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神医华佗的美名在民间传开了,这引起了东汉朝廷的注意。朝廷于是举华佗为“孝廉”。通常被举为孝廉的人,都出身名门贵族,被举为孝廉, 就有希望做官。像华佗这样的平民百姓能够被举为孝廉,实在是难得。
乡亲们得知华佗被举为孝廉时,不禁喜忧参半。喜的是华佗可以做官了,可以了却父母的心愿,光宗耀祖了;忧的是如果华佗做了官,谁来为乡亲们看病呢?
可是很多天过去了,却不见华佗有丝毫离开的意思。“难道消息是假的吗?”有乡亲问华佗。
“不,是真的。”华佗说,“但我拒绝了。举孝廉,对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来说,也许是做官发财的阶梯,但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虚名罢了,哪里有我为乡亲们治病更有意义呢!”
几年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而这次不再是徒有虚名的“孝廉”,而是来自都城洛阳太尉府的征辟信,只要被应征到都城的太尉府,马上就可以成为朝廷的正式官员。这次乡亲们仍然舍不得华佗走,但他们还是打心眼里为华佗髙兴。
“这回你可不能再拒绝了。”有乡亲说,“这可是真正的官,你会有府邸、奴仆、家丁,有权有势……总而言之,好处多着呢!吃了这么多年苦,你也该享受一下了。”
“是啊,别再拒绝了,你父亲临终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能做官,为华家光宗耀祖,你可别再让他失望了。”
华佗笑着摇了摇头,说道:“谢谢乡亲们的好意,但我还是决定不做这个官。做官不适合我。况且,我最擅长的是医术,如果周旋于宫场,那便是民间少了位良医,官场多了个庸才,于国于民都不是件好事。至于光宗耀祖,我多救几条性命不是更有意义,更对得起华家的列祖列宗吗?”
于是,华佗再次拒绝人朝做官,坚持做一个平民百姓,钻研医术,救死扶伤。
达尔文是19世纪著名的科学家,进化论的创始者,他生前常说,他的《物种起源》等著作和学说是“集体的产物”。在一封信中他曾这样写道:“我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那些可钦佩的观察者所搜集的大量材料,我决写不出那本书来。”事实上,他和华莱士的交往便是科学家这种谦虚无私精神的体现。
华莱士是英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比达尔文小14岁,他和达尔文一样,进行着科学考察的活动,曾到南美的巴西、马来半岛等地做生物考察,采取动植物标本,在同一个课题上进行研究和写作。其间,他读过达尔文的《一个植物学家的航行》,也和达尔文有过几次通信,讨论交流研究心得,不过两人都没有提及他们各自的独立研究和正在写作的具体内容。
1858年6月18日,正在努力撰写《物种起源》一书的达尔文,收到了华莱士寄来的一篇关于进化论的手稿----《论变种无限地离开其原始模式的倾向》。达尔文惊诧得目瞪口呆,他说:“我从从未见过有这种更加令人惊奇的偶然巧合。......他现在采用的学术名词,甚至也和我的书稿中各章题名相同......”
如果是这样的话,进化论的优先权将归于华莱士了,达尔文再发表著作,就有抄袭和剽窃之嫌达尔文这时思想斗争十分激烈。要知道达尔文已经从事20多年的研究了,当他环绕全球作科学考察时,华莱士还是一个刚入学接受启蒙教育的小学生。达尔文由于旧病复发,加上孩子们身体不好,使得写作时断时续,进度很慢,才让华莱士后来居上。但他不愧是品德高尚的人,他决定退避三舍,成人之美,建议华莱士赶快将论文发表出来,同时为了避嫌,他打算中断自己的写作,让华莱士独享荣誉。
但是,华莱士也是品德高尚的人,他知道了这件事情后,不仅果断地放弃了优先权,而且满怀敬意地对人说:“当我还是一个匆忙急躁的少年时,达尔文已经是一个耐心的、刻苦的研究者了,他勤勤恳恳地搜集证据,来证明他发现的真理,却不肯为争名而提早发表他的理论。”
最后在别人的.劝说下,达尔文同意和华莱士的论文合并,以合著的名义提交林奈学会宣读。达尔文非常感谢华莱士,他写信致意,并说:“如果有着可钦佩的热情和精力的人应该得到成功的话,那么您就是最应该得到成功的人。”
在华莱士的鼓励下,达尔文在1859年11月24日这一天,终于出版了《物种起源》这一巨著,1250册书在当天销售一空。华莱士高兴地喝彩,称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并将进化学说这一理论称之为“达尔文学说”。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他被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国。
分析: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崇高的品德和情操在屈原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话题:“命运”“责任”“精神卫士”
辛弃疾曾写《美芹十论》献给宋孝宗。论文前三篇详细分析了北方人民对女真统治者的怨恨,以及女真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矛盾。后七篇就南宋方面应如何充实国力,积极准备,及时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划。但是当时宋金议和刚确定,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分析:“位卑未敢忘忧国”,为国分忧,是每一个华夏儿女义不容辞的义务。
话题:“责任”“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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