倡导职业教育应该升格的声音却不绝于耳,其理由也是从需求来讲的:科技的进步导致职业岗位对技术需求的提升,职业教育升级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由于社会的进步,原来的劳动者要接受更多的教育才能胜任技术进步后的工作。最常被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汽车说明书的问题:原来的说明书只有几页,现在的说明书上百页,因此,工人必须接受更多的教育,因此,职业教育必须升级。
技术变革或技术进步对劳动力技能需求的影响存在争议,主要可分为三派观点:正向说(Johnston和Packer认为发达国家传统低技术含量的职业正逐步被高技能的服务行业所取代;负向说(Braver.man和Zimbalist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是雇主为降低劳动力成本和维持对劳动力的控制,会降低对技能的要求;双向说(Spenner等认为技术对工作技能和教育需求有较大影响,有的工作对技能要求提高,有的则相反。目前还没有足够数据来解决这种分歧。因此,主流研究连技术进步会提升对劳动力技能的要求这一命题都证明不了,更何谈对高等职业教育需求的提升。
三种观点所考察的地区、时段、行业不尽相同,由此得出有出入的结论也不足为奇。虽然存在分歧,但从逻辑上可以证明,从长期趋势来看,多数工作对多数劳动力的技能需求不会是急剧上升的,即技能需求总量不会上升(技能需求总量:∑某岗位所要求技能的难度×岗位需求职位数。否则,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总有一天,人类根本走不出学校,毕不了业。工作的复杂程度高,意味着对担任此工作的员工的技能难度的要求高,学历要求也高,当然也意味着较高的人力资源成本。从行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新兴行业在一开始出现大量复杂程度高的工作,因此对高技能人力资源的大量暂时性需求是可能的,但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长期持续,因为一旦该产业或企业进入快速发展期或成熟期,激烈的竞争会要求越来越严格的成本控制和质量控制。高技能人才意味着高薪酬,而要严格控制成本以应对竞争,就注定这些人只能成为关键的少数。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一家销售额达几十亿美元的公司,在遍布美国的40多家工厂中都分别设有一个总会计师,每位总会计师有3~6个监督人员向他汇报,并管理25~50个职员。这些总会计师的年薪仅为3万美元,因为他们只受过高中教育,而且并非聪明过人,若要雇用取得过大学文凭、硕士文凭和注册会计师证书的有人员的话,支付的年薪需要6.5万美元或更多。为什么能把高中生放在这么高级别的岗位上?因为公司已经把总会计师的全部决策几乎都高度程序化了,公司制定了一份4000页的会计手册,并不断进行更新,它能告诉每一位总会计师他所能遇到的绝大多数问题应该如何处理。这样,总会计师要做的就是“照章办事”。如果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程序在手册里找不到,总会计师就会向总部请示,由总部指导他该怎么做,总部在收到有关问题的请示一个月后,会将会计手册再次更新。在成本压力下,选用低成本的低学历员工是企业都会选择的压缩成本的有效路径。另外,让投人人员的技能达到高水平以达到保证产品质量的目的是不现实的,只能由装备来替代人工,这是高水平、稳定的质量控制的必要条件。不把质量控制的希望寄托在员工的技能水平上是质量管理的通识。质量控制的驱动也会导致对员工(也包括高技能员工的需求越来越少的趋势。可见,技术进步是长期趋势,但并不会导致技能需求总量的上升。能观察到的现象是对关键的少数岗位的要求提高,对大多数岗位则降低了要求,甚至连岗位都取消了。因此,为关键的少数而升格是否必要?
即使是对于这些关键的少数,其教育与培训也大可由普通高等教育来完成。普通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也是在职场中生存的,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成为中坚力量,或者说职场中的中坚力量多是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这足以说明即使是职业化特征十分明显的需要高等教育学历的岗位也不见得非要高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因此,对职场需要的高层次人才,既可以由普通高等教育培养,也可以由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因此,是由职业教育高等化还是由普通高等教育来满足这一需求,这是不言而喻的。
我国处于产业升级阶段,大量低端产业需要转移,高端产业要兴起,对劳动力的技能、学历等要求一定会提高,这毋庸置疑。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低端产业转移出去,高端产业建立起来,产业升级是需要过程的,特别是中国还有上亿的农村劳动力要转移进城,职业教育整体升级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完成了产业升级,那么初级职业教育与培训是不需要的吗?所以,职业教育的整体升级在目前是不需要的。另外,产业升级意味着职业教育与培训内容的改变,培训的绝对难度也许是增加的,但相对难度却不见得增加,甚至是降低的。所谓相对难度是相对于当时当地人的认知能力而言的,古人也许穷其一生也理解不了地球是圆的,是自转、公转,这些知识对现在的孩子来说都没什么难度,这说明绝对难度没变,而相对难度则大大降低。因此,产业升级带动职业教育与培训升级的逻辑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技术进步说既不能说明技术进步会导致对劳动力需求技能的提升,也无法证明即使存在这种要求的提升会必然导致对所需教育培训的高等化,因此,技术进步说对职教升级、高等化的论证不充分。
每一个今天都会变成昨天,每一个昨天都会变成记忆的片段,我们需要的是通过对过去走过路的追寻和积淀产生对未来的预见和对扑面而来的未来的洞悉。
不同的时代对教育有不一样的要求。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剧烈冲撞和交融,还缩短了人类生存空间的距离,模糊了时间概念。
