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上映的热播历史大剧《楚汉传奇》在各大卫视播出后争议不断。在渲染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一场戏之中,儒生们集体朗读三字经,因其违背历史常识,遭到了不少网友的吐槽和诟病:《三字经》成书于宋朝之后,秦汉时期的人物怎么可能朗读此书呢?当网友们开足马力炮轰编剧不够专业时,编剧站了出来,在网上晒出了原剧本。人们这才惊讶地发现:原剧本中并没有儒生朗读《三字经》的情节,这个情节是导演根据自己的理解临时加上去的。而导演在细化这场戏的时候,并没有征求编剧的意见,也没有请示相关的专家,于是闹出了这样的笑话。
在我们的邻国韩国,导演擅自修改剧本的事情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编剧甚至有权力和导演一起参与选角,这就使演员的气质和角色的气质更好地契合在一起。这就保证了《大长今》这样的历史题材电视剧没有史学常识上的错误。但是,也正因为要充分尊重编剧的原意,导演缺乏足够的创作空间,无权修改台词,韩国的电视剧总是拍的非常细腻,情节冗长而拖沓,画面的艺术表现力略显单薄和不足。
所以,无论是导演和演员根据拍摄或演绎的需要修改剧本,还是编剧才有权力修改剧本,这两种做法中,单纯的任意一种都不能使一部电视剧尽善尽美。一部好的影视作品,只有编剧、导演、演员共同商议,共同参与,才能让这部影视作品在真、善、美各个层面趋于完美。
世事如棋,人生如剧。如果把我们的社会生活看做是一幕大剧,那么剧本就是我们的社会规则。简而言之,世间的社会规则有三类:情、理、法,但最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的就是法律、法规。所以,我们的人大代表和行政法规的制定者实际上就是社会这幕大剧剧本的编写者,由他们负责从社会现象中抽取出情和理,形成强制性的法律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而我们的行政者和社会主义公民,正是这幕大戏中的导演和演员:行政者像导演一样,追求的是更好的执行效果;公民像演员一样,希望能在规则的约束下更好地演绎好自己的社会角色。既然剧本的修改需要由导演、编剧和演员来共同完成,那么社会规则这个大剧本的修改,也必须由立法者、执政者和社会主义公民共同参与,才能保证我们的法律更加完备、更加健全,执行效果才会更好。
而在当今的中国,法律的制定和完善,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以“是否应该体罚学生”为例,教育专家、法律专家和人大代表作为法律的制定者,多坚持自己的教育价值理念,主张循循善诱的教育方式,不主张体罚学生,因此把“教育工作者不允许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写入了法律;而在执行的层面上,孩子的天性中都有不符合社会规则的一面,有时候孩子的认知能力有限,没有暴力威慑作为后盾,单独讲道理,教育的效果往往大打折扣。而一旦进行体罚,教育工作者们就极为容易触及到法律的边缘。这样一来,法律难以约束执行,执行往往不依法律,一旦法律作为显性的社会规则不起作用,那么隐性的潜规则便会甚嚣尘上。
我们再来看看,同样是面对“孩子应不应该面临体罚的问题”,英国人是怎么解决的呢?和中国的专家学者一样,英国的教育专家们最初也坚决主张不实行体罚;可是很快就发现既有的教育理念执行不下去。于是,议员、教育领域和法律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以及来自教学一线的校长和老师们坐在一起,共同探讨有效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们对体罚进行了更加严格的限制,制定了更加细致的实施细则,比如,工作不满三年的教师没有权利对学生进行体罚;对学生进行体罚的工具的长度、宽度、材料等等都有严格的限定;每次对学生体罚之前都要通知家长和校长批准。这样一来,既忠于了法律这个社会生活的“剧本”,贯彻了正确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追求,又使社会成员作为“导演和演员”在执行的层面起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较为有效地约束了孩子不符合社会规则的天性。
英国人解决问题的思路对我国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社会规则这个“剧本”的修改,一定不是作为“编剧”的专家学者、法律制定者或者作为“导演”的政策执行者单独就能够说了算的,一定是“编剧”“导演”和“演员”共同协商的结果,这样制定出来的政策才能既符合价值追求,又具有实际效果,充分照顾到各方的利益,使我们的社会生活这幕剧更加丰富多彩,更有时代气息。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韩寒好像曾写过一篇名为《书店》的文章收录在《零下一度》里。由于太喜欢韩寒的文章了,所以这次我就借用一下这个题目了。
书店是我常去的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书店里多了几本关于“语言”方面的书籍,并且这些书还放在门口最显眼的地方。我仔细看了一下那几本书,《学说广州话》、《学说深圳话》、《学说上海话》之类的书。
