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在极端的矛盾中挣扎。这种矛盾,酷似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中展示的那样:只要哪一方占领上峰,其他的一切便会瞬间坍塌。我于是就在这些矛盾中平衡着,维系着精神上的稳定。我就像是令狐冲,终日受着那冲撞的真气的煎熬,欲罢不能。
比如,我就在终结“飘”上体会着深刻的痛苦的矛盾。一方面,我努力地做一切来掌舵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我又常常陷于一片迷乱:我每天都在干什么?我达到了自己的一切目的之后做什么?达到目的之后会得到什么满足吗。孔子云:生无所息。难道我要如那东逝之水奔腾不息地、义无反顾地奔向不知是起点还是终点的东海?于是,我就陷于一阵迷茫的颓丧。
乍暖还寒时节,漫步在郊区的田野。远处人家的院子里,已有零星的红花在灼灼的开。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红的花,已在院墙外面摧枯拉朽般地烧到了山脚,灼灼的,想要烫伤人的眼。
李叔同是不是就是因着这美景的诱惑而抛弃如花美眷而遁入空门,乐陶陶地去做他的和尚?这曾经的风流倜傥的多情才子是否也感受过同我一样的矛盾?不得而知。
朱光潜说:“用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事业。”抛弃一切世俗的羁绊与功利的企图心,纯洁地去投入,“非宁静无以致远”。唯有这样,才能明志而致远。
如同那山坡上烂漫的花,摆脱了围墙的桎捁和对世人的赞美的渴望,方能以一显迷人的风采。“楚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山花与楚兰当是我一生的榜样----以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事业。
现代化进程无可避免地加剧了各个小家庭在价值观上、物质水平上的差距,人们更执着于个体生命的“异”,刻意于世间的“分”,苛求于自我的“多”,甚至侵犯他人和社会也在所不惜,此种生命观的泛化,无形中造成了人际间的紧张、攀比、计较。人在社会生活中,与社会其他人和组织结成复杂的关系,其生命也必然打上社会的烙印,这便是“人际性社会生命”。在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中生存,有时候,人们需要被制造某些特殊的场合和机会(如春节),以帮助个体之间寻求一些共同的情感需要,形成某种共通的感受,以努力从个体生命之异中,到流年似水、生老病死、欢喜苦惧,皆为人生常态的相同生命本质,保持以更平和、平静的心态对待现实生活。人们在春节相互问候、相互关心的沟通情境中,也是在寻求着人性的共同点,感受着生命本源的同一性,形成着强烈的生命共同体意识——生命个体属于家,家属于国,人们同在一个正在飞速发展的国家体制里共存共荣,由此产生了相互的认同感、生命的共通感。此种与他人融为一体的“生命共同体”意识,更是人际性社会生命的需要。
对家族而言,传统春节通过一整套对天、地、君、亲、师的祭祀礼仪,使个人“小我”之精神生命与祖先、圣贤、天地精神相沟通,从而获得“大我”式的存在。对社会而言,年文化的传承,实质上是中国人代代精神生命的延续,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延续。一年年春节,中国人延承着此饱含着团圆、和睦、天下一家的.“大同”思想,使中华文化最深刻的民族生命力一次次得以凝聚与深华。年文化既是对家庭情感的整合,更是对整个社会情感的整合。将每个小家庭成员的血缘生命、社会生命、精神生命,融入整个民族的生命力中,则中国这个大家族的精神生命才能得以丰盛与彰显。丢弃了传统民族文化的物质兴盛,对一个民族而言是空洞而贫乏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根基与灵魂,对春节等传统节日价值的理性呼唤,也是人之亲缘生命、社会生命、精神生命的感性需要。只有深刻感受年文化对国人生命涵养的意义所在,理解年文化的民族精神内涵,才能从心底感恩传统文化传承的精神力量,并将此极具代表意义的中华年文化民俗代代红火相传。
我们总是忙碌,因为我们在繁华的都市漂浮,我们却也盲目,面对矛“盾”,我们选择了盾,屈服于世俗,懦弱在“盾”的面前,身陷泥潭却不懂自救,继续沉沦!
儿时,日当头,周遭全是温暖全是爱,我们曾向灵魂呐喊“我们的爱是天赋的爱,我们爱人胜于爱己”。青涩的清纯,是我们手中曾拥有的利矛,我们曾共同用它捍卫爱的圣土,曾用它去击破世俗虚伪冷暖的坚盾,我们喜悦过,失落过,感叹过,但万般情愫不曾化为镜中的泪影,因为我们的爱永无止休,我们的矛永握手中!