从摆脱电话线到隐形网线,技术正在改变着学习生活方式,而改变的核心就在于丈量“意义存在的尺度”。这种基于数字化生存方式上的改变使得“当下的冲击”成为一种“文明的冲击”,它来源于信息技术革命激活的客观世界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好不好,可以通过主题体验来检视。好的标准是什么,通过体验把握住意义,复杂性就是“好的”;如果失去了意义,让各种需求剥夺了我们的主体体验,甚至带来焦虑,复杂性就是“不好的”。因此,信息时代的时空就是意义存在的尺度,只有学习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才能调节学习生活的\'速度。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信息时代的教育与学习,为什么要回归本原、回归“人”的核心就不言而喻了,而这恰恰是从传统走来的教育工作者如何迎接未来所带来的最大挑战和难得机遇。
美国教育部长邓肯曾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教育领域信息技术的投入很大,却没有产生像在生产和流通领域那样的效果呢?其问题的核心就是教育为什么没有发生结构性改变。美国新媒体联盟推出的《地平线报告》也预测了云计算、移动学习、学习分析和开放内容将成为基础教育的应用方向。事实上,上海已经在这些领域展开了探索,但关键问题还是在于找到“意义”。只有让每个人都找到学习的意义、生活的意义、时空改变行走和思维方式的意义,那么教育才可能真正实现结构性突破。
与信息化同样面对机遇与挑战考验的是国际化。未来上海基础教育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标志不是拥有多少门国际课程,而是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与包容。东西方文化教育之间有差异,但不应有鸿沟。他们的融合应该是水的融合、是看不见的,不是凑合、叠加而是整合。在融合的过程中差异客观存在,包容至关重要。文化差异是历史形成的,是因为地域、地理环境带来的种种因素形成的,是不同民族的历史传统及生活习惯造就的。不管今天全球化背景如何,具体到个人的时候差异则是个性的。全球化不会也不应抹***差异、磨平差异。但是因为交流的频繁,差异更加明显,冲突的机率增加,因此沟通和包容显得更为重要。
未来曾经很遥远,远得让我们无法清晰地描绘或精准地畅想。但是,教育的未来却很近,近得可以触摸——因为我们每天面对的孩子就是未来。教育是培养未来人的领域,因此我们必须思考教育对象的将来,以超前的眼光触摸未来,让未来提前到来。正如《学习的革命》一书中所说:“如果今天你不生活在未来,那么明天你将生活在昨天。”
作为一个亲历上海教育改革30年的见证者,我见证并参与了上海大规模的课程改革。面对未来悄然已来的态势,常常扪心自问:在自己的历史接力棒中是否尽了应尽的职责?
上海基础教育在内涵发展“深水区”中破解的难题也是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这说明我们正在走向前沿,也正创造出自己的贡献给世界。然而,另一种危机感同样如此迫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数据开掘、实证分析以及社会各方关注支持教育的责任态度,深入细致有效的教育改革举措都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和反思借鉴。两次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成绩问鼎的同时,上海学生的“负担”问题也被广泛提起,社会竞争的压力、学校生存的危机感等因素,化成一股无形的力量,令我们的学生“负重前行”,上海内涵发展“深水区”的教育生态,对我们而言,还有很多隐蔽的区域有待发现。
两次PISA测试结果大概可印证上海长期以来教育政策的稳定性对这座城市中的学生产生的影响是积极并持续有效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三年中我们的教育没有改变。三年中我们重新审视了上海义务教育在新的历史方位中走均衡优质之路的新内涵,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好学校,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课程改革的意义价值,更富勇气地挑战着最难攻克的评价难题。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推出了许多重大改革措施。但教育是需要积淀的,教育改革是需要全市十多万教师共同努力来实施的,从改变教师的理念到逐步影响教学方式再到逐步提升教育境界都需要时间和长期艰巨的过程,因此更需要我们具有坚持到底的韧劲。任何教育政策的改变,又往往需要重新调整教育制度,重新塑造教育文化,它所反映出的效果往往有缓显性,因此,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遵循教育规律来不得半点急功近利。
在未来的日子里,上海基础教育改革一定会遇到更加艰巨的挑战,因为今天所有靠物质、靠金钱所能解决的问题都不再是主要问题,最难的问题还在于让教育真正回归到“人”的本原上来,让“人”成为教育的目的。我想,只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基础教育发展一定会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取得成绩,长期以来基础教育中存在的弊端也会逐步得到缓解。
教育的未来不复杂不艰涩,用最简单的词语概括就是“回归”,回归人的自身发展。未来的教育,谁对人的研究更加透彻,谁对教育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刻,谁就找到了振兴民族、造福人类的幸福和希望。(作者尹后庆系上海市教委原巡视员,作为一个与上海基础教育一起成长、亲力亲为的见证人,他将上海基础教育改革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反复提炼而出的鲜活经验浓缩在《见证变革——站在上海基础教育转折点上》一书中,表达了一个教育管理者对基础教育发展的全新理解和深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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