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发表了《相对论》之后,曾经有不少人对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更有甚者炮制了一本《百人驳相对论》,而爱因斯坦对此则不屑一顾,他说:“假如我的理论是错的,有一个人反驳就够了,一百个零加起来还是零。”美国成功商人盖蒂,在1932年意识到中东石油有巨大潜力,想要买下一块很有前景的地皮,可是当时世界市场上的原油价格忽然波动,于是大家普遍认为,这个时候进行投资是很不理智的,盖蒂被大家的意见左右放弃了这个想法。结果十多年后,盖蒂多付出了一千多万美元的代价才得到了那块地皮的开采特许权。
可见有些时候,想要成功也需要一些“一意孤行”,只有坚信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主见,对成功充满信心,不迷信权威,才能共排除一切艰难险阻,直到胜利。
自信是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的乐观;自信是胡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豁达;自信是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豪情。从古至今从不缺乏自信的人,只有先自我肯定,做事才会有一个信念,而信念则是你的主心骨。
没有当年周公瑾的自信,怎么会有赤壁大捷;没有当年康熙帝的自信,北京城恐怕好几次改名换姓了;没有当年年罗斯福的自信,有怎能有连任的四届总统。试想想我们,不曾遇到八十万大军困在孤城,也没有遇到双腿瘫痪的不幸,更没有遇到内忧外患同时脖子被顶到刀口上,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自信呢?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那些卓越人物的人格特质,就会看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在开始做事情之前,总是充分相信自己的能力,深信所从事的事业必能成功。因此,他们做事情就能付出全部精力,最后获得成功的也正是他们。可见自信是走向成功的根基。
布鲁姆为了形象地描述诗歌的影响和焦虑的内在联系,他借用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的“家庭罗曼史”模式。强者诗人之“自我”的形成是一个无意识的,不可逆转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面,前驱诗人的形象无时无刻不存在于后来诗人的自我之中。而这两者的关系就好像弗洛伊德“家庭罗曼史”之父子相争关系。而这样的结果就是后来诗人心理上形成了对影响焦虑的情结。因为诗歌的技巧和模式早已在千百年前就被前人挖掘殆尽,后来诗人想要崭露头角,就得在原来的基础上创新。然后,一般情况下,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创新的诗歌看似是新的,而事实上却是一些后来的诗人把前人次要的,不明显的特点在“自我”的身上强化,从而造成了一定的错觉,似乎我们看到的就是某些诗人创新的诗歌。布鲁姆在这本书当中也认为这样的一些诗歌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而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模仿而已,也因此而论述前人诗歌对后来诗歌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势必会造成一定的焦虑。
在《影响的焦虑》这本书当中,布鲁姆出于对“影响”的焦虑,他有意识地使用很多象征性的深奥的意象,下了功夫从东西方文化故纸堆当中去寻找并使用一些晦涩的术语。并且,他在书中还提到这样一种说法,他说:“我提出的影响的焦虑一说,并非想要进行一场弗洛伊德式的父子相争,尽管本书中一两处酣畅了一些。”其实,从这本书的言语当中,我们读者也可以从中看得出,布鲁姆主张对弗洛伊德做莎士比亚式解读,因为从弗洛伊德“家庭罗曼史”父子相争当中,就可以看得出,并且在书当中,作者自己也阐释道“我主张对弗洛伊德莎士比亚式解读,而不是对莎士比亚或者是其他人弗洛伊德式解读。这便是布鲁姆的对诗歌的”误读“诗论。并且,在书中,作者还将这样的”误读“诗论称为是“实用的辩证诗学”。
