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经济》这本书是老师介绍给我们的,据说不错(当然在看完之后,我觉得确实不错)。它是费孝通先生的一篇博士论文。作为论文,由于受其自身体裁的限制,学术性的内容会多一些,因而便显得枯燥。其实,在一开始,我对它并没有什么兴趣,但在读过两三章之后,发现它真的很不错。《江村经济》将一个大范围的社会研究,通过研究一个小村庄折射出来,将作者自身经历融入书中,不仅增加了文章的可信度,更是提高了文章的可读性。而我,在认真阅读后,也收获了一些东西,产生一些看法。
人类学一直是我极为向往、尊重、推崇的学科。尽管我还在所谓的象牙塔中学习,未曾在社会摸滚打爬,但人性之复杂,性格之迥异,行为之令人费解,言语之令人迷惑,只要是社会的人,就都有过为之不安,徘徊,迷惘的感受。人是社会的人,了解一个人也许更算是心理学的范畴,但研究社会中的一个群体,则是人类学的范畴(这个说法当然不科学,却是我比较直接的感受)。我看的第一本人类学的著作,应该算是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当时我就为这位美国女性人类学家所揭露的日本民族矛盾性所震撼,但这种震撼又夹杂着不安和恐慌——这本书对一个民族性格的剖析实在太犀利了,倘若书中所言大部分都是准确的,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通过这本书所反映的该群体特有的人性的弱点,达到控制,乃至于摧毁的目的(后来查阅资料,才知道,原来这本书正是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为分析掌控日本所专门开展的项目)。假入这本书描写的不是日本人,而是我们中国人,那我们恐怕就得陷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困境。但换一个角度想,人类学也同样是我大中国的机遇所在,对外而言,尽管我中国一向推崇与世无争,但掌握这精神武器总是有备无患;对内而言,研究我国人之性格、传统、习俗和文化,对于我国建设也是极其重要的。
费孝通博士书写的《江村经济》一书毫无疑问就是这种尝试的始祖。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通过本书,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拙以为本书是观察、了解中国农民生活的精品读本,书中所写的现象,从某种程度而言,仍未过时;书中所采用的田野调查方法,通过微型社会来以点带面的研究方法,也沿用至今。
回到阅读的内容。首先是有费孝通博士的老师马林科夫斯基所书写的激情洋溢,高度评价的序言。从中我看出了马林科夫斯基对人类学研究对象转变的殷切期望——由人类学只是研究“野蛮人”的学问向“文明人”也属于研究范围的转变,从这个角度而言,本书已经无愧是人类学的里程碑,但这种伟大而深沉的抱负,无疑不是年轻的费孝通博士所能理解的,这也是为什么,直至老年,当他成为人类学的翘首,拿到了赫胥黎奖的时候,他才理解马教授在序言中给予了如此高的评价和期望。不过在这里我倒是有个有趣的想法:在1938年,好像并没有多少人抨击本书的研究对象超越了人类学的范畴,那么是否可以说明,其实当时国外友人觉得中国农民就是野蛮人呢?毫无疑问,现代的我们已经能坚决否定书中所言的“野蛮人”,但令人嘀笑皆非的是,在课堂上,朱老师曾提及在中国人类学不被称为人类学而是民族学,原因就在于在设立人类学这一学科的时候国人认为人类学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为殖民而服务的,中国应该坚决抵制,然而这门学问的必要性是不容忽视的,所以中国人就新瓶装旧酒,取名“民族学”。当我们在嘲笑、不满他人的狭隘和愤懑时,也该知道其实自己也从来如此。无论如何,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的变化以及这一学科的普及情况都可以可以说明,文明和科学总是在歧视和偏见中向前发展的。
在本书中,作者对那段时期中国农民的生活做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描述。描写乡土生活的书并不少,而这本书的精辟之处主要有二:其一是作者在不仅仅局限在记录农民的生活、文化、习俗,还深入挖掘背后潜在的价值观和假设;其二是作者所做的工作不仅仅是画面的重现,而是通过宏观的分析,结合动态的眼光看问题,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很多人都能够看到生活中的种种表象,然而,正如近来大热的英剧《神探夏洛克》中主角所言:“你仅仅是看到了,但并没有观察”。所谓观察,就是结合看到的现象,深入挖掘其背后的逻辑,也就是多问问“为什么”。举个例子,在江村“当地挑选(儿媳)时主要考虑到两点:一是身体健康,能生育后代;二是养蚕缫丝的技术。这表明了对一个儿媳妇所要求的两个主要职能,即,能绵续家世及对家中经济有所贡献。”(p44)这就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够看到的表象,但倘若我们根据这个现象继续发问:为什么生育后代如此重要?为什么后代会有男女的性别歧视?为什么主要考察养蚕技术而不是织布、耕地等技术?继续读下去,我们会发现原来是因为在长江流域土地有限,妇女等劳动力相比男性显然在耕作上有自然的不足。但为什么是考察养蚕缫丝的技术?原来是因为当地蚕丝业发达。为什么是蚕丝业发达,而不是牛羊?是因为当地的水质好,适合蚕的养殖。但为什么只考虑养蚕缫丝而不是织布,做衣服,上色等技术?原来是因为当地主要出口生丝。为什么只出口生丝而不是附加值更高的衣服?因为当地技术不过关。为什么……这样一直问下去,就会自然而然了解当地的经济情况以及明白经济的困境到底在何方。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探索农民的生活逻辑,并发现其中的局限性,最终能够对阵下药。
