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有个印象,知道以前历史上讲中国近代史提过“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当时总想着怎么在历史人物头像上作画,却没一点治学的心境。直到看了电影,才对这个历史人物背后的故事有了些许的了解。
整个影片配乐画面尤其是描述林觉民和陈意映日常生活片段的时候,透出的更多是那种温婉的气质,很细腻,很舒服。演员的挑选也很到位,王柏杰年轻、帅气但没有那种太过的艳丽感,蒋梦婕戏中的表现温婉大方,很有大家闺秀的气场。
更佩服的还是二十出头的年纪下,林觉民那种有着超出他年纪的忧国忧民,甘为国捐躯的豪情和那个时代下只有饱读诗书之士才能有的言语表达和想法。难怪在被捕后,两广总督张鸣歧亲审林觉民才发出这样的感叹:“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
事过百年,提及此事,无不为这能影响下一个百年的爱情之书所表达的思想所仰。
我顾不上看周围的景物,只觉得这里天昏地暗,空气呛鼻。那群人穿著名牌衣服,名牌鞋袜,总之全身都是名牌,只是他们面黄肌瘦,两只眼睛已经深深地陷进去了,似游魂似的轻飘飘的向我走来……我原来不小心吸了外星人撒下来的花粉,竟然来到了100年后的地球!
“看那!这就是100年前的`地球人!”一个住着先进的拐棍的老人指着我说。“她就是100年前的地球人?他们可害得我们好苦啊!”一个青年人怒火万丈。这时的我,大脑一片空白,这是怎么了?我还没反应过来,一个抱着婴儿不像婴儿,外星人不像外星人,动物不像动物的阿姨瞪着我,我看到了她眼里的火焰,只听她说,不,是怒吼:“100年前的地球人!你太过分了,你看见了吗?看见我们这群孩子了吗?他们本来是可爱、聪明、健康的,但是,你们100年前地球人在河里乱投化学物品,使我们的后代都喝了这里的水,那些可怜的孩子们有的大脑缺陷,有的病病恹恹,还有的因中毒死亡你知道吗!”她一边说一边指着身边的孩子们,眼泪也流了下来。
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些什么.
低成本制作,比广电总局还主旋律的电影频道出品,影片似乎拍成这样就属不易,于是评价“还行”,可惜这评价的无奈本不该在我们对于一部电影的评价体系内。
主创们拍得很认真,让我有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感慨;镜头也确有电影感,和一般的电视电影也有所区别,但就是无法打动我。虽然没有快进,但总是走神,努力调动自己的泪腺,可惜就是麻木之极,想来看《辛亥革命》时林觉民这段,都落下泪来。
首先是结构问题。不知是剧本阶段就在开场如此繁复,抑或后期剪辑时想出些花活儿,倒并非能否看懂的问题,而是这刻意的结构没有提供任何积极观影效果。
其次是情感问题。24岁就就义的林觉民与两年后抑郁而终的陈意映,这本应是悲情而浪漫的一个旧时代有热血的青偶戏,可惜我看不到他们的“情”。中国彼时的满目疮痍是我们在学校历史书上学到的,影片也未及真正展现,林觉民到底看到的、体验到的是什么?难道仅仅当年先生一语就使这些青年们赴汤蹈火?这也缺一个“情”字。与其将如此之多的笔墨给予林觉民等人一次次祭拜恩师,倒不如落几笔他们周遭的世情,一点小事件就能凸显当时的国将不国。旧时人端庄守礼,但那是人前的守则,我也期待小夫妻于人后的憨笑嗔骂、耳鬓厮磨,他们未分离前越是甜蜜幸福,不日便人鬼殊途才越是悲情,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温和有礼,一个贤良淑德。于国少情,于家薄情。
我实在不想质疑主创的才情,只能质疑是否编剧与导演太过于恪守频道的审美,于是作品便平庸,又或者我也怀疑创作者对待题材的态度,太似被逼的命题,因为没有独有的情感与态度,于是结构再反复,也是流水账写就下来。
三是人物塑造问题。不可避免的群像,那些热血青年却如同一个模子刻就出来一般,人与人似无性格差异、背景区别,尤其那在革命中也悄悄情意相许的小恋人,这组人物本应是林觉民与陈意映的最佳关照,却在片中彻底沦为废笔。
四是演员问题。不想就此太过评论,因为这其中也掺杂制片方的发行考虑与导演的要求以及控制能力。
片中,林父言:十年,真的是一晃,一晃,就是十年。
于生活,若无情感,不如背身决绝离去;于创作,若无情感,不如搁笔。
陶然
自2004年开始,我和仁强每年9月上北京,主要就是去看杨绛,还回母校北师大去出席“钱瑗教育基金”一年一度的颁奖大会。钱瑗是钱锺书与杨绛的独生女,是我们的老师。
早在2005年4月初,杨绛在给仁强和我的信中说:“应仁强之请,我将是你们的杨绛妈妈。”当然我也明白,这是因为钱瑗的关系。杨绛思念爱女,而我们在钱瑗最困难的时候,特别是仁强,又是可以说得上话的学生兼朋友。她百岁时我也曾打电话过去,她说,你要多保重!那时,我得重病,9月依然上京,上到她二楼的家,她心疼地说,不要做了!仁强你看住他!编杂志要动很多脑子的!
