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的我,对“之乎者也”的国学望而生畏,但是读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是越读越有味,听李泽厚先生侃侃而谈,娓娓道来,以微言释大义,如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令人颇有感悟。我想,很多读者应该和我一样,不在意它是不是纯粹的孔子的论语,在意的是,这本书带给我们大家思想上的冲击——“礼”、“仁”。
联系自己的教学育人工作,有所触动。《论语》的真谛是要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获得心灵上需要的快乐。全书主要讲述了孔子的天地人之道、心灵之道、处世之道、立身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和人生之道。孔子的言论、配以李泽厚先生的解读,书中每一个片段都使我们在处事做人上有所启迪。
孔子一直十分重视学习。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这表明着一种积极的学习态度,默默的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这也是当今社会所推崇的,所适应这瞬息万变的世界所必须具备的。孔子对于学习也提出了很多方法。学而不思则罔,死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些话已是我们从小背到大的名言名句了,其所蕴含的道理已不用多说。子曰:“我非生而知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李泽厚在记中重点说了这个“敏”,体现了孔子对于知识对于学习的渴望,不断努力追求的精神也一直被中国文化所赞赏和实践。
“学而时习之”,孔子的全部著述讲过,我们对孔子的思想了解了,就知道什么叫作“学问”。普通一般的说法,“读书就是学问”,错了。学问在儒家的思想上,不是文学。学问不是文学,文章好是这个人的文学好;知识渊博,是这个人的知识渊博;至于学问,哪怕不认识一个字,也可能有学问――做人好,做事对,绝对的好,绝对的对,这就是学问。那么学问从哪里来呢?学问不是文字,也不是知识,学问是从人生经验上来,做人做事上去体会的。这个修养不只是在书本上获得,随时随地的生活经验都是我们的书本,都给我们教育。
《论语》文中还多处提到了仁爱,可见,在孔子的心中仁爱的重要性。它也无声地提醒着我们:对学生要充满仁爱。作为一名老师,我们更要以仁爱之心对待学生。教学要重启发引导,实施启发诱导教学方法必须抓住合适的时机、把握好“度”,针对那些“似懂非懂、似会非会”的东西因势利导、启发点拨,才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学生迫切地希望通过主动学习来掌握它。另外,还要不断学习,完善自我。只读书学习而不会积极地思考问题,就会茫然无知而没有收获,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读死书,死读书。反之,如果只空想而不读书学习,就会疑惑不解,精神疲惫,就成为“纸上谈兵”。
《论语》中还有着诸多关于做人、人格塑造、治国安邦等至今看来仍然睿智无比的描述。我想其中的做人、处世与学问这些对于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有着非常大的指导意义。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既要授业、还要传道,既要教书,还要育人。我们教师作为文化传播者,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重担,就让我们追随圣人的足迹,牢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训导,抱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从事好自己的教书育人事业。
相信只要我们深刻体会《论语今读》中孔子的精辟言论和李泽厚先生的解读,并将其作为行动准则,不断努力学习,不断创新、实践、反思,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
我的妈妈非常爱我。
每天放学,只要妈妈有空,她总会准时的出现在我们学校的门口,在那儿静静地等着我接我回家,不管刮风还是下雨。有一次,放学时天空飘起了小雨。我想,妈妈昨天晚上上夜班,今天肯定在家休息,奶奶来接我了吧?但是,当放学铃声响起,我们排着路队来到校门口时,我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是妈妈正撑着一把伞站在雨中!我关心地问妈妈:“昨天您那么晚才回家,您就在家好好休息让奶奶来接我就可以了呀?”妈妈笑着说:“奶奶年龄大了,过马路妈妈不放心啊。”
还有一次,我在院子里跟小伙伴玩,不小心摔了一跤,把刚买的裤子也摔破了,腿上流血了。我想,妈妈看到肯定要批评了。等到了晚上,妈妈下班回来,一眼就看到了我的裤子破了,急忙问怎么回事。当问清情况后,妈妈不但没有批评我,还挽起我的裤腿,不停地说:“疼不疼?擦过药了没有?以后小心点,不要再摔了。”然后又赶紧为我涂上药水。我觉得妈妈的手是那么温柔。我暗暗地想,长大后我也一定要这样对待妈妈。
妈妈非常爱我,我也爱妈妈!
