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我拜读了爱丽丝门罗的《逃离》。也许我个人的感受并不完全切中作者写书的本意,但我想,我所看到的,即是我所收获的:学会适应,懂得满足。 艾丽丝·门罗,一名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农家姑娘,她出生在渥太华,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安静的城市度过。她长期居住于荒僻宁静之地,逐渐形成以城郊小镇平凡女子的平凡生活为主题的写作风格。故事背景大多为乡间小镇及其邻里,故事人物和现实中人并无二致,亦经历出生与死亡、结婚与离异。但泥土芳香的文字背后,却是对成长疼痛与生老病死等严肃话题浓墨重彩的描写。她的笔触简单朴素,但却细腻地刻画出生活平淡真实的面貌,给人带来很真挚深沉的情感,简单的文字带来丰厚的情感。很多人把她和写美国南方生活的福克纳和奥康纳相比,而美国犹太作家辛西娅·奥齐克甚至将门罗称为“当代契诃夫”,而在很多欧美媒体的评论中,都毫不吝啬地给了她“当代最伟大小说家”的称号。 但无论作者如何,读者的感官是最重要的。我喜欢她的作品,平淡但却并不无趣。每一个故事都会让我陷入深深的思考。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与这本书的同名的第一个故事,一个年轻女人的逃离故事。
卡拉,本篇故事的女主人公,厌倦了她的父母和他们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所以她选择了离开她的父母,跟随她的男友,克拉克,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和新的生活。他们一起经营一个农场,不幸的是,经过几年的经营,他们的生活仍然十分贫困。克拉克于是想到向西尔维娅夫人勒索钱财,而卡拉并不赞同。与此同时,卡拉对穷人的生活感到难以忍受,又想要逃离。西尔维娅夫人——卡拉的忘年交女,对卡拉有着不同寻常的好感,她喜欢这个年轻、聪明、乐观、热情的女孩。于是卡拉在西尔维娅夫人的帮助下逃离了“让她再也受不了的”男友克拉克,坐上去多伦多的大巴,想在那里开始新生活。然而,她在去多伦多的路上,对自己的未来思考,并感到担忧。她意识到她的逃离是无用的,她不能忍受的是日常的生活,而不是别的什么,即使她现在离开了克拉克,她仍要过着日常的生活,而且可能更加艰难。她在路途中就崩溃了。她打电话求克拉克带她回家,她最终放弃了逃离,和西尔维娅断交了,也回避了丈夫***死自己宠物的可能性。逃离是痛苦的,可出走的半途中发现能“拯救”自己的依然是自己逃离的地方,更令人沮丧。卡拉发现,“对于埋在心里的那个刺痛她已经能够习惯了。她现在心里埋藏着一个几乎总是对她有吸引力的潜意识,一个永远深藏着的诱惑。”出逃后的少妇学会了控制、隐忍,忍受婚姻的瑕疵,学会不追问,不去超越生活,归降,将自我和诱惑埋到地底。她仍然有着逃离的***,只是她深藏了这个***,让它在时间的流逝中越藏越深,直至忘却。
