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三年之后的重逢里,我们又能看到什么呢?
媒体的宠儿,北川中学的学生郑海洋,全国知名人物,在灾难后成为了汶川精神的代名词。坚强、执着、阳光……对这个因地震而失去双腿的男孩,媒体毫不吝惜溢美之辞。他成为震后重建过程中树立的无数典型中最突出的一个。但当人问起他对今后的计划时,他回答:“上某某体育学院”,再问为什么,他干脆地回答:“因为学校的某某书记对我最好了,老来看我,她答应让我上她们大学。”从他说话的语气和表情来看,好像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现在,郑海洋也许正忙着出席各省市的.好心人、慈善家和爱心团体组织的慰问演出,忙着向镜头展现他最阳光的笑容。那时候电视机前的人们可以热泪盈眶:真好啊,你看,汶川的人还有重建生活的勇气和希望,这样我们就放心了。
正是这些好心人们,三年前在博大的同情心的驱使下,踏上了汶川的土地。也正是这些好心人们,三年后在博大的同情心和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下,又一次踏上了汶川的土地。仅以北川中学为例,作为一所震后不久就复课的中学,现在平均一周就要接待一到两批远方的来客。这不禁使人怀疑:北川中学是震后不久就复课的,还是直至今日都没有正式复课?从郑海洋的身上我们已经看到北川中学——不能说所有人,但至少是一批人——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种消极避退的精神状态,而这种精神状态恰恰就来源于好心人们过于泛滥的无私的帮助,这些持续三年并且愈演愈烈的的帮助为他们的逃避现实提供了理由。这就表明,汶川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仍只是一个趋势。但在北川中学这个微缩的窗口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变化已经在某些人身上凸显。
汶川变散了。这就像一个久病的人,刚开始时积极配合治疗,遵医嘱要吃很多药,勤加锻炼,争取快速恢复机体的功能。但坚持一段时间之后,病有了起色,医生却仍不减药量,人就慢慢松懈了,对药物的依赖增强,也不经常锻炼了。久而久之,急性病变成慢性病,虽不危及生命,却给生活带来不便。这时有的医生往往会直接断药,人无药可依赖,刺激自身的免疫系统,往往反而好得快。
汶川变散了。在刚震后形势严峻时汶川人众志成城,巨大的悲痛和求生的意念汇成一股强大的内驱力,鞭策着人们去救援伤者、建设家园。当好心人们、慈善家们和爱心团体们反应过来,积极捐款捐物的时候,这股强大的外力的的确确推动了汶川建设的发展。但现在,三年后,我们看到汶川的一切都将步入正轨的时候,这股外力仍没有消失,而是由推力变成了阻力,它强烈地干扰了汶川人建设家园的内驱力。从郑海洋身上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外力使得汶川人把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自强不息的精神就多少遭到了削弱。众志成城地朝一个方向使劲的汶川不见了,出现了一个不屈不挠的精神文明典型汶川,出现了一个研究灾后心理阴影的心理学家们的实验室汶川,出现了一个好心人们展现自己博爱精神的舞台汶川,出现了一个带着阳光般的微笑接待慈善家和爱心团体的招待所汶川。这里成了一个倾倒爱心的垃圾场。一些人千里迢迢走到这来,做忧虑状、做沉痛状、做饱含热泪同情状,于是捐款捐物慰问演出,当然看到“汶川很好”,做感动状、做放心状、做长舒一口气状,点着头,微微笑着,背着手踱着步子,回家去了,感到又对祖国和人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我认为这样的人,不是被言论的潮流所裹挟,被所谓的“爱心”蒙蔽了双眼,就是以救灾为噱头,其实别有用心。
三年之后的汶川,发生了许多可喜的变化,但我们的目光也应穿透歌功颂德的言论,看到事件背后悄悄衍生的汶川问题。在媒体报道的浸泡中,在蜂拥而至的好心人们的簇拥下,汶川是永远谈不到建设的。我们要说,三年后的汶川很好,我们可以放手了。当某一年的五月十二号,没有人再提“汶川大地震周年纪念”,没有人再去汶川慰问演出,没有人再捐款捐物的时候,我们就终于可以松一口气:汶川的人终于可以重建家园了。
天津市耀华中学高一:李拉
每当我看到别人一篇篇优秀的时,就不禁会想起三年前的一件事,那件事的教训令我今时今日还记忆犹新。 记得是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老师布置了一篇命名为《童年趣事》的作文。在放学的路上,我想,每次写作文我都要下很大的功夫,还要花很多的时间,但结果却每次都得不到老师的表扬,还不如抄一篇现成的作文,既省时又省力。好!就这么办! 回到家后,我翻了几本作文书,终于找到一篇符合我这篇要求的作文,于是我便马上动起手来,不一会儿我就把这篇“冒牌货”工工整整地抄到了我的作文本上,看一遍后我就把它小心翼翼放进了书包。 第二天评比作文的时候,老师拿出了我的作文,并且表扬我的作文写得非常好,叫我念一遍给同学了听。这几句话差点把我吓出了冷汗,我只好走上讲台结结巴巴地读完了这篇作文。那几天我一直作里坐立不安,心里老是想着这件事,总觉得同学们好像都在背后责备我一样。 过了几天,果然纸是包不住火的,有几个同学向老师反映,说我这篇《童年趣事》是抄来的。放学后老师把我叫进了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一番令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用得着的话:“学习要脚踏实地,不要怕花力气,更别怕花时间,只有刻苦学习的人,才能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成绩。”听了老师的话,我既羞愧又后悔。 一晃三年过去了,时间如同流水一样,我已经上六年级但这件事的教训我却从未忘记,因为从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学习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只有认真地苦干,才有希望到达学习的顶峰,才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好成绩!如果不是三年级的老师的话,有可能我现在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学习成绩,而有可能已经成为学习成绩差的学生了,所以我非常感谢那位老师!
1947年,阔别故土12年的钱学森回到上海,此时,他已是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意气风发。一回上海,他就成了许多大家闺秀父母哄抢的“唐僧肉”。
蒋英回忆说:“人家知道蒋家和钱家私交甚密,纷纷托我和我妹妹,安排自己女儿和他见面。”索性,蒋英姐妹几个为钱学森安排了一场相亲会;出乎大家的意料,当晚,钱学森的目光,只停留在当年的黄毛丫头蒋英一个人身上。
几天后,钱学森应邀在母校上海交通大学举行一次学术讲座,蒋英一个人去听了。讲座结束后,钱学森突然提出送蒋英回家。而蒋英,对于这个温文尔雅的哥哥,也是心存好感,但这个哥哥真是个“书呆子”。他送蒋英回家以后,蒋英说:“我这里有很好的唱片,挑一张顶好的、我喜欢的唱片给你放好不好?”没想到他说:“不好不好。”一下子两人都静默了。
过了一会,他突然对蒋英说:“你跟我去美国好吗?”虽然有些预感,但这样的单刀直入,仍然吓了蒋英一跳。蒋英告诉他自己有男朋友了,没想到钱学森说:“我也有女朋友,但从现在就开始,你的男朋友不算,我的女朋友也不算,我们开始交朋友。”
蒋英的二姐知道此事后,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完全是个书呆子,根本不会照顾人,连走路都在想书里的那些东西,听说有次还把女朋友弄丢了,你和他在一起,就等着吃苦吧。”
姐姐没有劝住蒋英。6个星期后,蒋英和钱学森在上海和平饭店举行了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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