另一方面,作者在勾勒画面的时候,并不是以一种静态的眼光,而是从宏观,动态的,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如当地的蚕丝业的衰退问题,许多人只看到了蚕丝的产量一直增加,却看不到农民的生活并没有改善,也就是费孝通博士提出的增产不增收的现象;也只看到了农民接二连三地放弃了蚕丝业,却不能看到工业革命影响了国内的蚕丝市场,而市场缩小的结果带来了农村地区传统家庭蚕丝手工业的***。而且,费孝通博士不仅仅止步于此,他还走得更远,建立在此上的分析,他还进一步提出了乡村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并且分析了改革所遭遇的困境,甚至敢为人先地对合作化的困难的简单评估提出了质疑。这一点,我们现在看来自然不是多么深刻的观点。但是,读书总应该结合时代的背景。任何伟大的作品,无论是文学还是艺术,值得颂扬的地方正在于他们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转折,一种新旧观点的更替。
诚然,现阶段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农村早已在前几年也有了诸多的政策扶持,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从这个层面来说,《江村经济》部分内容已经过时。然而,在这本书中,费孝通博士对人类学的贡献以及他那种发生凡事寻根问底的精神、国际化的视野、以及为祖国的进步发展谋出路的老一代的学者精神,还是令人触动、深思。
费思博士等认为:在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现阶段,把一个村子作为单位最为合适。而费孝通先生也正是出于实际的考虑,将自己的调查范围限定在一个小的社会单位——村庄内进行。费先生选择的调查地点叫开弦弓村,它坐落于长江三角洲上的太湖东南岸。该地区受夏季季风的影响,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干爽,“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的气候条件都有利于农业生产,生产季节约持续300天”。而且,“该地区位于长江和大运河这两条水路干线的交叉点上,这两条水路把这个地区与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广大疆土联结起来”。自然环境的优越和交通的便利是这个地区在当时中国经济上取得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
在这个村庄中,土地是维系人们生产与生活的主要物质条件。人们可以根据当地人所占土地的自然条件大致推论出村里人的职业。而恰好,该村中的外来户全部从事着特殊职业,当然,他们没有土地。
另外,有着交通优势的开弦弓村并不仅仅发展农业,它的工业尤其是蚕丝业,在当地乡村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在近些年先进技术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该地区的传统蚕丝业逐渐衰落。
从这个篇章中,我了解到,一个地区的发展离不开自然条件,但更不能脱离整个社会或者世界。开弦弓村由于受传统的小农经济的影响,在整个村庄的规划中,并没有一个可以将人们集中起来进行公共活动的专用场所。不过,在随着中国社会形态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该村庄的内部联系紧密起来,一些公共机构的建立正是社区生活变化的体现。
一本好的书应该是不仅在其专业性方面给人以知识和启蒙,更重要的是是书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准则以及社会责任给人以无限的使命感。《江村经济》就是这样一本好书。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答辩论文,而其内容则源自1936年其在开弦弓村的实地调查。作者通过试验检验的理论总结是这本书的生命源泉。试验让费孝通先生掌握了第一手真实的资料,也让他的理论有了支撑,从而更具有说服力,这也成就了他。
在费老先生的书的序言中,老先生特别提到: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他的妻子即是在陪同他考察时不幸遇难的,老先生的至情至性,使他对妻子难以忘怀,而这也成为他从事研究和成就事业的动力,在他以后的路程中对妻子的不舍和爱陪伴了他一生。