文中有几段让我思绪良多。卡拉在离家前给她的父母留下一个字条:“我一直感到需要过一种更加真实的生活。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是永远也无法得到你们的理解的。”她渴望她称之为“真实的”生活,然而,她厌倦了的不正是她所追求的“真实的”生活么?我第一次读到这的时候对她的行为感到十分困惑。我认为她的生活,不论是与她的父母一起,还是与克拉克,都是和平、正常的。而经过几天的思考,我发现了卡拉内心无声的痛。在故事的结尾,有这样两段话:“她像是肺里什么地方扎进去一根致命的针,浅一些呼吸时可以不感到疼。可是每当她需要深深吸进去一口气时,她便能觉出那根针依然存在”、“卡拉发现,对于埋在心里的那个刺痛她已经能够习惯了。现在再也不是剧痛了——事实上,再也不让她感到惊异了。她现在心里埋藏着一个几乎总是对她有吸引力的潜意识,一个永远深藏在的诱惑”。在我们的正常的生活总有一些痛苦,是不能忽略的。它们并非来自战争或暴力,它们来自人类的心灵。人类的心灵是如此坚强,再艰难我们都可以克服;而人类的心灵又是如此脆弱,一点小事就会使我们遍体鳞伤。因此,我们应该学会去适应,懂得满足。这让我们坚强,不会轻易受伤,同时让我们懂得享受生活。
当我们能够适应,满足现状,我们就能找到幸福。有的人说安于现状不好,会让我们失去进取心,但我不这么认为。如果不知满足,那么就不会快乐。这样快乐的追求梦想,而不是强迫症似得对自己苦苦相逼,才是真正的进取,才能健康的进步。就像卡拉的母亲信中所说,“你都不明白你抛弃掉的是什么”。卡拉不满足于现况,逃离了两次。而她抛弃掉的,恰恰是她所追求的和平的,有时甚至是愉快的生活。坦率地说,每一个人都渴望更好的生活,一些人甚至一生追求它。人心不足,我们应该适应、满足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无论富裕还是贫穷。
想当然地觉得《逃离》是一本长篇小说,因为中短篇小说集在国内难获出版,更不被普遍患有长篇小说迷狂症的读者青睐,《逃离》的出版方也在淡化它的中篇小说集形象,事实上,《逃离》由八个略长的中篇小说组成,其中三个是连贯的,但艾丽丝·门罗的小说,每一篇,都足以当做长篇小说来读。
用阅读感觉来划分,中短篇小说可以粗略地、武断地分为两种,一种像核桃、玻璃球,但求畅快、戏剧化,主张精巧和俏皮,发展到极端,就是欧·亨利和星新一,为了这一段故事不顾一切,倾家荡产地盛装上演,刻意破坏人生的肌理,罔顾人生的开放性,我们受这种小说熏陶多年,以至于形成了阅读上的恶习。另一种中短篇,像截了一段大河,却不是物理上的那种截断——那种竭泽而渔的截断,而是心理上的,为观看的方便而截的,前因后果都潜藏着,丰沛奔涌也照旧,甚至比看到整条河流更为浩荡。艾丽丝·门罗的小说属于后一种,她笔致绵密,气息醇厚平静,从不因为写小说而人为破坏生活的肌体,刻意制造落差。
这还不是艾丽丝·门罗小说的全部魅力所在,她的小说还体现着她的一种努力——恢复小说的神秘性,她远离了当代小说那种锐利但却琐碎的、简约但却留白过多的、克制到寡情的作风,让小说重新成为混沌的、朦胧的、多解的、磅礴的、雾气缭绕的、根系繁多的,所以,她会被视为契科夫的传人,但这也增加了她的小说在被领略时的难度,她37岁时才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好荫凉之舞》,多年来获奖无数,却始终呈现出一种沉潜之姿。
