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很多名著放在一起,也许《十岁那年》就像海洋里的一朵小浪花,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它却以小孩的眼睛看待战争,让我加倍珍惜今天幸福的生活。
当我们捧起《十岁那年》的时候,第一感觉是简洁而平易,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可以与书中细细流淌的文字交谈。它不像诗文一样,有隽永诗意的语言。也不像普通的小说用篇幅来牵引细节。它的语言简洁而又不难懂,短短的`句子,一行一行的文字,一段一段的故事,一章一章的波澜,就那样被作者简单而又纯净的叙述出来。读这本书,就像在听一个一个小女孩在讲自己的故事,她以最简单干净的语言,叙述着一个心灵成长的故事。
书中的那个小女孩金河以她的视角来讲述她的高兴和痛苦。比如战争之前家乡的美丽,战争来临时逃难时人们恐慌逃难过程中家人的忧虑,逃难后寄人离下的凄凉,学会一门新语言的高兴,认识的新朋友的喜悦……这些故事展现在我们眼前时,美丽的更加美丽,忧伤的更加忧伤……孩子不会去渲染痛苦,然而字里行间却让读者感受到战争的无情,战争给孩子带来的伤害。
当大战临头的时候,孩子们关心的是已经到来的新年和他们种下的水果和花草。没有战争的祖国如此美丽。当孩逐渐意识到战争到来的时候,战争已几乎摧毁了一切。孩子失去父亲,母亲每天担惊受怕,年长的哥哥各做打算,女孩心中充满了迷惑。离乡背井的惶恐侵蚀孩子的心灵。寄人篱下的日子,让女孩学会了看陌生人的脸色。在学校里受不欺负,小女孩原本活泼开朗的个性受到极大的破坏。直到最后,孩子才家人和朋友帮助下振作起来,重新找回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我庆幸生于一个和平的年代。感谢我的祖国,给我一片慰蓝平和的天空;感谢老师和同学,让我在知识点海洋里尽情翱翔;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陪我一起健康快乐成长。
在希望得到救赎的时候突然顿悟到,很可能,并不存在着什么救赎。大都市的一间昂贵而狭小的公寓,可能不构成救赎。或许救赎这个词太沉重了,不符合你低调而立足于平实人生的世界观,那么,让我们换一个说法,让我们说,“问题的解决”。是的,问题在变换的环境中,依然不能得到解决,正如许多在大都市的公寓中生活的人们所感受到的那样。因为敌人是某种更普遍、更广泛、更本质也更无处不在的东西——你让你的人物意识到了。重要的是找出那些更普遍、更本质的东西是什么,这就是你在你许许多多故事中所做的,你致力于找出那些噬咬着我们的,花样繁多而又层出不穷的困扰,你展现它们出现与袭击我们的形式,并描绘我们与它们作战时的样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希望人们将你看成“小镇作家”,因为这个词太容易引起与视野狭小、平庸这类词有关的联想。事实上,读过你作品的人都知道,你小说世界中传递的经验是普遍的,甚至是有世界性的,这就是为什么,以宣传高眉文化著称、深谙世界主义精神的《纽约客》杂志会如此钟爱你的.小说,将你视为精神知己的原因。
有评论家称,你小说中的女性总是在试图理解自己的生活,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去理解(to make sense)的过程可能没有听上去那样容易,它要求的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心理与情感状态,要求尝试与更深入地参与(engagement),而要获得真正的理解,则要求一种开放与坦诚。于是,阅读你的小说,正是与你的主角们一起,去获得这些理解,进入一个更深入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常进入的、感受与反思的空间。我们也常常随着故事的进程,在一个不经意的时机,接受震动与顿悟,得到了某种启示——似乎解开了生活中某些隐隐困扰我们的谜团。但随着对更多故事的阅读,我们会发现,一些谜团解开后,永远都有更多的谜团在前面等待着我们。而现在,作为你的读者的我,则安心地认为,我并不畏惧那些更多的谜团,而是能够与它们安然相处。为此,我深深地感谢你。
你的小说世界中充满了热望与激情,但我却感到它被一种隐约的绝望感所笼罩。比如,《逃离》中的卡拉在逃离又回归、与丈夫和好之后,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她像是肺里什么地方扎进去了一根致命的针,浅一些呼吸时可以不感到疼。可是每当她需要深深吸进去一口气时,她便能觉出那根针依然存在。” 我想,这是一种艺术选择,也体现了一种对生活的基本洞察,对“真实”的追求让你拒绝为你的人物提供廉价的希望。
或许,你的读者并不需要所谓的希望,而更感激你提醒他们注意那根针,因为,那才更加接近生活本身。和你常常被比较的契诃夫一样,你的小说,也正是生活本身。
你的诚挚的中国读者
在你获奖后,我读到了很多文章和访谈,在我印象中,近十年来没有一次诺奖公布时,在作家群体中引起如此热烈而令人动容的反应。今年你82岁了,虽然你一直低调而谦逊,但对世界各地无数潜心生活与心灵奥秘的作家来说,你几十年来一直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力量与温暖的源泉——“我们时代的契诃夫”,辛西娅·奥齐克这样说:“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学者型作家A·S·拜厄特给一直以“家庭妇女”形象示人的你如此高的赞誉。一种“小型的喜悦的爆发”,《纽约客》编辑这样描述朋友圈内竞相传递喜讯的景况。作为你的读者,作为和你一同分享短篇小说这一美妙艺术的普通个人,在这个时刻,大家感到一种被理解、被分享的感动。
你的同乡、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曾说你是这样一位作家:“不管她会变得多么有名,她都应该更有名。”而发表了你几十篇小说的《纽约客》杂志编辑则说:“门罗是这样一位作家,不管她的书变得多么流行,她仍然是‘我们的’作家。”我想这里涵盖了两种情感,一种希望你那些震撼心灵的作品能抵达更多人的愿望,以及某种作家与单个读者间的私人而亲密的情感——这种情感如此本质、直接而强烈,并不会因为它被更多人分享而失去其亲密性,并有所折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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