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税收体制
但这样一种优秀的耕作体系和中央体系却无法孕育出向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萌芽,甚至可以说是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免让人疑惑到底是为何。在书中,黄仁宇先生用了10页左右的篇幅介绍英国从一个农业国蜕变成为一个工业国家的过程,以货币作为管制全民的工具。用中国的当时的政治体制来阐释的话,就是税收。
黄仁宇先生观察历史注重从技术角度切入,他认为收税能力决定了政府的财政实力,财政体制决定了政府调配资源的方式。能不能以合理的制度将经济资源转化成税收,进而顺畅注入经济政治国防社会各项事业中,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
中国古代税收体制之所以不能将传统社会推向现代,就在于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这两个制度软肋,这是黄仁宇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的两把密码钥匙。所谓“间架性设计”,即因技术手段的限制,在无法摸清社会底层真实的前提下,在对经济基础平明所以的前提下,以一种抽象的概念直接设计上层建筑,而不考虑下层执行效果。
中国历史的第一帝国秦汉帝国,正是在这个态势下形成。这是中国政治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早熟,但在地方政府组织架构尚不完善、技术上的统计手段尚不完备之时,先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则进一步固化了间架性设计的困境。“数目字管理”,即国家财政方面的商业化,商业管理方面有确定的制度可以遵循,财产权公平合法,注重保护私人产权等。先生认为,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社会和官僚组织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到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但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抽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累。
2、官僚体制
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它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个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然而到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安史之乱爆发。
黄仁宇先生认为,安史之乱源于财政困境,即使是将挥霍的钱财全部用于国防,在当时也缺乏使这些资金进入国防系统的有效财政转移手段。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历史还是那段历史,黄仁宇先生却一反往常的角度,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中,广泛综合归纳,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写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也引入了“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给人提供了新的阅读角度,从不同层面来看到历史问题,解读历史。都说人要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社会和国家也是一样,从过去的组织和体制中找到弊端和可取之处,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
所谓“大历史”的观点就是以归纳综合的方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压缩,形成一个新的前后贯通的纲领,从而研究历史的整体发展。简而言之,就是以宏观尺度为标准,衡量历史的发展。《中国大历史》,在宏观视角描述了传统社会不容于产生现代经济体制这一问题,其中一系列的过程,值得深思。
三皇五帝,向为传说。禹夏之迹,尚有存疑,有商一代,甲骨为文。周室分封,立于宗法。春秋思盛,战国兼并。秦汉大统,始定为一。历史影响之深远,在于它痕迹的纵深。以宏观的千年尺度之上看,地缘因素赋予华夏文化的影响是历史性的,在华夏文明发展史上,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华夏文明之发育,大体于黄河、长江等流域,故亦称“大河文明”。
文化无疑是会受到地域影响的,以黄河流域为例,这一流域可算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是人类的宜居地带,可是历史上关于黄河泛滥,改道,决堤的记载多如牛毛,无论是出于对保护人身安全还是财产的需要,这个环境上的压力迫使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出现。再者,地理环境的影响使得农业成为最适宜的选择,传统的农业社会得以发展。而所有的统治都是建立在这个社会的基础之上。
中国的农耕方式使人们有一种自然的家族式聚集倾向,那么儒家思想中对于家族伦理道德的强化也使得家族成为中国最牢固的基层组织。要让这种基层组织稳固下去,提倡家族团结就是一种必然。
“对待其他人的好意,也务必有亲疏之分,有如血缘关系之远近。所以认为个人或凭私利观行事,或对旁人一视同仁,可能对现代读者富有吸引力,但在古代中国却不和世纪,首先在法律上即会产生纠纷。迄至20世纪,中国仍缺乏对个人做人权保障的能力,遑论在基督诞生之前。事实上整个君主时代中国始终维持着一部大体不变的刑法,这套刑法也按社会组织,亦即家人亲疏之分责成个人安分守己,至于各人尚有何种权力,也只能由这社会体制而定”。
不同于西方。在西方,公民的自由权推广始于两个世纪之前的封建主与城市特权阶级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公民权利从特权阶级推广至全民。但在中国,在历史上从未产生过城中绅商与官僚的冲突,“中国的官僚从未失去城市的掌握。事实上中国官吏在城墙之内,权利最盛”。所以,中国人的亲疏远近十分的明显,无论是多少思想的渗入,都不能超脱家族组织。所以中国人,准确说汉族人不像其他国家和少数民族,有明确的宗教信仰或是图腾信仰。在中国,家族延续是唯一的信仰。在这种信仰之上,形成了其他的各类圈子,组成了这种小圈子内异常坚固,小圈子外格外松散的家族秩序。
《中国大历史》是历史学家黄仁宇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一部专著,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内容,分析中国历朝发展的问题,从欧洲的历史,以至经济学都有利用。
读完这《中国大历史》,便可感觉,作者写的历史,自始至终都在问着这样的一个问题:缘何中国的文明未能发展出上资本主义?求解这个问题,作者的关注点集中在财税制度上面。
依着这样的思路,从作者的叙述中,隐约可以看出,作者将中国的几千年发展历史分为了三段:第一段是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的时期,从商周发端,到秦汉。
隋唐第二段是从城市商业和国际(边境)贸易中产生了商业社会的种子,但这种子在官僚体系、自耕农经济和意识形态面前,只是发展出了服务于宫廷地主玩乐所需的奢侈品生产与商业,这一段从宋元到明清,中间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似有着搞“数目字管理”的意向,但数目字管理的条件仍未具备,变法必然失败。
第三段是清末受到外来侵略与冲击,开始寻找强国的途径,从清末的洋务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立宪改革,再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直到改革开放,这一波一波的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和“一个新的低层机构”。而“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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