现在的人们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要学说广东话、深圳话、上海话,而很少有人去学说好我们最通用的普通话呢?难道广州、深圳这些地方的人听不懂普通话吗?不会吧,只是我们的内心在作怪,是我们内心的`虚伪心迫使我们在学说广东话、深圳话。现在广州、深圳、上海的经济发展的很快,当地的外来务工人员较多 ,所以那些地方芳言就容易传开。如果只是一些到外地工作的人,回到家乡给自己的家人秀两句方言就算了,但就是有一些人觉得好玩,还就把学习方言当成自己的一项任务,单找外地的人学习方言还不行,还非得去买几本关于“语言”的书去学习。现在的书商又是怎么了?为什么类似《学说广州话》、《学说深圳话》、《学说上海话》之类的书也要拿出来出版呢?只为了增加收入吗?我想这些收入也也来的太不应该了。
现在社会要推广普通话,全中国人都听得懂普通话,这样就不会存在沟通障碍。也不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尴尬。其实推广普通话绝不仅仅是沟通的方便,推广普通话还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首先,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地区间投资不断增加,社会发展迫切需要普及普通话。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大力推广、积极普及普通话,有利于消除各地区语言间的隔阂,扩大地区间经济投资与发展,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如果没有一个全国通用的语言很容易造成民族间独立,不利于名族团结。所以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增进各民族各地区的交流,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再次,语言文字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代表,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对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我向社会发出倡议: 大力推广普通话,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全力推行规范使用汉字,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一次,王阿姨带着儿子和李阿姨去步行街玩,一个外国人问李阿姨:“你知道哪里有修鞋的吗?我的鞋子需要修理一下。”李阿姨说:“‘孩子’烂了就不要了,前面有一家商店,重新买一双‘孩子’就是了。”那个外国人一听,说:“啊!你们中国人可真大胆呀!连孩子都敢卖,这样做是犯法的。”小男孩也不解的`望着妈妈,王阿姨告诉儿子那个李阿姨说的是湖南方言,把鞋子说成“孩子”。最后还是王阿姨的解释才让外国人明白。
从那时起,妈妈就和我说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地域广阔,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语言差异,如果我们都说着自己的方言,那么我们就无法跟人交流,不知道别人说什么,别人也不知道我们说什么,就会造成很多误会。还有我们总不能永远只呆在自己的家乡吧,长大后要去其他城市上大学、旅游、工作,都得先语言交流,普通话就显得特别重要了。说好普通话,朋友遍天下。
现在的我,从上幼儿园的第一天起,就只会讲普通话了,长沙话居然不会说了,有时别人还笑话我:“长沙伢子不晓得讲长沙话!”但我依然认真学习普通话,在学校里,在班级里,在家里都用普通话交流,我特别羡慕电视里的播音员,字正腔圆,标准而流利,我要向他们学习.学习普通话从我做起!从我们做起!从我们中国人做起!
普通话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方言,不同地方的人用各自地方言对话时,就会出现隔阂,造成双方产生许多不必要的误会,甚至会误了大事。所以我们更需要一个共同的语言—普通话。
听爸爸说1979年对越反击战时,一个东北兵在放哨时发现不远处有一敌兵,他立即向连长汇报:“报告连长,发现一敌兵在活动”。但东北人把人发音为“营”,连长一听吓一跳,心想:一个营至少有百号人,这可不是小事。就这样他立即向上逐级汇报,部队首长立即派兵支援,但到那一看才一个敌兵....最后首长严厉批评了小战士,那个小战士也很委屈,就是因为他说的是地方土话误了大事。
其实这种事例还很多很多,有时还可能因土话让人失去生命,所以我们不能小看它,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即便是同一个省不同市都有不同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普通话了,否则在语言的沟通上就会“寸步难行”。
如果说土话是个门,那么普通话就是开启这扇门的钥匙;如果说土话是使两岸隔开的江河,那么普通话就是连接心灵两岸的大桥,使人与人的心灵连接在一起......
让我们大家都来学普通话来说普通话,让普通话在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上生根发芽,让每一个华夏儿女都会说普通话,让普通话在各民族间架起友谊的桥梁,架起爱的语言,让因语言不通而产生隔阂的历史成为过去,让每个中国人都会说普通话,会说普通话是我们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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