在书的开头,布马林诺夫斯基的序可以说是这本书的概括和精要。在序中马对文章内容做了精要概述,他总结道;贯穿此书的两个主题是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在生产的过程。我读过之后发现也确是如此,在整部书中,费老先生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从细微处着手,历时两个月对开弦弓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予以研究,包括社会习俗、家庭生活、亲属关系、农业、贸易等各个方面,从而得出具体的结论,对中国农村的历史现状有了清晰明确的定位。尤其是第十二章《蚕丝业》,它是所有分析中的精华之篇,蚕丝业的技术变革引发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原则的变革,进而影响了其它关系。费先生从历史角度出发,进行动态分析,而得出科学令人信服的结论。他通过分析当地蚕丝业的发展和变迁,揭示了资本、文化、技术在社会个层面的互相博弈。一个30年代的小村,所折射出的是国际蚕丝市场的变幻、村民的***、利益集团的贪婪,通过分析这些我们看的清清楚楚。费先生分析了改革的重要性,改革是必要的,费老先生甚至描述了改革的全过程,但他同时也也认识到改革中的困难:改革者未能控制价格,直接原因是资金问题。外部和传统力量相互碰撞,使人们看到了改革的前景,但又顾虑重重。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也成为他今后几十年特别是他后来重访江村的首要原因。
他还提到农村传统习俗,那些任何在现代人看起来愚不可及的习俗,在他的研究下显出了其历史存在的合理解释。这也就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依据。比如说生辰八字,通常中国的家庭,在订婚前总会测算男女之间的八字,即年、月、日及时辰。媒人把女方的红贴送到男方家里(男方有更多选择的权利),而男方父母则拿着它去找算命先生。其实算命先生在这里并不起什么实际作用,父母心中早有选择,他们给算命先生一些暗示,操纵着最后的结果。
然而算命先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因为婚姻是包办的,从一些不了解的候选人里,要想选出一个合适的女孩子无异于赌博。每户人家都想找最好的媳妇,这个好,意味着能生育,能干活。算命先生不仅是充当作出决定的一种工具,同时,也被用作把错误的责任推卸给上天意志的一个办法。如果你的婚姻不完美,那么这是命运,这实际上有助于维持夫妻关系。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婚姻制度。费老先生的研究找到了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算命存在的深层原因,这就是:心理安慰。
在书中老先生提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最终解决中国土地的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坐在办公室想出的。费老先生通过实地调查,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解决农村问题的出路是恢复农村企业。暂且不论这个观点对不对,至少这是费老通过具体的调查得出的,而且今天乡镇企业确是成为了农村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农村问题任然是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农村问题任然没有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可是离富裕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解决农村问题需要更多的社会工作者的实践调查,作为一个社会学学生,我还有许多事要做。
马林诺夫斯基对费孝通甚为赞赏:作者的一切观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当今一个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有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本书中未发现这种迹象。事实上,通过我个人同费博士和他的同事的交,我不得不羡慕他们不持民族偏见和民族仇恨——我们欧洲人能从这样一种道德态度上学到的大量东西。这也正是我所推崇的.地方,一个学者只有毫无偏见,专心于自己的学术,有着自己的道德原则,遵守学术道德,才能在学术上和社会上赢得大家的尊重。当时正值国民党统治时期,红色革命也愈演愈烈,但费孝通并没有偏袒或惧怕哪一方而是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农村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并就自己的所见所闻提出自己的观点,为解决农村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明确的,这就是满足每个中国人共同的基本需要。”纯朴而原始的愿望诉说着一个爱国者的赤子之心。他知道自己对国家和民族最好的交代就是搞好自己的研究,为寻求新的民族出路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于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这是费老提出的期望,也确是我们所应做的。