今读,以现代人的视角,倾听千年智者内心的声音,做法无非两种——解构与重建。
解构什么?解构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千年以来,儒学是中国式“政教合一”的文化内核,经历了多次重要演变。根据典籍记载,最初儒学是古代巫术演化而来,在祭祀过程中,氏族族长(也就是祭司)是唯一有资格与“天”交流的,而交流的过程就是娱神跳舞。在娱神的过程中,祭司产生的诸多情感(这种情感很神秘)不断分化被抽象为“诚”、“仁”、“敬”、“恕”等典型儒学词汇,正如子曰:发乎情,止乎礼。这代表人类精神文化层面的觉醒,人类的发展立足于人本身而非人格神祇。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学发展到了汉代,汉代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该学说并没有创造出类似于“上帝”、“安拉”等具有人格的神祇,但是“天人感应”影响、统辖古代政治的方方面面。皇帝如古代祭司一般,是国家政治领袖,是社会道德领袖,也是宗族宗教领袖。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每逢大灾,皇帝要下罪己诏,所谓“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灾害如“天”降下的罪罚,只有皇帝(祭司)能够承受了。到了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兴起。“理学”依然否认人格神祇,坚持“天理人欲”的人本心性论,却展现出“天人合一”不可违抗的道德律令,规范古代社会的各个阶层。这些都表现出儒家伦理(人)秩序—自然(天)秩序结构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来规范人的身心活动。具体的表现就是将伦理道德(如修养、情感)和社会秩序(如体制、规范)融为一体。而在这套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运行的过程中,伦理道德(私德)和社会秩序(公德)无法区分,无法理顺,如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遂令不从”。一旦伦理道德强加于社会秩序,价值观就会扭曲,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道德绑架”,为什么会产生“大义灭亲”,为什么出现“假道学”,为什么在今天探讨法律问题依然会陷入道德评价的“怪圈”,为什么在抵制海外不良企业的时候某些公民会做愚蠢的事情等等。[①]
重构什么?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儒学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以旧有方式传播于社会中,要批判继承。而批判继承的前提就是重构,将儒学道德性、宗教性、伦理区分开来。儒学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否认人格神祇,却影响着世间方方面面,是不可违抗的道德律令,形成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先生认为,重构儒学,不需要再创人格神祗,而要转变为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例如“天地君亲师”,“天地”是带有宗教意味的超自然非人格存在,“君亲师”是古代政治、伦理、纲常。重构,就是要将“天地”带有宗教意味的超自然非人格存在进行转化,消除伦理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引导的内容。由此,“天地君亲师”则变成了家族亲属、师生朋友、家园乡土的精神归宿。重构儒学,回归人本位,还原儒学活泼、自然、现实的本来面目,所展望的只是普通平凡人的身心健康、充分发展和自己决定命运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李泽厚语)
笛声悠悠,从蓝色的空气里沁入人类圣洁的心灵,荡气回肠。笛声的远方是一片绿悠悠的草精灵,在湛蓝的天空下闪烁真自然的魅力,跳跃着动人的音符,舒心的血液流遍了五脏六腑。我,你,还有他都愿意闭上双眼去聆听那水晶般的清凉,如汩汩小溪的轻柔从耳流进,留在心底是醉。美丽的圣境给了人类如入世外桃源时的心旷神怡。