《逃离》可以当做一个豁口,让我们向她的那个世界投以一窥。八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女性,且都生活在加拿大小镇上,她们的日常生活细节,是当代小说中失落已久的,农活、甜点、清汤寡水的日常交际、万语千言的和书信;她们目光所及处的风景,也是我们久久不曾领略的,枫树、野菊花、落雨的下午、地毯上的线条;她们所经历的生老病死,也多半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所谓的“由自然之力造成的死亡”(death by nature,死于海难,或者恶劣的天气,这一切是极具加拿大气质的,提示着作者的地域属性和文化身份。但他们生活中,那种阴森的现代性却并没因此减少,“逃离”就是现代社会赋予他们的悲剧性机缘,以朱丽叶为主人公的《机缘》、《匆匆》、《沉寂》里,朱丽叶逃离女校教职去追随偶然结识的渔夫,她的父亲逃离原有的生活去做农夫,她的女儿骤然离家,弃她而去,在另一个地方过着富足的生活。
现代社会为“逃离”提供了种种便捷:交通、信息传播,人人都得以望见别处,都试图逃离命定的位置,想从苹果变成橘子,或者逃离过分熟悉的生活,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乘火车、轮船、飞机,竭尽一切可能,逃离成为一种普遍的愿望,但艾丽丝·门罗描绘了这种愿望,又逐一扼***了这愿望,给所有逃离者——特别是女性——以惩罚,《播弄》的结尾,点出逃离的后果:“若冰的一些病人相信,梳子与牙刷都必须放在一定的位置,鞋子必须朝着正确的方向摆,迈的步子应该不多不少,否则一定会遭到报应的。”逃离的可能中蕴含的现代性,和逃离的后果之中的宿命性,形成一个神秘的谜团。
《逃离》可以被视为“概念小说集”,八个故事隐隐被一个概念、一种气质统一,人物的生活背景、遭遇、情感也多有近似,八个故事并无隔离之感,气韵也并不被阻断,混在一起组成了长卷。这种传统的上游,是舍伍德·安德森和詹姆斯·乔伊斯,再庞大一点,还有福克纳。
我在立秋的雨天读这本书,一直想起去南方时,在火车上看到的窗外情景,峡谷或者平原,藏在水汽蒙蒙中,树林和田野里,散布着房屋——这是艾丽丝·门罗的小说在形象上给我的通感,与当代小说给我的形象通感——白热的城市的下午,完全不同。
何为逃离?逃离是陶潜“以菊为友”对官场的弃厌;逃离是海子“以梦为马”对世俗的叹息;逃离是托翁“以笔为拳”与贵族生活的决裂。这样的逃离,读罢叫人荡气回肠,不禁为他们的勇气叹服。
然而,企业高管的逃离又是什么呢?且不论,“高管”帽子是否沾染了城市的灰尘,这一路攀登,一路微博的“雅兴”也着实令人大开眼界。他们的行动和视野被拷上了锁链,又怎么能真切地到山顶风光的雄浑和壮阔呢?
不知高官们可有将手机从山顶抛下,与城市彻底决裂的信心?王尔德没有,他选择用牢狱的痛苦包裹自己,成为一只真正孤独的夜莺。西西弗却有,他忽视了受罚推巨石的艰难,沿途的美丽风景让他真切的感受到了自然的美。
假装着手舞足蹈地歌唱着“逃离”的音乐,心却被牢牢地捆着,岂不可笑?岂不悲哀?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说:“当我走出囚室,走向通向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若不能把悲痛和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身陷监狱。”这位伟大的反种族隔离的斗士,因政见不和被白人当局关押了27年。释放后,却仍怀着一颗博大的心,选择逃离——逃离生命中一切不公的悲痛和怨恨。让它们在自己心灵的牢室里接受“无期徒刑”。何其坚定,何其勇敢,何其伟大!