日也匆匆,月也匆匆,当初的雄心壮志,坦荡誓言,全犹如镜中日月,昨日黄花。即便在梦中也不会再现。这是为何,我们手中的矛何时幻为了盾,这是岁月的演变还是我们的蜕变!如今,我们害怕,害怕爱的付出;如今,我们彷徨,彷徨原点在何方?这不是命运,这一切缘于我们人性的弱点,我们自私,吝啬我们的爱,我们彼此怀疑,舍不得让爱无私,我们平日满口仁义,做时却瞻前顾后!
我们从日当头的正午渐渐迈入艳阳残留的黄昏,而今头顶只剩漆黑的天,泠泠的夜看不清方向,找不到目标。是盾,是盾遮住了这本属于我们的阳光,我们的光明!无奈,感叹命运的悲哀,无月的夜,已然注定失败,如若承认这个“事实”,那我们真的是懦夫了,真的沦为盾的奴隶了!
矛与盾,我重新选择也是最后的抉择,我要成为一个拿着矛的勇士,虽势单力薄,仍义无反顾,世上无矛不可攻破之盾,我坚信于此。把爱放开,让爱无私,使爱感化冷漠的世界。
夜,终会过去,即便漫长,矛定破盾。其实在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只要坚信我们的信念,那定会无坚不摧。
拿起我们的矛,让爱无限蔓延!
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可以说是哲学研究中划时代的、伟大的革命。正如伟大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所说:“在雅典最辉煌的半个世纪里,它所绽放的最美丽的花朵不是一座雕像、一栋建筑或一部戏剧,而是一种精神:苏格拉底精神。”这种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世界,指导着人们不断去寻找真理。如今的时代与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固然相距甚远,然而细细回味,“认识你自己”区区五个字,仍如天籁回音一样宝贵,我们的生活中仍少不了它的指导[8]。
胸口闷闷的,一种好想哭的感觉。呆呆地望着窗外,倾听着蝉鸣,回想着偶像剧感人的画面,轻声哼着伤感的主题曲。不觉,泪水如掉链的珍珠,划过脸颊,“啪啪”滴在书本上。
太阳炙烤着大地,却融化不了我冰凉的心;四周那么静,不免让人悲从心发。又是一个无聊到极点的下午,又是一颗心独自守侯在墙角。不知怎么搞的,我总想哭,我也曾去找过原因,可能因为心爱的电视剧完了,可能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家陪我,也可能因为我试图用那些书本来填补我心灵的空虚,却越来越空虚吧。
环视四周,全是书,还有做也做不完的作业。向门外走,是等者我开启的大彩电,在那里,有我挚爱的动画片、电视剧,可看到一半,却不辛的想起糟糕的成绩单,老师的鼓励,爸爸妈妈的期待,我矛盾的关掉了电视。向前走,是等着我把玩的电脑,在那里,我怕我会迷失自我,沉浸在虚幻里,放纵了自己。走回去,看到一摞摞码得老高的书,就让我头昏脑涨,更别说去看了。
我为自己定的计划不到两天就要从新换,没办法,谁叫我坚持不下来。每天撕下一篇日历纸就感到莫名的恐慌:我还有那么多的.事没做完,还有好多的科目没预习,我还没完成老师给我的交代,还没实现自己的诺言。因此,我的头常常疼。
窗外传来孤独的蝉鸣声。我心一怔,蝉?或许它是寂寞的,在这人们都睡着大觉,鸟儿也懒得歌唱的炎热天儿,只有蝉在放声高歌;或许它是苦恼的,在地下等候了九个月,出来却只为活一个夏天。这不是我的表现吗?但,蝉却是快乐的,这与我截然相反。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为什么要哭呢?你一直是个坚强的女孩儿,我不希望看见的是你无助的泪水,我祈求你每分每秒的笑容。”我对自己说,“忘记一切不开心的事,放下你给你施的无形的担子。不为什么,只为做一只无忧的蝉。”
我笑了。
纵观苏格拉底的一生,他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更没能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此外,他容颜丑陋,常常被人比喻为雅典广场上出售的塞列努斯的小金像。这些令世人烦恼的事,却丝毫不能影响苏格拉底的生活与追求。在他看来,如果人因为这些世俗的小事而烦恼、困惑,那是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地认识自己,他的灵魂还有待提升。他认为,人的肉体只是人灵魂的载体,过分骄纵肉体不仅不利于灵魂的净化与提升,而且会使这一过程受到阻挠。由此可以理解苏格拉底能够在艰苦的生活中创造伟大价值的能量所在。