大自然——宇宙的创造物。海与天的那边,隐约可见太阳东升西落的痕迹;小草碧绿,绿树成荫,百花争艳,形形色色的植物给大地披上了色彩斑斓的外衣;雄鹰翱翔,骏马奔腾,翠鸟啼鸣,多种多样的动物为大自然增添了勃勃生机。
回首往昔,桃红柳绿,莺歌燕舞,树枝上,小鸟啁啾,微波粼粼的湖里倒映着青山的韵律;红日破晓,鸟语花香,溪水潺潺……一切美丽,尽收眼底,有谁不愿意到绿意盎然的草原中去
有谁不愿意在轻快的海浪中放飞激情?有谁不愿意在笛声中倾听自己的心跳?无论人类怎样的鬼斧神工,也无论做的怎样的.栩栩如生,无非是人类的模仿性铸造,再怎样也找不回自然灵魂的奥妙与奇特。
斗星移,人类对利益的追求,无形中滥用了自然的赋予。现在世界上80%的原始森林已经荡然无存。森林以每天375平方千米的速度消失,每年消失的森林面积约14万平方千米,全世界1/3的土地面临沙漠化的危险;由于人类的破坏,每小时就有一个物种永久消失。人类,仅仅为利益,而丧失保护生态平衡的思想。
温室效应、土地沙漠化、水资源污染等一系列问题残酷的摆在人类面前。回首往昔,美丽的自然呈现在人们面前,再看今朝。污染程度已超乎人们的想象,美丽属于过去。
如果你具备了发现美的眼睛,那么你也应该具备一颗呵护与关爱的心。
而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在人们的生活日益富足的\'同时,我们是否会感到,社会上缺失了一些东西,它们名为忠诚、善良、坚持……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义。
当你因被好友出卖而心痛不已时,你也许如背中暗箭,愤怒质问,但你的好友也有自己的好友。许诺时的信誓旦旦,转身后的欢喜奔走,只余一人伤心流泪。不因为何,只因当今的社会缺失了人与人之间的忠诚。自利的现实让人与人之间披上了保护色,好似一层看不见的房,将人心阻隔。缺少应有的忠诚,社会将越来越冷淡,即使在温室效应的现在,也会全球变冷。
当你因意外而摔倒在地时,你是渴望有人伸出双手,还是盘算着“扶起金额”?柏油路刺骨的温度传递到身上,心难道不会期待温暖;等待善良吗?善良的外延很广,似乎普天之下任何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都可以用善良来完成,但真正心存善良的人又有多少?没有人敢说自己全身心的善良,但每个人的遗传因子都隐藏着它,和罪恶一样,不去触发,不会萌生。善良,其实很简单。
当你在生活中遇到无数坎儿时,你是咬咬牙坚持下去,还是叹口气就放弃。也许认为无能为力,也许认为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最终还是会输,但,那有啥?人不会输,输的只有自己,放弃才算是输,只要没有放弃,只要还活着,就永远没有“最终”。坚持走下去,哪怕暂时被打败,但那又如何?胜利总会来临。但现在,还有多少人明白坚持,有多少人因无力坚持而走上歧路,背叛了义?谁也无从知道。
是的,可能钱币装满了人们的口袋,却填不上人空虚的心;可能贫穷会使人衣衫褴褛,却不能让人心灵痛苦。泰戈尔说过:“信仰是个鸟儿,黎明还是黝黑时,就触着曙光而讴歌了。”义,就是信仰,它永远在人的内心深处,等待着人的坚持。
义,其实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我的妈妈 是非常善良的妈妈,我小的那个时候家里非常的困难。我有一个舅舅是哑巴,他长的很瘦小,智力也弱。他是我爸爸前妻的弟弟,我爸爸前妻去世了。我的哑巴舅舅在他的哥哥家呆着,冬天很冷,很冷了,我的哑巴舅舅也穿不上棉衣,冷的实在受不了,是大队照顾做了一套棉衣。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我的哑巴舅舅也换不下这套棉衣,到了五月节了大队又照顾了一套单衣。才算换下这棉花露在外面的棉衣,那个时候粮食也缺。我的哑巴舅舅常常做错事情被哥哥嫂嫂子骂,我的哑巴舅舅没有地方去,只能常常到我家里来,到天冷的时候,妈妈就找家里的厚一点的衣服或是棉衣给他穿,记得有一次,妈妈把我的一个花色很好看的马甲给了哑巴舅舅穿了,我放学回来,看见了,就生气在地上蹦,和妈妈闹,“那是我的衣服,我可喜欢了,给他我穿什么呀!”妈妈就哄着我说:“你舅舅太冷了,妈妈明年给你做好的、做新的。”
我的哑巴舅舅,平时在家里睡在一个不烧火的凉炕上,就得了一个尿床的病,每次来我家都尿炕,妈妈新浆洗的被子,被他尿的老大老大的河落印了。我看见了,就生气。妈妈说:“他太可怜了,他也没有办法呀!,又不是有意的。"妈妈就是这样的善良,抱着被哑巴舅舅尿过的`被子,搭在院子里晾晒。他一来我家就不愿意走,妈妈说:“那咱们就省下一口,让他吃吧!也不能赶走他呀!”
