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大为失望了。
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游客买了票进去,在九曲桥上拍了照,再一窝蜂去参观动物园,说走就走,的确可羡慕。但是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初学写文章,我自以为历史小说也会写,普洛文学,新感觉派,以至于较通俗的“家庭伦理”,社会武侠,言情艳情,海阔天空,要怎样就怎样。越到后来越觉得拘束。譬如说现在我得到了两篇小说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与人物的轮廓,连对白都齐备,可是背景在内地,所以我暂时不能写。到那里去一趟也没有用,那样的匆匆一瞥等于新闻记者的访问。最初印象也许是最强烈的一种。可是,外国人观光燕子窝,印象纵然深,我们也不能从这角度去描写燕子窝顾客的心理吧?
走马看花固然无用,即使去住两三个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无用,因为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几个人能够像高尔基像石挥那样到处流浪,哪一行都混过?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这时,李小明看见一群人围着在说话,便蹦蹦跳跳地走了过去。一听,李小明伤心极了,因为他没有过过生日。他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于是,他握着自己的小手,不让眼泪落下来。
李小明悄悄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盯着窗外,心想:明天就是我的生日了,要是爸爸妈妈能回来跟我一起过生日就好了。
小华知道李小明的爸爸妈妈在外地工作。小华想让全班同学给他庆祝生日。小华就告诉他的同桌小兰,并和她一起商量跟全班同学一起为李小明庆祝生日。
李小明生日那天,全班同学为李小明表演唱歌、跳舞。有的还准备了礼物,还有的一起为李小明买了一个又大又漂亮的蛋糕。李小明开心极了说:“谢谢你们,这是我最难忘的生日。”
叮呤呤.…下课了。同学小红和小刚都在讨论他们的生日都是怎么举行的。小红说:“我上个星期过九岁生日,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很大的生日蛋糕。”小刚也说:“我也刚过了9岁生日,那天是我们全家人一起过的。”晓明却在默默的听着。
晓明回到座位上不开心的说:“别人都有爸爸,妈妈,陪着过着过生日。”晓明又说:“我也快过生日了,但是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每次过生日,他们都只能在电话上祝福我生日快乐,要是全家可以一起在家过生日就好了。”晓明只能在幻想中和爸爸、妈妈一起过生日。小刚和小红听见了,小声的说:“晓明的'爸爸和妈妈在外工作,我们可以给他举办一个特别的生日会。”
小红说:“我们可以让全班同学和老师给晓明一起过生日。”她趁晓明去上厕所的时候和同学们说:“过几天就是晓明的生日,正好是休息日,我们在休息日时准备好给晓明一个大惊喜,可以吗?”同学们都说:“可以”。
叮铃铃....放学了。等晓明走了后,小红和小刚说:“今天我们先打扫一下教室。”同学们有的拖地,有的扫地,有的擦桌子,都特别来劲了。星期六,同学们来到教室给晓明布置生日会,有的挂气球,有的做礼物.....过了一段时间,一切都布置好了,就差蛋糕了。这时老师来到教室说:“我已经买了一个蛋糕,明天就是晓明的生日了,我们要给晓明过一个开心的生日会。”
星期日到了,晓明的生日也来了。同学们都在教室等晓明,老师打电话叫来了晓明。晓明来到教室后都是黑的,他不知道怎么回事,灯突然亮了,同学们唱着生日歌,拿着蛋糕走到晓明面前,让晓明吹蜡烛。晓明一边吹,一边许愿。吹完后,同学们一个个的送礼物,送完后老师就切蛋糕给大家吃,同学们的笑声在空中回荡着。晓明说:“谢谢你们,这是我过的最特别的一个生日。”
今天同学们去王利利和张飞的座位上一起讨论自己的生日,王利利说:“我上个星期日过九岁生日的时候,妈妈和爸爸给我买了我最喜欢的香蕉蛋糕。”张飞说:“上个星期六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大蛋糕。”
然后我说:“李晓明,你是和爸爸妈妈一起过的吗?”李晓明没有说话,只是伤心地回到座位上,望着窗外,自言自语道:“今天就是我的生日,可是妈妈和爸爸都在外地工作,肯定不能陪我过生日了。”
我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就和大家一起讨论给李晓明过生日。
下午,同学们早早地来到班级给李晓明过生日,有的挂彩带,有的做生日贺卡,有的吹气球。李晓明来到学校时,心想: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把窗户关上了,班里也黑黑的,一点点的声音都没有,大家在搞什么鬼?没想到他刚一推开门进教室,大家就齐声唱起了“祝你生日快乐……”听到这后,李晓明高兴地哭了,这时王利利和张飞一起把生日蛋糕拿来了,又插上了蜡烛,说:“许个愿吧!”
到了放学的时候,李晓明开心地对大家说:“谢谢你们,我不会忘记这快乐的时光。”说完,他就高兴地回家了。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并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在外滩看见一个警察打人,没有缘故,只是一时兴起,挨打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穿得相当干净的孩子,棉袄棉裤,腰间系带。警察用的鞭,没看仔细,好像就是警棍头上的绳圈。“呜!”抽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逼在墙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头望着他,皱着脸,眯着眼,就像乡下人在田野的太阳里睁不开眼睛的样子,仿佛还带着点笑。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缺乏舞台的人往往来不及调整面部表情。
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过头去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怒,对于一个麻风病患者的憎怖。然而他只觉得有人在注意他,得意洋洋紧了一紧腰间的皮带。他是个长脸大嘴的北方人,生得不难看。
他走到公众厕所的门前,顺手揪过一个穿长袍而带寒酸相的,并不立即动手打,只定睛看他,一手按着棍子。那人于张惶气恼之中还想讲笑话,问道:“阿sir是为仔要我登牢子?
大约因为我的思想没受过训练之故,这时候我并不想起阶级革命,一气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的小说里,这时候就应当跳出一个仗义的西洋传教师,或是保安局长的姨太太(女主角的手帕交,男主角的旧情人。偶尔天真一下还不要紧,那样有系统地天真下去,到底不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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