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并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难忘的话有很多很多,就像一串泡泡,数也数不清。有批评、有教育、有表扬……这些话也像人生的酸、甜、苦、辣、咸。虽然很多话免不了时光的冲刷、岁月的轮回而逐渐被遗忘掉了,但是有些却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消遣。其中,有一句话一直让我难以忘怀。
记得那年我七岁去上“昂立新概念”的时候,课前考试没复习,所以只考了七十九分。放学时,我愁眉苦脸,手直挠着头。因为妈妈说过,如果考试没有考到九十分以上,就要抄语法五遍。于是,我为了能骗过妈妈,就想出了一条“妙计”。
回到家里,妈妈问我考了几分,我故作欢喜,但也有点紧张地说:“我考了九十分,但是卷子掉学校了!”没想到妈妈的微笑一下子变成了密布的乌云,皱着眉头对我说:“是吗?真的吗?”妈妈似乎知道了我在骗人。我的腿有一点发抖,但仍坚持说:“是……是的!”
妈妈拿出手机,给我看了老师发来的成绩,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道:“沈叙,你已经一年级了,不能再骗人了。考的不好就要努力去复习。一个谎,往往要用无数个谎来圆。”我听了妈妈的话,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一个洞里钻进去。于是,我乖乖地走进房间抄语法和概念,还背、默了课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终于又取得了好成绩。
从那以后,我的脑海里经常会出现“一个谎,要用无数个谎来圆”这句话。我知道,从此我不会再去说谎骗人了,因为妈妈的这句话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时刻鞭策着我。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是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反正只要读者知道了就是了。《传奇》里面新收进去的五篇,《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阿小悲秋》,初发表的时候有许多草率的地方,实在对读者感到抱歉,这次付印之前大部分都经过增删。还有两篇改也无从改起的,只好不要了。
我不会做诗的,去年冬天却做了两首,自己很喜欢,又怕人家看了说“不知所云”;原想解释一下,写到后来也成了一篇独立的散文。现在我把这篇《中国的日夜》放在这里当作跋,虽然它也并不能够代表这里许多故事的共同的背景,但作为一个传奇未了的“余韵”,似乎还适当。
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
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大为失望了。
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游客买了票进去,在九曲桥上拍了照,再一窝蜂去参观动物园,说走就走,的确可羡慕。但是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初学写文章,我自以为历史小说也会写,普洛文学,新感觉派,以至于较通俗的“家庭伦理”,社会武侠,言情艳情,海阔天空,要怎样就怎样。越到后来越觉得拘束。譬如说现在我得到了两篇小说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与人物的轮廓,连对白都齐备,可是背景在内地,所以我暂时不能写。到那里去一趟也没有用,那样的匆匆一瞥等于新闻记者的访问。最初印象也许是最强烈的一种。可是,外国人观光燕子窝,印象纵然深,我们也不能从这角度去描写燕子窝顾客的心理吧?