而她在今年6月28日写给仁强、树西的信中说:“张瑗(仁强的女儿,那时刚去北京,看望过杨绛说,陶然叔叔身体这会子特好。我确是不久前看见我们《文艺报》上有他的文章,好文章!”我也搞不清是什么文章了,但“好文章”之说当然只是鼓励,以前在她家闲聊时,她就笑说,以后陶然的文章,我一定要看!我想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一种情感在发生作用。她看到我们,便有如看到钱瑗一样。
那时我们极力鼓动,想载她到市内转一转,一起吃餐饭,告诉她现在北京城变化很大。但她总是无动于衷,淡淡地说,电视上也可以看到呀。我们以为不可能劝动她了,不料这次张瑗上京,却有本事把杨绛载走。杨绛在信中说:“张瑗颇有本领,干一行,擅长一行。她开车稳稳地,我坐了很放心。”看得出她很喜欢张瑗,除她个性可爱之外,当然这也是因她父母而起的移情作用吧!
2008年10月24日,杨绛给我和仁强写信说,“接到《香港文学》,特厚,打开一看,里面多了一本《城市文艺》,我老记着钱瑗的话,‘以后要留心陶然的文章’,所以两本刊物上的大文,都一一看了,真是上苍默佑,陶然当《香港文学》的总编,支持下来了。文章篇篇好,《城市文艺》的一篇(指我在该刊写的记仁强的《岁月悠悠,也匆匆》,文内有提及我们的老师钱瑗,尤令人神往。你们两位真是善人,瑗瑗最可怜的时候,得到你俩同情,帮她抵御了所有凌辱她的人。我在王德一(钱瑗的丈夫去世十天之后,就要下放干校,钱先生早已下干校,家里剩了她一人。她知道妈妈心痛她,不放心,反来安慰我说:‘妈妈,你放心,有人同情我。’你们的同情,她终身不忘。你们两个善人有善缘,也结成了终身的好友;我也由你们一念之仁,和你们都成了好友。所以我把《岁月悠悠,也匆匆》细细读了两遍,不胜感动。”
百岁杨绛,每天读书写作不止,晚上一点半就寝,早上六点半起床,中午休息两小时。吃得很清淡。我所知道的,是她已不怎么下楼运动,她说,下去不免碰到熟人,要寒暄一番。所以她每天在室内来回转圈走路,身上带七支铅笔,每走1000步就放下一支。难怪她脚步轻盈,那回,我们正聊着天,她忽然站起,步向写字台,去翻书。我和仁强悄悄趋近前去,只见那书是《孔子家书》。至于她正写的长篇小说,据透露,暂名《图书馆管理学》,已接近***青,明年应可出版。这是新消息,我们在北京的时候,问起写作,她总是笑眯眯,不露一点口风。她总说,钱先生和阿瑗都走了,我的路也走完了!听得我们揪心。我们明明看到她步履矫健轻松自在,除了听觉较差之外,一切都好。她透露道,去年查出心衰,她依然谈笑风生,“这个病有两大好处,一是不传染,二是死得干脆,自己不痛苦,也不烦人”。她的豁达,听得我们相顾无言。哪里知道镜头一转,她一笔一画写成的长篇小说已经悄悄地完成了!大概,这是《洗澡》续篇吧?
百岁老人杨绛,总是笑眯眯地坐在她家那张单人沙发上,伸手拍拍仁强和我的`手背,听不清了,就拿出纸笔,叫我们写下。还记得那回在她家,窗口的马蹄莲开得正旺,她娓娓道着,我转头一望,客厅靠墙那头,正挂着“我们仨”的合影,从左到右是:杨绛、钱瑗、钱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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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杨绛,本名杨季康,生于1911年,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杨绛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
杨绛的《堂吉诃德》译本被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是该书中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80年代后,杨绛写一些散文、杂文、回忆短文,虽然都比较短小,但从平淡文字中透露出来的一种朴素而真挚的情感,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和智慧。在92岁到百岁高龄之时,杨绛以她极富才华的笔触,打开尘封多年的记忆,其中不仅仅用梦幻文学的方式讲述了钱锺书和钱瑗生前最后一段时光,而且回忆了很多当年夫妇游学欧洲以及建国后的种种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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