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我们都熟知的近代著名历史人物,梁启超先生对他的评价应当最公正。他的评述方式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名人列传。根据他对李鸿章认识的基础上,本人再次对李鸿章进行了简单的评议。
李鸿章是权臣?
我们都知道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权利分配体系,古代历史上,由于在法律上没有规定政治平衡的权利分配原则,当皇权的威望丧失的时候,一般很容易让外戚、大臣或者宦官、伶人等接近皇权政治中心的力量掌控。但是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和完善,掌控国家政治大权的大臣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制衡,已经不可能出现踢开皇帝自己***情况。李鸿章是个典型的例子,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位极人臣,但是他不能主导中国历史命运,他的那些头衔其实只是些幌子。所以,但凡称他为权臣,应当只是个表面现象,近代史上李鸿章种种政治行为不过是皇权的旨意。但必须承认,这位不是权臣的权臣比历史上那些贪恋权力的权臣起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作用。
李鸿章卖国?
李鸿章被梁先生认为是有苏秦张仪之辩才的外交家,但是作为不幸时代之中国大臣,中国缺乏强大的国家综合力量,其外交行事便不得不以妥协来求得中国安宁。其主张可以被理解,但大多数国人并不耻于此,往往诟病于李。李的外交思路固然可取,但是往往拘泥于此而不敢有所突破,以至于出现不败而败得惨事。但是李鸿章不能主导整个中国的行政大事,即使他对洋务运动倾注心血,力图改变中国国运,但是往往遭受集权力量的牵制,有志而不得伸。同样,李鸿章签卖国条约其实无外乎西太后懿旨,李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尽量减少中国的损失。
李鸿章是兵家?
李鸿章乃团练淮军起家,曾力挫太平军和捻军,兵锋所指,无所不破,力挽大清于狂澜,但是李与曾国藩一样,虽然能运筹帷幄,但是往往有谋略,而无战略眼光。李家之淮军虽不同于绿营、八旗之辈,但其军队仍然不是近代军队,士兵缺乏军事素养,也不懂爱国保家之责任。当然也可以认为李鸿章的淮军虽挂名清军兵勇,但实际上是私人豢养的军队。清政府中央并未视其为嫡系,虽然重用,但是时时防范。中日甲午战起,清中央政府本应当倾全力支持淮军与日军一战,但是西太后出于权利平衡,以维系其中央权威之考虑,竟然随意挪用北洋海军军费,以致海军设备无法更新。而李鸿章自然也不是坚决爱国之英雄,视北洋海军为其私人财产,竟然不让海军与日军决死一战。李鸿章越是老去,其心态越趋保守,结果武备尽失,京畿难保。被迫签定城下之盟。
李鸿章的洋务时代
李鸿章与各洋务大臣起办洋务,原来也是以消灭太平军与捻军的手段,而且近代以来外患不断,必然需要加强军事武备,以备国防。故而起办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这种情形使中国近代海防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行列,应当说李鸿章功不可没。但是洋务运作并不采纳西方制度,其生产效率低下,后来因为军事洋务没有足够的军费,被迫开展经济洋务,从而把洋务运动推向高潮。这次大规模的引进西方科技的做法使得中国重新了解世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开始重视西学。但是这次应当举国参与的运动并没有使大多数国人能够清醒的认清世界形势,仍然有许多保守派不愿意改革。这样,洋务运动步履维艰。而洋务派也没有足够的主观意识认识到向西方学习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仅仅将皮毛转送到中国专制手里。但李鸿章就是那个时代最为进步的改革者,但是他的改革却是小心翼翼,进展十分缓慢。
梁启超先生对李鸿章的褒扬和批评都揭露了一个事实,李鸿章既不是一个纯粹的卖国者,也不是一个绝对的民族英雄。他对中国的进步有贡献,一个是消灭了违背中国传统伦常的太平天国,另一个是兴办洋务,但是晚清帝国官僚统治机构的`腐败也使李鸿章不可能完全脱离官场的颓靡之风,所以,贪污之巨,仍然令人侧目。但是无论是他糟糕的贪污记录还是他惨淡的外交业绩,李鸿章等人的存在彻底改变了清代官僚机构重用满族贵族而少用汉官的政治结构,也由此使得安徽之地的官员顺利进入清中央政府机构,成为后来民国时期皖系军阀的源头。梁先生的介绍也彻底改变了我们先前对于李鸿章的认识,由此比较中国近代历史之人物,李鸿章的确是伟大的开拓者。其历史的悲哀一方面在于专制,一个方面在于中国国运的不幸。