在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让人记忆深刻,但是也感觉很生涩难懂。布鲁姆有这样的一个结论,他认为每一首诗歌都是对一首亲本诗的误释。一首诗不是对焦虑的克服而是那焦虑本身。诗人的误释或诗尤甚至是批评家的误释或者批评,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别并不是类别之差。
此外,在这本书当中,作者还联系一些实际的文学诗歌对其进行了自己独具一番风格的理解。总而言之,对于诗歌的一些观点在这本书当中很是特别。布鲁姆将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一些专业的术语融合在一起,深层次地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读完这本书,恕我浅薄,很多地方的确还需要反反复复斟酌。或许是理论性太强,又加上自己对于诗歌的了解欠缺,所以,读这本书真的很费劲啊。
十几年前,大文学批评的广阔天空,李星时隐时现,除过少数一些人,大家并没有观察到他。但这个人不断地裂变着自由的精神原子,甚至用猛烈的火焰加燃自己,现在已闪闪烁烁终于君临人们面前,并在陕西文学批评的星座中占了一个耀眼的位置。
李星文艺批评的最大优势,在于他既拥有深厚的实际生活感受又有扎实系统的专业理论功底。这就使他有可能在对批评对象居高临下的解析之前,先行深入地对其作作品时的感受不尽相同。但是,在我看来,一个卓越的文艺批评家,一种新思想的发现者,不仅应具有高明的理性剖析和概括才能,最重要的也许仍然是首先要懂得生活——历史的、现实的生活,这是一切艺术批评的根基。这样,他的批评就不会是脱离作品远离生活的云遮雾罩,就不会有隔靴搔痒或南辕北辙之感,批评首先是准确可信的,然后才能谈到深刻和巨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需要生活,批评家也需要生活。很难想象,一个批评家不能透彻地理解作家艺术家在其作品中反映的生活内容以及他们创作心理机制所凭借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依据,而仅仅用古今中外一些理论书籍中得来的概念或“条款”,就敢勇气十足地对作品品头论足。不幸的是,在我国当代文学艺术批评中,这类现象并不鲜见。
李星在这方面有其天然的条件。他出身于关中平原的一个农家小院,青少年时期一直在田野和村镇上度过,这些范围内的生活感受不是以后“深入”才得来的,而他自己就一直是其中的成员。后来,尽管他在大城市搞了专业,但他也没有割断他和农村乡镇母体相连的脐带。由于陕西的大部分作家艺术家大都和他一样,不是直接从农村乡镇走来,就是和这些地方有血肉般的相连关系,因此,这些人的作品首先为李星的文艺批评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我敢说就目前而言,李星对陕西文艺作品的评论要明显高出一筹。他已出版的评论集《求索漫笑》就是一个证明。在这本书中,他几乎对陕西所有有影响的作家以及全国一些相似的作家有过出色的论述,并且最先提出“农裔城籍”作家这一著名概念。对于生活的敏感和深沉的思考方面,李星决不亚于作家和诗人。只有积极地给予生活,才有权评说生活,只有对生活深入地体察,才能对作品作深刻的论断。李星的文艺批评之所以在很大的程度上使被批评和读者信服,正在于此。
但是,李星又决不是一位“乡土批评家”。他在专业理论的建高上具有很不一般的修养。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专业,在大学就系统地学习了文艺理论。毕业后不久,专业“对口”,从始至今一直搞自己的专业。尽管拖家带口,但她始终勤奋不已地读书和写作。给人突出的印象是,这个人无论对重大理论问题还是对一般的艺术观点,都力求认真钻研以至透彻理解,而不是那种号称博览群书其实常常一知半解,最终只能用“模糊语言”写评论的评论“家”。李星的评论文章条理清晰,论断力求准确,且也不乏惊人之见;一旦灵性突发,甚至诗情如潮而涌,字里行间时有电光石火飞溅。
纵观李星的全部批评活动,我们不难看出,随着生活认识积累的加深和艺术理论修养的不断提高,他批评的视野在逐渐扩大,从早期主要从事文学批评而至今天已叔叔及到了多种艺术门类。他已不仅仅为文学界所熟知,也引起了整个艺术界的关注。从著者的这本书里,我们就看到了他的这一新现象。这无疑预示了他更广阔的前景。在我看来,在他以后的努力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自己深厚的实际生活感受与专门系统的理论建树更出色地融解在一起,以期使他的评论达到一个令人振奋的高度。
这本书内容紧扣题目,似乎为了节省读者从文字中总结的精力,他将作品分为两大部分:
焦虑起因——渴求身份,势力倾向,过度期望,精英崇拜,制约因素;