走马看花固然无用,即使去住两三个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无用,因为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几个人能够像高尔基像石挥那样到处流浪,哪一行都混过?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一句令人感动的话,可以帮一个需要安慰的人解除伤痛感。有一件事让我心里的结总是解不开,可是我的妈妈说的这句话让我把伤痛感都赶走了。
早上,我慢慢地从床上爬起来,刷了刷牙,洗了洗脸,吃过早餐就背上小书包兴致勃勃地去上学了。
我到了学校,听到了悦耳的读书声,便迫不及待地上了楼,进了教室,和他们一起快乐地读着书。
一会儿,上课了,老师慢慢走进教室,我们认真地听老师给我们讲课。老师让我们在练习纸上写一个竖式,因为我没有带铅笔,所以在听了老师的话后立刻向同桌借了一支铅笔。我将铅笔接过来一看,真尖啊!我焦急地把铅笔握在手中,写起字来,可写着写着,铅笔突然断了!我将铅笔还给了同桌,但他非说是我弄断的。我说:“不是。”就这样,我们互不相让地吵了起来。老师见了说:“你们两个都给我站着。”我们心想:老师可真不懂人心。
回到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对我说:“我们人和人之间应该互相谦让,再说你本来有错在先,人家好心借你,就是铅笔太尖了,容易断。如果是你弄断了,明天你给人家道个歉,说个‘对不起’,如果是铅笔自己断的,你明天说清楚不就行了吗!”就这样,第二天我向她说明白了铅笔断的原因,她果然原谅我了。
人与人之间应该谦让。一句话可以解决很多麻烦事,也就是“对不起”和“没关系”。
“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这句出自迈克尔·乔丹的话是我最喜欢的名言,因为它教育了我要不怕困难、勇于应对挫折、坚持到底,还有顽强。
打小我就是一个懦弱,经常向困难低头的人,可就是当我真正理解小草的时候,我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小草——任凭人们怎样踩踏,它都能始终不会被折断,它十分顽强。然而,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问自我:难道你连小草都不如吗?小草能做到的,难道你做不到吗?也是从那时起,我喜欢上这句名言,它一向鼓励我不要做懦弱的人。
有一次手工制作比赛,每个班级都要交一个作品代表班级参赛。老师说有兴趣的同学都能够做一个,下周一准时交作品,到时候我们再选出最棒的作品。
我回到家后,找来制作作品的所有材料、工具。我先设计了我作品的样貌,画下了简单的草图。我拿来小木块和锯子,按照事先定好的尺寸,留意翼翼地锯着。但是我手法很生疏,锯得毛毛糙糙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我去找外公,本来是想去搬救兵,但是外公并不一样意帮我做,而只是教我正确的方法。果然,经过外公的指导,第一道工序算是顺利完成了。下一步就是粘贴,是考验耐心的时候到了。我把白胶均匀地涂抹在木块要黏的地方。等它都干透、粘牢了以后,我要准备要做最后的装饰,我凭借自我的灵感,剪了许多形形色色的图案,我迫不及待地将它们贴了上去。“完了,贴得那么难看,算了,还是不交了吧!”外公听到了,他来提醒我:“不要放下,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想想小草,你要不怕困难。你这次的失败,是失败在装饰上,那你下次做的时候可要注意这一步了哦!”
外公的这番话让我又有了信心,让我再一次站起来。我又做了一个,自认为几乎完美的作品。星期一很快就来到了,我迫不及待的将作品交了上去。老师们和同学们一致公认我的作品是最棒的,并把它作为班级的参赛作品交了上去。
“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这句名言也就成为最让我难忘的一句名言了。当然,我也要感谢小草,让我明白了这一道理,让我不再是原先那个懦弱的我了。
“无论做什么事情,从事什么工作,都得尽职尽责,因为这是老师和同学们对你的信任。”李老师意味深长的话语又响在我的耳畔。不知为什么,李老师说了好多帮助我学习的话,唯独这句话让我始终难忘。
记得上四年级的时候,李老师见我学习不错,组织能力也过关,就让我当了个小组长,官不算大,每天收八个人的语文作业,然后认真检查,写得烂的让他重写,最后上交给老师。
可是,纸是包不住火的,终于有一天,早读的时候,李老师让我到外面去,我的心“咯噔’一下,觉得情况不妙。李老师等我走出教室,自己也跟着出来了。她拍了拍我的肩膀,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说:“最近,我发现你们组的作业质量有些差劲,你是组长,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呢?”“这……”我无言以对。
老师拿了一本作业,对我说:“这个同学是你们组的,你自己看看吧。”说着,老师脸上露出严肃的表情。我的心里就像揣了一只小兔子一样,嗵嗵直跳,看着那本写得一塌糊涂的作业,我羞愧极了。李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无论做什么事,担任什么工作,都得尽职尽责,因为这是老师和同学们对你的信任。”我使劲地点了点头。
这句话让我始终难忘,每当我极不耐烦,想应付了事的时候,就会想起这句话,它一直鞭策着我,鼓励我做好每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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