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家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它在长期的中国历史中扮演着保证亲族延续和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依存的纽带的角色。“家族”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家”的亲属关系的扩展。而“家”的规模大小是有两股对立的力量的平衡而取决的。一股要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另一股要分散的力量。这两种力量导致的亲属关系的扩展恰恰是通过姻亲关系来实现的。在这个村庄里,婚姻是一个非常正式而又严格的问题。这里的人们的婚姻之事严格按照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而这里不存在求婚的说法。子女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父母定下了婚事,婚姻自由是不存在的。而且这里的人们习惯上讲究“亲上加亲”,因而表亲间联姻现象很是普遍。因为婚姻在这里的主要作用就是绵续家世及促进家族的发展。在这样的婚姻关系中,婚姻双方的地位并不平等。人们对于妇女的要求有很多,而且过分重视“香火”问题。这更是造成了“小媳妇”现象的存在。
当然在家族、婚姻问题中,财产继承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在一个村庄中,财产不仅仅局限于家产,还有村产、扩大的亲属群体的财产和“无专属的财产”。这些财产的继承主要以集体占有和私人占有的形式存在。在拥有财产的群体中,家是一个基本群体,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群体。一个农村家庭中,传递的主要财产是土地,主要对象是该家庭中的直系男子。若没有直系男子,则由家庭或家族中的长辈来立继。当然继承者还有赡养老人的义务。由此我们可看出,传统的中国从承担责任和发展家族考虑,给予了男子很高的地位和权利,这是一个存在已久的社会问题。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妇女的独立性越来越强,这些问题已得到了显著的解决。
另外除了亲属关系的联结,还有一个基本的社会纽带就是地域性的纽带。在这个村子里,有一些人在一起组成了户,他们共同居住、吃饭和劳动。而其它形式的联合群体也多如此存在。
1936年费孝通在开弦弓村进行实地调查,通过试验检验的理论,用第一手真实资料总结了《江村经济》一书,该书即是作者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答辩论文。
《江村经济》主体内容分十六章,贯穿“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两个主题,集中力量描述中国农民生活的基本方面。作者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从细微处着手,历时两个月对开弦弓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予以研究,包括社会习俗、家庭生活、亲属关系、农业、贸易等,从而得出具体的结论,对中国农村的历史现状有了清晰明确的定位。
读了这本书,最初的收获是发现自己日常的生活、理所当然的思维惯式在作者以开弦弓村为缩影的传统生活格局下找到了来源。当时的开弦弓村正经历着由传统经济格局向合作、集体作业、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格局变迁,由此而产生的生丝价格下降、佃户地租负担沉重的经济波动时期,并由此呈现出从经济领域延展出的其他领域的变迁,在阅读的基础上,以下为我在书中的领悟。
土地问题:传统的农村经济体制是公有制,经济方面的支出由家长严格控制,父母的权利在子女逐渐成长为完全的社会人的过程中也经历着变化:从经济控制到享受赡养的“情感权利”,而赡养反过来是子女用以表明传嗣合法的权利。
提到遗产的继承,就不得不涉及到土地的继承与处理问题。由于逝去的长辈对后辈仍有影响,子女不敢随意变卖土地,但传统经济受到的冲击使得下一代出现经济上的拮据,急需要一笔钱而变卖土地。在土地的占有问题上,反映的不再是一种伦理关系,更多的是一种金融关系,这种纯粹的金融关系与经济衰落息息相关,但仍保留田地所有权,因此那些在农村中超过90%的人拥有不到10亩的土地,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耕作是“靠天吃饭的”,经济又萧条,地租成为他们沉重的负担。土地问题的困境在于农民在土地上可得到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而土地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人口与土地:在作者所调查的村中,可以发现人口与土地的紧张关系:人口众多而土地稀缺,而妇女在干农活上的帮助是有限的,也是受到限制的,所以会产生剩余的劳动力而导致妇女进城镇打工,这又导致了家庭关系的变迁。
另一方面,村里不多见的雇工制度也是人口多而土地少的体现,因为这个制度会使得人口膨胀的弊端更加突出而已,但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个村子的自我调节作用:在土地稀缺的前提下,孩子的出生率自然受到了节制;大户人家即使仍维持着可观的土地面积,可是土地面积的扩展不是一个短时期就能完成的工程,所以他们的下一代所面临的土地困境也会最终导致人口与土地的比例趋向平衡。
