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是人在社会活动中对客观事物所持态度的体验。丰富而健康的情感是人们精神生活得以高度发展的必要条件。尤其情感对孩子智慧的发展、德性的养成,以及整个人的成长,是阳光,是甘露。如果没有健康的情感就没有完美的童心。但是,儿童的情感生活并不完全是自发的。儿童心理学告诉我们,幼儿期是萌发各种情感的重要时期。诚如郭沫若先生所说:“人的根本改造应当从儿童的感情教育,美的教育入手。”所以,我们抓住传统节日教育的核心意义,把握要点进行价值遴选,找准和突出传统节日文化中的精华,然后设计活动,使幼儿在传统节日活动中健康情感得到发展。我们利用“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这些中华传统民俗节日,挖掘其中蕴涵的优良品德教育资源,对幼儿进行传统节日启蒙教育,增强幼儿对传统节日的兴趣,让其初步了解我国传统民俗节日。培养幼儿敬老、友爱、善良、勤劳、勇敢等健康情感与品德。
中华传统美德立足于现实的人、立足于你我他组成的社会。中国人从来相信,每个人都要讲道德,道德跟每个人有关;天道与人道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人能够“与天地合其德”。例如,孝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这一方面赋予道德极高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将道德深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能够通过加强自身修养,做到“尽心知性”,甚至可以“知天”。这就树立了人的道德主体意识,增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中华传统美德以处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为基点,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在承认人不能离开“利”、应当“义利双行”的同时,强调要“义以为上”“重义轻利”;强调守住“以义制利”的红线,做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如此“重义”,最根本的原因是“义为利本”“义以生利,利以丰民”。中华传统美德强调,一切有道德的人特别是政治家,都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兴天下利”“利济苍生”。
中华传统美德注重处理个人与集体、公与私的关系,认为“公私相背,善恶所由”。也就是说,一切道德上的问题都是由于公私的对立引起的,“善恶生于公私”。人们道德水平的高下也体现在处理公私关系时的不同态度,所谓“君子小人趋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此外,如何处置公私关系还决定着个人甚至国家事业的成败,所谓“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耳”。中华传统美德一直认为“公”是最高境界,“天下大同,圣贤至公”。因此,人也应“至公无私,大同无我”。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应坚持“破私立公、克己迁善”原则,通过省察克治,做到“公重私轻,公而后私”,达到“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这种集体主义精神贯穿于中华传统美德的一系列道德准则和规范中,如仁义礼智信、勤俭诚敬和等。
中华传统美德注重知行合一,在重视道德认知的同时强调行,认为“口说不济事,要须实践”。也就是在重视人的道德教育和培养的同时,努力促进道德意识的实践和力行。这不但是因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更重要的是实践是检验真假对错的标准:“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
综上可见,中华传统美德充满了真善美,教会了历代中国人怎样立德做人、怎样治国理政,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但如此,中华传统美德还为今天的伦理道德建设奠定了深厚基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传统美德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到不随物流、不为境转、不为名利而动心、不被假象所迷惑?从道德修养的层面来说,需要我们从中华传统美德中汲取丰富营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
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你贵或贱,美与丑,都不要忘记你还有一种永远大于金钱、地位的职责,那就是爱国。
也许,你所在的国家很贫穷,但请你不要忘了,热爱祖国是一种最纯洁、最高尚、最强烈、最温柔的感情。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多少爱国志士流下了千古绝唱。因为爱国,陆游写出了“位卑未敢忘忧国”。因为爱国,杜牧才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因为爱国,邓**说出了“我荣幸地从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爱国是无条件的,祖国是我们的母亲,谁都不能背叛她。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某部在与上级隔离的情况下,由于指挥失误,突围时数千人被捕。敌人对他们进行了严刑拷打,并用残酷手段在爱国战俘身上刺字。许多志愿军战士被刺字后感到莫大耻辱,他们忍着极大的痛苦,互相用刮脸刀把被刺上字的约6厘米长、2厘米宽的肉割掉。两千名志愿军被俘人员以这种壮烈的行动表达了誓死返回祖国的决心。
爱自己的祖国吧,因为爱国是一种神圣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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