解决部分——哲学,艺术,政治,基督教,波西米亚。
在第一部分“焦虑起因”中,他提出人类在对于自我价值的判断上存在不确定性,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别人的看法。从历史与现在的对比中,他提出在过去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里,个体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这种制度虽极端不公,但底层却也因此不会将自己与他人的成就进行比较,也不会感到自己缺乏社会身份“也没有如今底层人们那种强烈的一无所有和一无是处的焦虑”。
他引用一个公式:
自尊=实际的成就/对自己的期待
西方社会风气在于鼓励人们追求更多。民主的社会以及大众传媒的发展助长了人们对于自我期望过高的事实。“我们所期待的远超我们祖先的想象,但我们付出的代价则是永远都挥之不去的焦虑——我们永远都不能安于现状,永远都有尚未企及的.梦想。”
古代的故事里,穷人被认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富人不值得尊敬,世间的地位不代表任何道德意义。但是随着社会物质的发展,富人成为经济学里的英雄,他们的***和贪求恰恰促进了社会的利益。再往后,则人们开始认为社会等级反应了社会成员的自身素质。
“贫穷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而在精英崇拜的社会里,贫穷更是一种羞辱。”
第二部分“解决部分”中,作者将目光对准了五个方向。
哲学让人观照自我,而非过度关注他人的看法。哲学家们在独立的研究中提出“我们应该遵循自己内心的良知,而不是遵循来自外部的赞扬或谴责。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在一个随机形成的人群中看起来是什么形象,而在于我们自己知道是什么形象。”
艺术则往往对等级制度提出质疑,用道德标准来衡量人物而非地位。悲剧引导人们探索失败的根源,也因此使得人们更容易理解和原谅他人。而漫画等幽默艺术则“努力揭示一些对身份的焦虑,进而对此进行控制”。
对于政治的探究重在明晰对意识形态的理解,“通过对意识形态进行分析,使它丧失理所应当的合理性,进而使它丧失其影响力——从而在面对意识形态时,我们不再迷惑不解和沮丧不堪”。
基督教一方面指引人们重视道德,另一方面也让人认识自身渺小,痛苦往往与抱负宏大密不可分,而一旦认识自身微不足道,那么心情便可获得宁静。
波西米亚则是另外一种以惹恼资产阶级为特点的追求精神第一的生活方式。
作者说:
“生活就是用一种焦虑代替另一种焦虑,用一种***代替另一种***的过程——这样说,并非要我们永远都不要去努力克服焦虑,或不要努力去满足某种***,而是要求我们在努力追求的过程中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的任何一个目标向我们提供的一劳永逸的保证,按照目标本身的意思,是不可能实现的。”
最后,作者非常善良、温和地劝诫大众,即便身份的焦虑确会存在,这一点取决于我们对于身份的固有需求,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生活有多种选择,不必认为世界上只有唯一的方式才能证明成功。
“用耳朵听应该比用眼睛读更能逼近语言的本质。很幸运的,我在幼儿时期,就通过耳朵充分享受到聆听语言的乐趣。”
这是《绘本之力》中,80岁高龄的作者松居直回忆小时候听母亲念故事书的感受。
我虽然帮孩子念了10年的故事书,却无法得知他们对于“父母念故事书给他们听”这件事的内心感受,只能暗自猜想、揣测。主动问孩子吗?我没想过这么做。我总觉得,有些事情是要经过时间的沉淀,美妙的滋味才会自然地发酵浮现。所以,看到松居直的这段描述,就像是看到了我的孩子道出他们未来的感受,而心有戚戚焉。
《培养孩子的.英文耳朵》这本书看似以英文学习为出发点,其实对于孩子各方面的学习都有好处。我总是小心翼翼地审视他们的“动机和兴趣”在哪里,因为这才是一切事情成功的要素,不论成功的定义是快乐人生,还是飞黄腾达,或是两者兼备。
“英文耳朵”是目标,可是促成目标的动机和兴趣,却与英文一点关系也没有。孩子听英文故事书的真正动机和兴趣是故事,不是英文。
如果你很少有机会接触童书绘本,或许很难我的话。所以,接下来我要介绍7本兴味盎然的故事书,先让父母感同身受地体会故事的美妙,才能激发父母帮孩子念英文故事书的“动机和兴趣”。就如我所说的,有了动机和兴趣,做事情才容易成功,大人小孩都一样。
比之某些著作浩繁的作家来说,柳青留给我们的作品也许不够多。可是,如果拿一两金银和一斤铜铁相比,其价值又怎样呢?