蚕丝业:蚕丝业的技术变革引发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原则的变革,进而影响了其它关系。作者通过分析当地蚕丝业的发展和变迁,揭示了资本、文化、技术在社会个层面的互相博弈。一个30年代的小村,所折射出的是国际蚕丝市场的变幻、村民的***、利益集团的贪婪,通过分析这些我们看的清清楚楚。作者分析了改革的重要性,改革是必要的,作者甚至描述了改革的全过程,但他同时也认识到改革中的困难:改革者未能控制价格,直接原因是资金问题。外部和传统力量相互碰撞,使人们看到了改革的前景,但又顾虑重重。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书中作者提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最终解决中国土地的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坐在办公室想出的。作者通过实地调查,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解决农村问题的出路是恢复农村企业。
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农村问题仍然是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农民离富裕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解决农村问题需要更多的社会工作者的实践调查,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大学生,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正如作者所说“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于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
秋分昼夜不分长短,各地方的秋分习俗也各具特色。在我国民间有竖蛋、吃秋菜、送秋牛、粘雀子嘴等趣味习俗。
秋分祭月
秋分曾是传统的“祭月节”。如古有“春祭日,秋祭月”之说。现在的.中秋节则是由传统的“祭月节”而来。据考证,最初“祭月节”是定在“秋分”这一天,不过由于这一天在农历八月里的日子每年不同,不一定都有圆月。而祭月无月则是大煞风景的。所以,后来就将“祭月节”由“秋分”调至中秋。
据史书记载,早在周朝,古代帝王就有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冬至祭天的习俗。其祭祀的场所称为日坛、地坛、月坛、天坛。分设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北京的月坛就是明清皇帝祭月的地方。《礼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之朝,夕月之夕。”这里的夕月之夕,指的正是夜晚祭祀月亮。这种风俗不仅为宫廷及上层贵族所奉行,随着社会的发展,也逐渐影响到民间。
竖蛋
在每年的秋分那一天,世界各地都会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在做“竖蛋”试验。这一被称之为“中国习俗”的玩艺儿,何以成为“世界游戏”,目前尚难考证。不过其玩法确简单易行且富有趣味:选择一个光滑匀称、刚生下四五天的新鲜鸡蛋,轻手轻脚地在桌子上把它竖起来。虽然失败者颇多,但成功者也不少。秋分成了竖蛋游戏的最佳时光,故有“秋分到,蛋儿俏”的说法。竖立起来的蛋儿好不风光。
秋分吃秋菜
在岭南地区,昔日四邑(现在加上鹤山为五邑)的开平苍城镇的谢姓,有个不成节的习俗,叫做“秋分吃秋菜”。“秋菜”是一种野苋菜,乡人称之为“秋碧蒿”。逢秋分那天,全村人都去采摘秋菜。在田野中搜寻时,多见是嫩绿的,细细棵,约有巴掌那样长短。采回的秋菜一般家里与鱼片“滚汤”,名曰“秋汤”。有顺口溜道:“秋汤灌脏,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一年自秋,人们祈求的还是家宅安宁,身壮力健。
拜神
秋分前后的民俗节日有二月十五日开漳圣王诞辰:开漳圣王又称“陈圣王”,为唐代武进士陈元光,对漳洲有功,死后成为漳洲守护神。二月十九日观世音菩萨诞辰,每逢诞辰,信徒多茹素齐,前往各观音寺庙祭拜。二月二十五日三山国王祭日:三山国王是指广东省潮州府揭阳县的独山、明山、巾山三座山的山神,早年由潮州客家移民秋为守护神,因此信徒以客籍人士为主。
送秋牛
秋分随之即到,其时便出现挨家送秋牛图的。其图是把二开红纸或黄纸印上全年农历节气,还要印上农夫耕田图样,名曰“秋牛图”。送图者都是些民间善言唱者,主要说些秋耕和吉祥不违农时的话,每到一家更是即景生情,见啥说啥,说得主人乐而给钱为止。言词虽随口而出,却句句有韵动听。俗称“说秋”,说秋人便叫“秋官”。
粘雀子嘴
秋分这一天,我国很多地方的农村还有煮汤圆吃的习俗,除了自己食用外,还要煮二三十个不用包心的汤圆,插上细竹签放在田边地头,这就是“粘雀子嘴”,寓意是让雀子不要来破坏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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