春节这几天看完了英国人布兰德的《李鸿章传》,算做个读书笔记吧。我在拿起这本书之前就定了一个想法,算是有目的阅读,即我想看看在一个组织面临生死变革的时候,其中核心人物为何难以破立而只在做“糊裱”工作,只是无意义滴做了延长沉船时间的挣扎?这种困境是否也会在今天的银行业变革中重现?至于李中堂到底是中华民族的“卖国贼”还是大清帝国最优秀的“掌舵人”,这些都不是我所关心的。
看完书后,不敢说已经有了答案,但至少我有了以下几点体会:
一、完成认知升级是一个突破,但转变心性是更重要的突破。李中堂比他同时代的所有人都幸运,他最早接触到洋务,并在与一批洋人共事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了中外技术上的差距,而在随后的洋务、外交生涯中更加了解了大清国所处的局面。
在这个层面上,李鸿章可以说相较当时迂腐的满清政坛,完成了一次认知升级,他是高于那个时代的一个存在。他兴洋务、办北洋,周旋于列强,可以说在他掌舵的那十年大清多少还是有了一些新气象。但一次甲午海战就将所有努力摧毁,而这,在我看来也是一种必然。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李中堂的认知虽然完成了突破,但其封建体制的心性毫无改变,也就意味着他所能带来的变更只能是面子光鲜而动不了体制本身。其结果必然就像是李中堂自己创建的北洋水师一样,看上去船坚炮利实际上腐败中空经不起考验。
虽然李鸿章与张之洞之间不对付,但同样作为大清朝中的洋务派,一个掌北洋,一个掌南洋,在许多观念上还是一致的,比如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李鸿章身上就表现的同样明显。
尽管李鸿章在处理洋务在与洋人周旋的过程中显得很洋派得体,但李中堂有一种天生的骨子里的高傲,书中这样说:“当他小心谨慎地建议和洋夷和解时,他自始至终都相信中国社会和政治传统在伦理上的优越性。”
这就让李鸿章这个倡导变法的先锋人物,在处理涉及到朝廷方面的具体事务的时候,又无可挽回地成了坚定的保守派,他总是奉行先例和传统。所以李中堂的改革努力就好比鸠摩智用小无相功催动的少林七十二绝学,看上去一招一式都有那么点意思,但终究不是我少林正宗。
形成简单的认知其实不难,就像现在我们能够肥肠直接地感受到银行业的日子不好过,也能通过自身亲历发现银行的客户及业务的流失,所有银行人包括非银行人都明白,不搞转型不搞变革肯定就是死路一条,可是这种认知到底停留在怎样一个层面呢?仅仅是认知还是身心都已经准备好了?大清国的立宪是真立还是预备十二年再说?要知道,中华民国可等不了你十二年。
二、让时间来解决问题是一种好思路,但解决问题是更要紧的思路。李鸿章之所以被教科书定性为“大卖国贼”,主要是两方面,一来他是坚定的主和派(教科书里好像告诉我们面对外敌主和的都是奸臣),总是站在洋人立场说话;二来无数丧权辱国的条约都是李中堂代表清廷签订的。
而在阅读《李鸿章传》时我发现,李鸿章之所以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只是因为他虽然单方面地认为自己无比优越,但却清晰地认识到大清国在面对西方列强时已经毫无防御之力。正如书中最后两段描述的那样:李中堂在奉命掌舵前,中国这艘大船已经漏水,许多时候他为了保证这艘破船还能继续航行,不得不扔掉包括领土、主权在内的一些货物。
但李中堂绝对不是一个逃避现实的人,绝没有说反正比不过洋人干脆破罐子破摔,或者干脆撂挑子走人,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一生有那么多次力挽狂澜解救大清于危难,延续清廷命脉。在我看来,李中堂解决问题的思路恰恰也就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同志的思路——发展才是硬道理——既然无法硬碰硬地直接解决问题,那就先搞发展,一切等发展起来了或许问题就不再是问题,又或者这个问题就可以轻易地解决了。改革开放算是摸着石头走过来了。当然,解决了当时的很多问题,也留下了一些问题,同时又产生了更多的新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国力上来了,人民整体富裕了,这就是一种成功。然而,李鸿章的思路却是走失败了。背后的原因就不能不提满清的官僚体制问题。
李中堂所在的时代,官僚选拔的唯一途径就是科举,就是靠对那么几本圣贤书的感悟理解,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大多数中国的经世之道都肥肠简单,其中微妙之处在于它们的应用,这种应用在传统官僚的务虚体系范围内没有问题,可以玩得很溜。
可是要知道,当李中堂要兴洋务图自强的时候,即走向变革需要务实的时候,这种非技术官僚可能即没有前文所提及的认知上的升级,更没有实际操作的经验和能力,而且就像书中所说极度腐败。他们最大的本领就是包装成绩以讨得太后老佛爷的欢心,至于虚假繁荣的底下到底有多不堪,大家心照不宣一起捂着就是了。