反观当今社会,这样坚毅的逃离是那样的“凤毛麟角”。去年《北京青年》热播后,引来了无数“热血青年”争相追捧,却经反复思量将自己的一封“辞呈”扔进了垃圾桶;央视播出的“多于朋友沟通,贴近彼此心灵”的公益广告后缀着数以万计的回应,地铁上,“低头族”们的身影还是随处可见;“郭美美事件”,“凤姐事件”令人义愤填膺,但当真有金钱的诱惑出现在你身边,又有多少人守得住自己道德的底线?城市的雾霾天气令人深知环保的重要,可大街上仍是垃圾成堆,小汽车仍叫嚣着发出刺耳的笛声……
想当然地觉得《逃离》是一本长篇小说,因为中短篇小说集在国内难获出版,更不被普遍患有长篇小说迷狂症的读者青睐,《逃离》的出版方也在淡化它的中篇小说集形象,事实上,《逃离》由八个略长的中篇小说组成,其中三个是连贯的,但艾丽丝·门罗的小说,每一篇,都足以当做长篇小说来读。
用阅读感觉来划分,中短篇小说可以粗略地、武断地分为两种,一种像核桃、玻璃球,但求畅快、戏剧化,主张精巧和俏皮,发展到极端,就是欧·亨利和星新一,为了这一段故事不顾一切,倾家荡产地盛装上演,刻意破坏人生的肌理,罔顾人生的开放性,我们受这种小说熏陶多年,以至于形成了阅读上的恶习。另一种中短篇,像截了一段大河,却不是物理上的那种截断——那种竭泽而渔的截断,而是心理上的,为观看的方便而截的,前因后果都潜藏着,丰沛奔涌也照旧,甚至比看到整条河流更为浩荡。艾丽丝·门罗的小说属于后一种,她笔致绵密,气息醇厚平静,从不因为写小说而人为破坏生活的肌体,刻意制造落差。
这还不是艾丽丝·门罗小说的全部魅力所在,她的小说还体现着她的一种努力——恢复小说的神秘性,她远离了当代小说那种锐利但却琐碎的、简约但却留白过多的、克制到寡情的作风,让小说重新成为混沌的、朦胧的、多解的、磅礴的、雾气缭绕的、根系繁多的,所以,她会被视为契科夫的传人,但这也增加了她的小说在被领略时的难度,她37岁时才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好荫凉之舞》,多年来获奖无数,却始终呈现出一种沉潜之姿。
《逃离》可以当做一个豁口,让我们向她的那个世界投以一窥。八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女性,且都生活在加拿大小镇上,她们的日常生活细节,是当代小说中失落已久的,农活、甜点、清汤寡水的日常交际、万语千言的日记和书信;她们目光所及处的风景,也是我们久久不曾领略的,枫树、野菊花、落雨的下午、地毯上的线条;她们所经历的生老病死,也多半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所谓的“由自然之力造成的死亡”(death by nature,死于海难,或者恶劣的天气,这一切是极具加拿大气质的,提示着作者的地域属性和文化身份。但他们生活中,那种阴森的现代性却并没因此减少,“逃离”就是现代社会赋予他们的悲剧性机缘,以朱丽叶为主人公的《机缘》、《匆匆》、《沉寂》里,朱丽叶逃离女校教职去追随偶然结识的渔夫,她的父亲逃离原有的生活去做农夫,她的女儿骤然离家,弃她而去,在另一个地方过着富足的生活。
现代社会为“逃离”提供了种种便捷:交通、信息传播,人人都得以望见别处,都试图逃离命定的位置,想从苹果变成橘子,或者逃离过分熟悉的生活,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乘火车、轮船、飞机,竭尽一切可能,逃离成为一种普遍的愿望,但艾丽丝·门罗描绘了这种愿望,又逐一扼***了这愿望,给所有逃离者——特别是女性——以惩罚,《播弄》的结尾,点出逃离的后果:“若冰的一些病人相信,梳子与牙刷都必须放在一定的位置,鞋子必须朝着正确的方向摆,迈的步子应该不多不少,否则一定会遭到报应的。”逃离的可能中蕴含的现代性,和逃离的后果之中的宿命性,形成一个神秘的谜团。
《逃离》可以被视为“概念小说集”,八个故事隐隐被一个概念、一种气质统一,人物的生活背景、遭遇、情感也多有近似,八个故事并无隔离之感,气韵也并不被阻断,混在一起组成了长卷。这种传统的上游,是舍伍德·安德森和詹姆斯·乔伊斯,再庞大一点,还有福克纳。
我在立秋的雨天读这本书,一直想起去南方时,在火车上看到的窗外情景,峡谷或者平原,藏在水汽蒙蒙中,树林和田野里,散布着房屋——这是艾丽丝·门罗的小说在形象上给我的通感,与当代小说给我的形象通感——白热的城市的下午,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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