是的,这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其一生的文学活动中,即使创作巴掌大一片东西,他也尽力用他独特的艺术雕刀精心镂刻,尽可能避免一种工匠式的制造。至于他那部未完成的史诗《创业史》,几乎耗去了他整个生命的三分之一。尽管这座结构宏大的建筑物永远再不可能完整一体,而就其现成的部分也不是完美无缺,但它仍然会让现在和以后的人们所珍重。正如我们现在站在雅典的神庙面前,尽管已经看不到一种完整的奇迹,但仅仅那些残廊断柱就够人惊叹不已了。
柳青是这样的一种人:他时刻把公民性和艺术家巨大的诗情溶解在一起。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始终像燃烧的火焰和激荡的水流。他竭力想让人们在大合唱中清楚地听见他自己的歌喉;他处心积虑地企图使自己突出于一般人。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又严格的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公民,尽力要求自己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他多年像农民一样生活在农村,像一个普通基层干部那样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创业史》中那么逼真地再现如此复杂多端的生活——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见的每条细小的波纹都好像是生活本身的皱折。
真实的生活和刻意演出的生活毕竟是会被人区分开来的。一个艺术家如果超然于广大而深厚的生活之外,即使才能卓著,也只能生产一些打扮精致的工艺品;而带着香气和露水的艺术花朵,只能在生活的土地上培植。这就是艺术家柳青的毕生信仰。对于今天的作家来说,我们大家不一定都能采取柳青当年一模一样的方式,但已故作家这种顽强而非凡的追求,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尊敬和学习的。
作家当年毅然地离开繁华的大城市,身居皇甫村一个破庙改建的院宅里,眼睛琐碎地扫描着周围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而另一方面又把眼光投射到更广大的世界。他一只手拿着显微镜在观察皇甫村及其周围的生活,另一只手拿着望远镜在潦望终南山以外的地方。因此,他的作品不仅显示了生活细部的逼真精细,同时在总体上又体现出了史诗式的宏大雄伟。只有少数天才才能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当我们读《创业史》时,常感到作品所展现的整个那段生活就像一条宽阔的长河在眼前淌过;而在这条波涛汹涌的长河中,我们如果在任何一个湾道里停下来,便会发现那里也是一个天地——而且每一处都有一种独特的风光。像《创业史》第二部第二十五章梁大和他儿子生禄在屋里谈话的那种场面,简直让人感到是跟着这位患哮喘病的老头,悄悄把这家人的窗户纸用舌头舐破,站在他们的屋外敛声屏气所偷看到的。
作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和不同凡响的小说艺术家,柳青的主要才华就是能把这样一些生活的细流,千方百计疏引和汇集到他作品整体结构的宽阔的河床上;使这些看起来似乎平常的生活顿时充满了一种巨大而澎湃的思想和历史的容量。毫无疑问,这位作家用他的全部创作活动说明,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对周围生活的稔熟而透彻地了解;他同时还把自己的眼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和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去,以便将自己所获得的那些生活的细碎的切片,投放到一个广阔的社会和深远的历史的大幕上去检查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他决不是一个仅仅迷恋生活小故事的人。如果是这样,他也许只能给我们留下一些勾勒得出色的素描,而不会把《创业史》那样一幅巨大的油挂在我国当代文学的画廊里。
没见过柳青的人,都听过传闻说这位作家怎样穿着对襟衣服,头戴瓜皮帽,简直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或者像小镇上的一个钟表修理匠。是的,他就是这副模样。可是,这样一个柳青很快就能变成另外一个柳青:一身西装,一副学究式的金丝边眼镜,用流利的英语和外国人侃侃而谈。有关国内和国外的政治、经济、民族、历史、文化、地理,几乎世界上的一切方面都在这个貌似农民的作家的视野之内;而且他不仅通晓这些方向的问题,也往往对这些问题有一种叫你感到新奇而独到的见解。在他晚年换过几处的寓所的墙壁上,没有什么其它装饰,往往只挂一张中国地图和一张世界地图。他会不时走到地图前,用枯瘦的手指头一下子指住他正在谈论的中国或外国的一个地方。他有时会指着地图,给你讲述半天有关英国或法国农业的历史和现状、有关加拿大小麦种植方面的情况等等。这时你会觉得他不是一个作家,而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位专家。他在写作《创业史》的时候,还写了关于改变陕北山区农业经营方式的论文。他在论文中引用了大量有关国外农业方面的资料,使一些著名的农业专家感到吃惊。正是作家具有这种辽阔的视野和广泛的学识,加上他对生活的透彻的了解,才能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史诗的品质。他的作品决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山药蛋”。
柳青的创作活动告诉我们,仅仅满足于自己所认识的那个生活小圈子,或者干脆躲进自己的内心世界去搞创作,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我们无法和他相比,但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尽量使自己的目光不仅仅停留在生活和认识的那个小天地里。
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柳青五年前已经离开了我们。但这位作家无疑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不薄的遗产。他在我们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曾经热情地生活过,繁忙地创造过,也像任何常人一样有过缺点和失误。但他一生辛劳所创造的财富,对于今天的人们和以后的人们都是极其宝贵的。作为晚辈,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他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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