如果当年的北洋水师启用洋人教官,带来真正的现代军事化管理,或者就是交给像袁世凯这样能够后来在小站练兵的,而不是丁汝昌这种只有忠义却没有办法的行政官僚,或者甲午海战会是另一种局面。
十多年前,银行启动金融改革的时候,有许多矛盾和问题也是不需要直接去解决的,而是通过快速发展自然就过去了。但今天,银行改革的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下,这些问题是否还能随着时间发展而自动消失,恐怕不是“半部论语”可以解决的。
聊点题外话
李鸿章谥号“文忠”,与他老师曾国藩的谥号“文正”仅相差一字。在我看来,恰恰就是这一字之差,足以说明李鸿章确实不如曾国藩。李中堂得不到这个“正”字,恐怕多少和他自己参与贪腐有关吧。虽然在那个时代官员贪腐可能不算什么大事,但因为个人私利而阻碍了国家进步,说起来这不就是触动灵魂的改革的难度所在嘛。
而这个“忠”字即为李中堂赢得了太后老佛爷的信赖,同时也将李中堂死死地限制在了中国传统士大夫这个角色中,这种狭隘注定李中堂是“那个时代社会正常而自然的产物,所以他不可能去重塑这个社会。”
李鸿章再牛也就是个凡人,他不能突破时代和社会带给他的桎梏,那他主导的变革结局也只能是让大清苟延残喘。
李鸿章之所以被教科书定性为“大卖国贼”,主要是两方面,一来他是坚定的主和派(教科书里好像告诉我们面对外敌主和的都是奸臣),总是站在洋人立场说话;二来无数丧权辱国的条约都是李中堂代表清廷签订的。
而在阅读《李鸿章传》时我发现,李鸿章之所以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只是因为他虽然单方面地认为自己无比优越,但却清晰地认识到大清国在面对西方列强时已经毫无防御之力。正如书中最后两段描述的那样:李中堂在奉命掌舵前,
但李中堂绝对不是一个逃避现实的人,绝没有说反正比不过洋人干脆破罐子破摔,或者干脆撂挑子走人,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一生有那么多次力挽狂澜解救大清于危难,延续清廷命脉。
在我看来,李中堂解决问题的思路恰恰也就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同志的思路——发展才是硬道理——既然无法硬碰硬地直接解决问题,那就先搞发展,一切等发展起来了或许问题就不再是问题,又或者这个问题就可以轻易地解决了。
改革开放算是摸着石头走过来了。当然,解决了当时的很多问题,也留下了一些问题,同时又产生了更多的新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国力上来了,人民整体富裕了,这就是一种成功。然而,李鸿章的思路却是走失败了。背后的原因就不能不提满清的官僚体制问题。
李中堂所在的时代,官僚选拔的唯一途径就是科举,就是靠对那么几本圣贤书的感悟理解,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大多数
可是要知道,当李中堂要兴洋务图自强的时候,即走向变革需要务实的.时候,这种非技术官僚可能即没有前文所提及的认知上的升级,更没有实际操作的经验和能力,而且就像书中所说极度腐败。他们最大的本领就是包装成绩以讨得太后老佛爷的欢心,至于虚假繁荣的底下到底有多不堪,大家心照不宣一起捂着就是了。
如果当年的北洋水师启用洋人教官,带来真正的现代军事化管理,或者就是交给像袁世凯这样能够后来在小站练兵的,而不是丁汝昌这种只有忠义却没有办法的行政官僚,或者甲午海战会是另一种局面。
十多年前,银行启动金融改革的时候,有许多矛盾和问题也是不需要直接去解决的,而是通过快速发展自然就过去了。但今天,银行改革的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互联
聊点题外话:李鸿章谥号“文忠”,与他老师曾国藩的谥号“文正”仅相差一字。在我看来,恰恰就是这一字之差,足以说明李鸿章确实不如曾国藩。李中堂得不到这个“正”字,恐怕多少和他自己参与贪腐有关吧。虽然在那个时代官员贪腐可能不算什么大事,但因为个人私利而阻碍了国家进步,说起来这不就是触动灵魂的改革的难度所在嘛。
而这个“忠”字即为李中堂赢得了太后老佛爷的信赖,同时也将李中堂死死地限制在了
李鸿章再牛也就是个凡人,他不能突破时代和社会带给他的桎梏,那他主导的变革结局也只能是让大清苟延残喘。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谥文忠。清朝末期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淮军创始人和统帅,一位影响了近代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晚清军政重臣,同时也是一位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
