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浅阅读”,重点和新奇不在于阅读,而在于“浅”。
陶潜有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可见东晋时的陶渊明便是浅阅读的推崇者。因此,浅阅读并非是快节奏现代生活的产物,但不得不承认,随着生活的不断“提速”,浅阅读也逐渐流行开来,成为一股时尚新潮流。
浅阅读盛行的当今社会中,仍有不少人对这种阅读方式提出质疑,甚至于批判。似乎“深”总是好的,“浅”则难免要劣。其实,只要人有读书的意愿,或深或浅都是好的。因为浅阅读与深阅读的目的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浅阅读是一种带有功利性的阅读。
所谓“阅读”便是知识的输入,浅阅读并不是把重点放在“输入”,反而更看重知识的产出。诸葛亮识天文懂地理,夜能观星,又通音律,这样一个奇才定然喜好读书,涉猎广泛。而诸葛亮的阅读便是浅阅读,凡文者,观其大略即可。读书,不正是为了将书中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吗?浅阅读,正是让读者抓住书中大意,取其精华,化为己用。而人们所怀念的深层次阅读则不完全是一种阅读方式,更是一种精神境界。能深阅读的人,往往并不在乎得到的知识能有多少产出。他们反而是在享受读书本身,将灵魂从物质中剥离,与书页融为一体,以谋求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因此,带有不同目的之人选择不同的阅读方式,各取所需,本无可厚非。只要清楚何时选择何种适当的阅读方式即可。
然而,习惯了浅阅读的人很难再回到深层次的阅读中去,习惯了深层次阅读的人又不屑于浅阅读,双方各执一词,水火不容,这才造成了浅阅读与深层次阅读的矛盾。有人把浅阅读比作粗粮,而把深阅读比作鲍鱼。我认为这样的比喻可谓一针见血。光吃粗粮,一张嘴难免溢出一股棒碴子味,让人显得肤浅,缺乏内涵。光吃鲍鱼,难免消化不良,这时还需要补充粗粮。因此,深阅读与浅阅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浅阅读中,我们不能失去一颗宁静的心。
深阅读中,请抬头听听窗外世界的声音。
曾有人说过决定一个民族影响力的最重要因素并不是它的经济实力,而是它的文化影响力。而国民阅读状况是衡量一个民族文化氛围的首要标准。对此中国人既自豪又有些恐惧,因为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绚烂文明,可这文明的余韵在现在日趋商业化的中国却又似乎在消散,国民阅读率持续下降。于是设立“国家阅读日”的提议被提出并立刻得到不少人的认同。
是啊,在商业帝国崛起的今天,阅读的地位日趋沦落为一片可有可无的羽毛,一张若轻似无的纸。持续下降的国民阅读率似乎在昭示着我们设立国民阅读日的必要性。
阅读首先承受的是来自市场的压力。要知道在市场经济、金钱开道的今天,阅读因为不能直接创造利润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抛弃。在时间以秒来计价,“基金”、“外汇”漫天飞的时代,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品一杯清茶诵几句古诗,体味个中滋味的行为显得那么奢侈甚至另类。当每个人都在奔腾年代奋斗迈向所谓的“成功”时,阅读时间被挤成了一块或有或无的鸡肋。
不仅如此,阅读还需忍受着来自网络等亚文化的冲击。不断加快的生活速度挑战着人们疲惫的神经,而追求刺激的网络文化正好迎合了人们的需求。与之相比,阅读的地位就更岌岌可危了。在这种时刻设立“国家阅读日”无疑是迫在眉睫。“国家阅读日”的设立首先会使全社会疯狂的车轮转慢一天,留个机会给阅读。阅读是个白衣书生,在强手如林的江湖拼不过金钱,这时政府的关注无疑是一个机会,使人们有哪怕一天的时间令书走进自己的精神世界。
“国家阅读日”更会是一个信号,每年至这一天会准时拉起,像防空警报般提醒人们对读书对文化多一点关注,对灵魂多一点抚慰,提醒人们不要在烟尘迷漫的早晨、在追逐利润的道路上迷失了自己。
也许一个“国家阅读日”的设立并不能真正把中国从一些人不读书追着经济转的怪圈中拉出来,但这至少给了人们一个明确的导向,一个警示,提醒人们该读书了,提醒人们放下手边的电机,拔掉网线把自己抛入那温暖的安放精神的窝,提升自己的修养,修复自己的精神。只有这样整个中华民族才能在这种修复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增强文化的影响力,让中国人找到在经济中找不到的精神归属感和凝聚力。
一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国是那个锦心绣口描绘过的“且放白鹿青崖间”的李白的中国。
九百多年前的中国是那个磊落文章歌咏过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辛弃疾的中国。
二百多年前的中国是那个梅边柳边微露风情的“山一程,水一程,便向榆关那畔行”的纳兰性德的中国。
作为文化,阅读从未流失和断裂过。明天的中国是什么样?这取决于我们现在对阅读的态度,取决于“国家阅读日”的设立。
但愿阅读永远成为每个中国人的习惯,不再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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