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是想通过自我的觉醒来挽救雅典社会道德缺失、沦丧的现状。他劝诫人们要过有道德的生活,做有道德的人、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人。在苏格拉底的思想中,自我是理性的、道德的实体,而理性则是每个人应该必须遵守的规则,带有一种道德的命令和强制性,这种强制性不在自然,而在自我。苏格拉底是这样理解的,也以这样的要求去行动。当他被雅典的法律宣布有罪的时候,他可以有多种选择去逃避法律的制裁,但苏格拉底认为这些都是不正义的行为。他认为既然是法律的行为,人就不能做违反法律的事情,即使无罪,也应承认法律的权威。因此,他要以自己的死,来唤醒人们的灵魂、唤起雅典公民自身的觉醒、换取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样,死亦有所值。
(InterlingualEquilibrium说到翻译寻求语际的平衡,则更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基础的。在《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中,乔治斯坦纳在第5章探讨诠释的运作时,就充分体现了语际平衡的思想。乔治斯坦纳认为在语义转换层面,翻译是最生动、最彻底地要求平衡的。他把翻译视为一个信任、攻占、吸纳、补偿的诠释过程,这反映的正是一种平衡的哲学[4]。在他看来,第一步的“信任”业已使我们失去重心,而在译者用其彻底而富于侵略性的理解向文本进攻,罔顾后果地掠夺,最后满载而归的同时,我们彻底失去了平衡。因此在他看来,这诠释过程如果没有第4个阶段的话是“危险而不完全”的,诠释的活动必须给予补偿,而真正的补偿是通过交换和扳平而达成的。在诠释过程中,信息交流平衡被破坏,译者可能取去的太多(他增补修饰原文,加入个人意见,也可能太少(他缩减原文,把不顺畅的部分删掉。原文的能量流进译文内,因而改变了原文、译文,又破坏了整个系统的和谐。尽管寻求平衡的过程冗长而迂回,真正的翻译仍会力求平衡。在形式上和道德上,翻译应务求‘借贷平衡’。而以补偿来恢复平衡是翻译工作和翻译道德的关键。进而他借用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结构人类学》里的一般理论模式———社会架构通过语言、妇女和物品的交易建立一个巧妙的平衡———进一步建构了翻译中的语际平衡模式。在他看来,忠实是个道德观念,同时也是个经济观念。翻译的忠实就是一种“平衡的忠实”,只有当译者/阐释者/读者竭尽所能,恢复各股力量之间的均衡,维持他在理解过程中已掠夺、破坏了的作品的完整性,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这一忠实。再看一个圣经翻译的具体案例。巴克博士(Dr.Barker是TNIV(Today’sNewInternationalVersionBible的原译者之一。他在“现代译本圣经的平衡翻译哲学”(TheTNIVBalancedTranslationPhilosophy一文中就指出,现代译本圣经属于一种平衡或协调的译本(BalancedorMediatingVersion,它既不追求完全的直译,也不追求全面的意译,而是试图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关于怎样达到平衡,他引入了一套嵌入式的控制与平衡系统来说明,即A-B-C-D,分别指代准确(accuracy、华美(beauty、明晰(clarity和庄严(dignity的英文单词首字母[5]。具体而言,就是指在追求译文语言的准确的同时不能牺牲语言的华美,追求语言的华美不能损害了意义的明晰,而追求意义的明晰更不能损害译文的庄重。这4个要素构成了一个互相制约的平衡系统。不能因为追求其中的任何一项而牺牲了另外一项,而是要在整体上达到一种制约力的平衡。正是这种制约力的平衡使一种平衡或协调的译本有了存在的可能。他进而指出,一个好的译本的出现是因为遵循了一种平衡的翻译哲学:既不多也不少,既不过分盲从又不过分自由发挥,既不过分现代与随便也不过于做作与刻板。简而言之,好的翻译就是避免走极端,而是达到一种平衡,能在最长的时期内吸引最多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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