在梁启超的《李鸿章传》里,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李鸿章,而不再是对其一味的贬低,里面一句“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不仅肯定了他的才华和见识,也让我们看到其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
书中,梁启超对这位饱受争议的人物评价颇高,开篇就是“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针对世人人对李鸿章的贬讽,梁启超用客观的事实,理性地定位李鸿章,评价李鸿章一生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
做为政治家,李鸿章是晚清统治阶层里为数不多的杰出人物之一。他的见识超出同侪,也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于是他倡导洋务运动。他也是中国近现代化事业的主要开拓者,洋务运动时期他开办工厂,修建铁路,建设海军,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留洋……但由于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他被当时四万万国人咒骂着及后世之人痛斥着,而他的功绩也在无形中被否认了。
纵观其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但是在皇权体制下,他没能实现其抱负,反而招来国人对他咒骂痛斥,这不能不说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这也是李鸿章充满悲剧色彩及争议的原因。
看完书之后,感慨颇多,心中也难以掩盖对李鸿章的同情和惋惜,生不逢时的他,承受了太多的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在灯枯油尽之际,还被迫与俄国公使签下密约,还仍放心不下国家…...这一切都深深的打动了我。
推荐读梁启超先生所著《李鸿章传》。
其是一本小册子,已经数次陪同我去往各地了。随手读几页,总会觉得这几页很值得一读,再翻,亦觉如是。不要担心梁启超先生所言文言难懂,其实民国时期已经近今,稍有基础,就能读些东西出来。
于我读出什么呢?一是对历史人物平静评价的氛围。梁公和李鸿章是见过的,是有过交集的,政治路线是有分歧的,但未见梁工在其中加以过多情绪,若旁观者娓娓道来,言辞的激情皆用来描绘所记之事发展的跌宕起伏,而不用在宣泄个人情绪上。所以描写很精彩,如写甲午海战一处,文中若有景有声,不由得长叹“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裹着悲情的豪气油然而生。
二是对李鸿章生平和性格的再认识。其生平不可谓不精彩,是曾公弟子,在军事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数立军功,又办洋务,领外交,声名从中国走向世界,确是晚清极具看点之风云人物。梁公于多处表达李鸿章面对时代发展的车轮,为求减一点速只身挡车,是个悲情英雄。
我们难以知道李鸿章直面历史巨变所看到的细节,也难以了解影响其决策的真相。但读到各国不断以“均势”要求清政府割让土地的时候,从中浮现出了一些道理:一言之虚,百患丛生,一事之虚,为害终生。大厦将倾,国之不国,根基松散,如何成就起不朽的建筑,与其处处斜撑,不如就推倒了,打碎了,重新建立,可这何尝不是一个漫长而又苦了百姓的过程,也岂是李鸿章一人能做出的决定。
天津,一位老人注视着宫殿的金色飞檐,看着那一眼望去无边无际的红色大门,两行老泪不禁从眼眶流下,在皱纹密布的脸颊上凝结成了冰。他赶紧拭干了眼泪,向那湛蓝的大海走去。
在大清帝国这伦东方的太阳快要落下时,李鸿章站在海边的岩石上,双手交叉在身后,爎望者大海,看着北洋水师沉落的大海,看着那一网打下去,可以捞起半个中国屈辱历史的大海,他心如刀割,这样一个央央大国啊!就这样沉伦了。他就向大清的泥瓦匠,拆了东墙补西墙。进士出身的他有者满腹经纶,他初在乡办团练抵抗太平军,屡败。后投曾国藩为幕僚,1861年编练淮军,调上海,攻太平军,升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进入的黑暗内政让他背上了千古的骂名,当所有人还在对那把金灿灿的椅子上座着的废物皇帝喊“万岁万万岁:时,只有李鸿章放亮了眼睛他开始了洋物运动,他提倡“自强”、“求富”,开办近代军事工业,设立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津榆铁路、开平煤。建立北洋舰队。