妈妈心地善良,谁有困难妈妈都帮。
妈妈是高高的个子,很瘦,很瘦的。妈妈非常的勤劳,白天做地里的农田活,晚上在灯下为我们做鞋子。
妈妈生病从来不去看医生,也不吃什么好的,总是,一挺就过去了。我们生病了,妈妈为我们做祖传秘方:麦面汤荷包蛋里面还放上姜。我们吃了这样的好吃的,盖上被子,睡一觉,出一身透汗就好了。
妈妈 不知道是从哪天开始,妈妈的腰就弯下了,个子也变矮了。妈妈弯着腰,照样做原来的那些活计。
上中学的时候,有一天,我放学没有回家,妈妈惦记着,就去邻居的同学家问 :“知道不知道我家的芳怎么没有回来呀?”同学说:“你家芳没有交学费被老师留下了。”妈妈听了,急忙出去借了学费。我回来,妈妈说:“学校交学费就和妈妈说呗!没有钱就出去借呗!不要自己扛。”
那年我生了一场大病,妈妈 哭了一夜,眼睛都哭肿了。我看看妈妈弯了快有九十度的腰,看看妈妈憔悴的容颜,我心里有说出的酸楚,说不出的对妈妈的感激。
我从考学就离开了家,妈妈约莫快到我回来的时候。不知道在我回来的路口,看了多少次;等了多少回,望断了多少西天的霞;陪倦了多少晚归的云。妈妈多少次呼唤着我的名字,多少次呼唤着我的归来。在外的我心神意乱,归心似箭。快点回家看妈妈。
我开始每次回家走的时候,妈妈都送我到西边的道上,两只手扶在,两腿的根部挺直了腰,看着我远去的背影,直至看不见。我看着妈妈望着我不舍的眼神,一般时间允许,我就回去陪妈妈再呆一会。这样我回去几次,以后,我再走妈妈就不送了。妈妈和邻居说:“我芳走,我不能送,我送,我芳她走不了。”妈妈就是这样爱孩子,让我放心的回去上班,让我不要惦记她。宁可少看我几眼,不看我的背影,而不送我。
正是:
昔日奔波母挂心, 勺磕门框唤儿身, 桩桩件件总劳神。
欲孝如今亲不在, 悔过当时粗心人, 幽幽梦境伴儿频。
乐感文化是先生在1985年春在一次题为《中国的智慧》演讲汇总提出的,收录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由于中国氏族血亲传统,加以小农经济不断巩固的社会结构,使中华文化更关注现世,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性格和中国人特有的一种心理结构。
《论语》开篇首章便体现了这种性格与心理结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用白话文来讲,就是学习有益的知识并时常实践,收获一种快乐;与远方来的朋友一起畅谈人生理想,交流经验也是十分快乐的事情;没有人了解自己,并不烦恼怨怒,这不才是君子么?(李泽厚先生译)从文义来看,因为学习并时常实践,所以感到快乐,让人的感情升华。作为群体当中的个体,与其他个***流精神感受,也感到快乐。在人群中,虽然没有人知道,但是也没有感到不开心。该篇向世人展示的是一种乐感的生命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强调人的主体,立足于一个世界、现实世界,赋予人在自然中的本体地位,培育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先生指出中国人很注重现世的努力和幸福:“从古代到今天,从上层精英到下层百姓,从敬酒礼仪到行拳猜令(酒文化),从促膝谈心到摆龙门阵(茶文化),衣食住行都展示出中国文化庆生、乐生、肯定生命和日常生存中去追寻幸福的特征,尽管深知人死神灭,犹如烟火,人生短促,人世无常,中国人却仍然不畏艰难而生活。”
立足于现实世界、一个世界,是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诸如日本“耻感文化”、基督教世界“罪感文化”最大的不同。孔子的世界观就是立足于现实世界,承认一个世界,因此孔子“不语乱、神、鬼、力”,也总说“敬鬼神而远之”,却一定告诉大家要敬祖敬贤。后世儒家对“天”的探讨止于“感应”,更玄的道家虽然抬出一个无所不能、视万物为刍狗的圣人,但最后还要实现“天人合一”。而基督教世界的“罪感文化”设定另外一个世界,人有原罪生来是赎罪的,还创造一个人格神祗。比如,一个人犯了罪去教堂找神父忏悔,经历了一些仪式后,罪就被上帝知道并且将心灵“净化”了(这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激烈批判的,宗教裁判不能代替世俗裁判,如此正义得不到实现)。可见,基督教世界的人们可以将自己的精神寄托于另一个世界的人格神祗,根据宗教教义,人格神祗已经为世人指明方向。并且,另外一个世界变成“葬心之地”,可以在这里将精神、心灵中不纯洁的东西放下。所以基督教世界的人们在精神层面是相对轻松的。
这样来看,“乐感文化”又不总是那么喜乐,精神负担比存在人格神的文化沉重得多。在中华文化中,没有人格神祗向世人展示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什么,需要人自己去追寻,正如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追求“仁”是要靠自己的,难道要靠别人么?)而人在追寻最终目标过程中,依己不依他(人格神祗),无依无靠,没有什么可以救赎,只有靠自我不断探索,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内心悲苦,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忧从中来,正在于此。也由于此,塑造了中华文化讲求坚忍不拔的文化性格,于实践中见真知,于平凡中见伟大,从现世的人生追求精神的升华,赋予人生积极的意义。中华文化也因此得以代代相传,不曾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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