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学校武术文化传播的优势
在武术传播的研究文献中,有关于学校武术传播的纵向研究中多次提到学校是武术文化传播的一个有效途径,学校是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的“主阵地”,武术本身的发展和普及也决不能忽视学校这块重要阵地。日本的柔道,韩国的跆拳道都是在保留其基本精髓的基础上对动作和规则加以改良,使之更适合作为教学训练的内容和比赛的项目,并通过学校作为主渠道向青少年推广,从而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反观他们国家在各级学校体育课中民族体育项目的比重和普及情况,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柔道馆、跆拳道馆,就不难明白这些民族体育项目代表亚洲进入奥运会决不是偶然的。学校不仅应该成为种种奥林匹克体育运动项目的推广基地,更应承担起发展民族体育、弘扬民族文化的历史重任。同时,中国武术作为我国古老的传统体育项目,具有许多其他西方体育项目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在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中国武术文化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与意义,学校体育应将武术文化教育纳为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武术文化在学校实施素质教育中的作用,推动学校体育全面发展。
3.2学校武术文化传播形式的单一性
近现代以来,学校体育的开展基本上实施军事体操模式,学校武术的开展沿袭或者仿照了军事体操的模式。从上世纪20年代开展中华新武术始,学校武术就被竞技化、模式化,甚至格式化了,体用兼备逐步淡漠,“理、法、势”渐渐只留下了“势”,武术教材枯燥,难度偏高,致使许多优秀的拳种失传,中华武术的精华濒于遗失。解放后推行的武术开展模式,重套路轻技击,重势轻法,重势轻理,从教学、训练、比赛、规则等方面基本参照西方体操模式。上世纪末虽然武馆武校蓬勃发展,高校、体院专门设立武术系科专业,然其依旧采用西方竞技体操的教学、训练、竞赛的开展模式。竞技是属于少部分人参与的活动,武术一旦唯竞技化,就远离了健身、健康,也就背离了武术的社会存在作用,其在学校的传播形式也就只适用于少部分人,即专门从事此项活动的武术教师、武术教练、武术队员,大部分的学生和教师都缺乏兴趣,只能敬而远之,止于欣赏。
3.3学校武术文化传播的制约性
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严重缺乏本土文化的继承,制约了武术文化的传播。幼儿园到研究生教育整个过程中,竞没有一门系统的传统文化课程,使得绵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断层的危险。武术也不例外,武术教育一定程度的缺失,不仅使西方体育项目在中国大行其道,就连与武术渊源颇深的韩国跆拳道和日本空手道等亚洲体育项目在中国也异常火爆,而参与的人群主要是青少年学生,属于国粹的武术却备受冷落。青少年学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武术如不能在新生一代身上得到传承发展,必定面临失落或消亡的危险。武术如在国内都不能盛行的话,何谈在世界上传播。虽然建国之初我国就把武术列为大、中、小学体育教学的内容,可武术在我国学校中开展得情况并不好,主要原因有:一方面体育教材中武术所占份额太少。如“中小学体育课中武术内容的比例只有8%”,有的学校体育教学根本没有武术内容;另一方面缺少武术功底过硬的师资队伍,这与我国武术发源国的地位极不相称。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在2004年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制定的《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强调了在中小学加强武术课的问题,这为学校武术发展提供了契机。
加拿大的麦克卢汉认为,关注媒介的意识形态建构和符号意义建构,是不得要领。技术媒介对时间、空间和人类感知方式的影响,才是要素性的。麦克卢汉的这一思想起源于他的同胞英尼斯。英尼斯认为,偏倚时间的媒介有利于维护历史传统、中央集权、宗教和道德,偏倚空间的媒介有利于世俗制度、非集权化政治、现在和未来。麦克卢汉则认为,印刷文化的兴起培植了理性的、个人主义的文化,而电子文化使得时间和空间都不复存在,形成了一种与口语文化相似的、共同的全球文化。
书中史蒂文森首先回顾了对麦克卢汉的常见批判——媒介分析是非社会化的,麦克卢汉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他的技术决定论是在为主导性的社会关系寻找意识形态的借口;然后指出,这些批判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决不能因此否认麦克卢汉的意义。史蒂文森认为,虽然媒介技术不能决定文化意义,但它确实重塑了生活世界。他还认为在书写现代性历史的时候,既要避免马克思主义或功能主义的还原论,又要避免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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