他试图以自己的力量来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然而他所提倡的自强求富,他所建立的北洋水师却渐渐的被列强的.枪炮和昏庸的王朝所粉碎。当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看着自己半生心血所营造的梦想被如同泡漠般静静的破裂,也许这份惆怅会成为这位老人后半生挥之不去的阴影。当日本人的炮火狰狞着将北洋水师的旗舰送入大海:当腐朽的清王朝指派他去于弹丸倭寇签定耻辱的和约,也许这位老人的心象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一样在低声的抽泣,然而历史却依然无情的给这位老人开了他命运中的玩笑,当他用颤抖的手在《马关条约》上缓缓的签下自己的名字,也就注定了他一生的悲剧。
穿过历史厚厚的云层我也许能看到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横流着几滴沧桑的浊泪,我真的希望,可以握住他那骨瘦嶙峋的手,悄悄的告诉他,这一切也许不是您的过错,然而我不能。时间的线性令每一个瞬间都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他那破碎的灵魂已然被历史浩浩的长河所淹没。 我只能静静的拾起被命运击碎而散落人间的只言片语,默默的读出属于他自己的无可奈何。
也许当邓世昌的旗舰沉没在黄海的怒淘之中,当无数男儿的热血染红了烟波浩渺的沧海。我想他的心里一定如同看着自己的儿孙被人肆意欺凌一般无助而绝望,我真想穿越历史厚厚的阻隔,紧紧的握住他的手说,也许这一切不是您的过错。
也许当日本人虚伪的笑容再也掩饰不住大和民族勃发的野心时,近乎以被逼迫的形式签定下那令国人为之愤慨的条约时,他的心里一定明白自己将永远被钉在中华民族的耻辱柱上,从此在后人的唾弃中身败名裂,我真想跨越时间的长河,再一次握住他的手说,也许这一切不是您的过错。
合上厚厚的书本,一位凄楚的老人,在命运的捉弄下奋力的挣扎,然而命运的旋涡却依旧无情的将他推向历史的深渊,他有太多的无可奈何,他有太多的身不由己,当我再一次站在窗前,雨停了。我只想为这位孤独而失意的老人飘荡在风中的灵魂默默的祈祷……
他实在搞不懂,如果他都是卖国贼了,那这个国家谁是爱国者呢?
哪怕一个也好?
在回头,已是暮色茫茫。
李鸿章在近代史上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所谓今中国俗论家,往往以平发平捻为李鸿章功,以数次议和为李鸿章罪。李鸿章早年师从曾国藩,平太平天国中,始崭露其军事天赋,及至平捻军,已经接替了曾国藩的地位,实为汉臣第一代表。而后致力于洋务,尽力数十载,建立了近代的工业和军事体系,而甲午一战,其苦心经营海路诸军毁于一旦,即是宣告了洋务的失败,从此而来的是中国地位的彻底沦落。之后李鸿章以年过七旬之身体,奔走于各列强之间,尽力维持,而为世人所诟病最多的,也是在这最后的七年。
梁启超从李鸿章未达以前即其时的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要等几个主要阶段和方面对李鸿章进行解读。每一事提及成败,必以李鸿章当时所处的实境,分析他的行为决策,而不以简单成败论,力求客观公正,不无理智与智慧。及至甲午战败,是为李鸿章个人名誉之转折点:当中日战事之际,李鸿章以一身为万矢之的,几身无完肤,人皆欲***。而梁启超颇有英雄相惜之情:彼苍者天,此前所以宠此人着何以如是其忧,后之所以厄此人者何以如是其酷耶?吾泚笔至此,不禁费书而叹也。悲戚之情,由是可知。
梁启超写李鸿章,可谓实至名归。写史即写人,写人即写心。梁启超和李鸿章所处时代相距不过几年,甲午战争败,则维新变法兴。梁启超和李鸿章同为救国于水火奔走,国势之衰微,实为共见。然梁启超惜李鸿章之视野狭窄,只知西人所谓坚船利炮,而不知政治人心。“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吸取李鸿章的教训,从变法入手,寻求救国之路。梁启超写李鸿章,也是写出了自己变法的勇气与决心。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梁启超本人也是毁誉极多,支持过变法,也与孙中山有接触,支持过袁世凯,又鼓励学生蔡锷反对袁世凯,又一手促成五四运动。诟病者认为梁启超善变立场不坚定,投机。而我认为梁启超变得背后,只是在不断寻求救国的方法,他的每一次选择,都是真切而认真的。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是一句惊醒,让我们不要盲目以成败论是非功过,也让我们做人做事,要有自己的勇气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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