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相传塞翁有一只很出色的白马,有一天,马不见了。乡邻都来安慰他,塞翁说:“马不见了,不见得是坏事。”过了几天,马不仅回来了还带了了塞外一匹骏马,乡邻都来恭喜塞翁,塞翁却说:“这未必是一件好事啊。”又过了几天,塞翁的儿子从马上摔下了,腿断了。邻里又来安慰塞翁,塞翁又说:“这未必不是好事啊!”一个星期后,国家征兵打仗,塞翁的儿子因为腿的问题,留了下来,得以避免得战死沙场。塞翁用得失之心去对待事情,失去了在他看来不一定是坏事。失去了不一定代表伤心,得到了不必太高兴。因为两者是相互存在的。
我们身边的事不也是这样吗?面对槽糕的成绩,没有了奖状的辉煌,却多了一个反思的机会;面对伤害你的人,虽然没有的疼爱,却让我们多了一份坚强;面对艰难的的`高中生活,没有了舒适的环境,美味的饭菜,却让我们学会了独立。这一切不正也是又得有失吗?面对生活,我们要从失去寻找得的痕迹,如荒漠仲的那一点点绿洲,却始终支撑这着我们。
失了我们要寻找得,那么得到了我们该怎样办,怎样处理?
西楚霸王项羽,成就了一番伟业后,就沾沾自喜。自认为功高天下。不听亚父的劝告,三次放过***刘邦的机会,最后落得自刎乌江的悲剧。得到了还是同时存在失去,他失去了做人原来的志气,失去了别人的爱戴,所以防治失去就要”不可沽名学霸王”,必须从得中察觉失,不断提升自己,更新自己。
所以,当你下次失去时,不要落泪,因为得在你得身边等候,不要埋怨,因为得失在一念之间。
得到了,要不要顾着自喜,因为失也许在不知不觉中向你靠近。
记住,有得必有失,得失并存。
人要回到人自身,回到本真的家园,这个目标不是科学理性能够实现的,重返家园只有诗歌才能靠近。海德格尔用了“靠近”而不是用“抵达”进行描述,也就是表明永远都处于“在途中”的状态。叶世斌的诗集也叫《在途中》,这本诗集站在存在主义的哲学起点上,以诗歌的方式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存在的可能性意义进行了一次个人化的追问与探索,并完成了由存在主义到人道主义诗性哲学的嬗变,从而确立了一种不愿放弃终极的诗歌品质。
海德格尔把诗人看成是“人和神之间的使者”,站在人和神之间的诗人,虽然看不到神,但能看到天空,诗歌是对天的仰望,在仰望中捕捉到了神的信息,概括地说来,由于诗是以个人化而非公众化的情感体验领悟着生存赋予人的痛苦、欢乐、收获、幻灭、光荣、耻辱等种种事实,由于诗的“非他人化”、“反推理性”、“拒绝真理过滤”,是一种真实可靠的吟咏,因而聆听到了神的声音,感悟到了神的喻示,呈现了本真的存在。康德认为人的隐藏的判断力是超越纯粹理性和实验理性之后的审美和艺术经验,海德格尔的进一步总结认为就是诗。所以真正的“诗性”就是一种“神性”。
叶世斌的诗集《在途中》对生命、人格、尊严、价值、意义的追问和探索与存在主义哲学最先形成的是内在结构上的对称,这不是诗人选择的结果,而是精神上的默契。诗中的悬空、无根、沦陷、沉没、失踪、幻灭的意象密集地埋伏在稿纸上,反复引爆,开山凿石般地炸开前行的路。叶世斌“在途中”不只是为了抵达,而且是在途中不断寻找“路途”,在途中的自我批判、反省、救赎中一路跋涉,最终立足于人道主义的城垛上眺望家园和神的居所。
人之“在世”是因为“站出了自身”,“站出了自身”就是站出了动物性生存,于是就有了时间和空间的选择,就有了意义和终极的要求,这是人的自由,也是人的灾难。人之“在世”的方式注定了人必须面对两种存在可能:一个是本真的存在,一个是非本真的存在。然而人在本真和非本真的夹缝中却被剥夺了选择权,人的悲剧就在于你根本就不能超越力量强大的非本真生存,比如公众意志、日常行为、传统方式、流行观念是根本不让你超越的,而且是集体认同的真理。所以“此在”的人把“自己”交给了别人,把自己交给了“日常”,自己不再是自己,日常的自己是假冒的自己,是名誉的自己,海德格尔称做“日常自己”,或“他人化”的自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买衣服逛商场并不是逛自己,而是逛别人能够接受的自己,说话做事的合理性是别人认为的合理性,而不是你自己的合理性,所以诗人为什么要眺望童年、湎怀丢失的时光与风景,因为那里保留着没有异化没有被分裂的本真,那里有着神性的光辉。
叶世斌的《在途中》与前两部诗集《门神》和《倾听与言说》有了很大的不同。高强度的情感爆发力和尖锐的感觉穿透力是叶世斌诗歌最显著的特质,而其诗歌的视点前后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前期的诗歌气质中流敞着尼采、叔本华的血脉,用焦虑、绝望的内心体验着荒诞和荒谬的存在如何将“自己”挤压、异化、分裂,是由内向外的透视和撕裂,是内心演绎的存在,更多是臆想、放大、虚拟的存在;而《在途中》的相当一部分诗中,虽继续坚持着早期既有的对生命、对存在的性质认定,而视点却转换成由外向内的递进,即由客体的事实引发内心的自省与审判,“由我而事物”到“由事物而我”,这种转变在诗歌形式层面上几乎很难看出来,但它在另一个意义上昭示了诗人和诗歌更逼近形而下的存在,更强化了内心的质感和体验的具象,通俗地说,是具体的生活在诗歌中下沉,而不是用诗歌发酵一种臆想的生活。这样阐释是要说明叶世斌的《在途中》与荷尔德林的《归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诗歌的哲学,一个是哲学的诗歌。从阅读对诗的期待来说,人们愿意读到诗歌中的哲学,而不愿意读到哲学中的诗歌。
诗歌的本质是抒情,诗歌抒情的高贵性在于高端体验中翻译了不可言说的生存真相,唯有诗才能逼近本真的生命,这是诗人骄傲的根据所在。在全面技术化和物质化的时代,人被挤压到存在的边缘,人注解着物的存在,物是人的尺度,物本主义消解了人本主义,就像《鸽子一直传输和跟踪我》一样,物化了的手机屏上的“鸽子由来已久/一直传输跟踪我/悉知我的快乐,愤怒,恐惧/和鲜为人知的秘密”,“我不时地望着它,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不只是传输和跟踪,还有隐形的警告和随时发生的出卖。在《我是一个被雷击的人》中,“我”已被电控制了全部的行为,电成了另一种生存血液,“电流,这个世界和我的血液/输入我的每个细胞,纠缠/和捆缚我。”叶世斌以诗阐释了“人被物控制和制造”的悖反与荒谬,在人们集体被物征服之后,人们已经失去了对自身的认知能力,不知道人实际上已成了“电源”的目的,人成了电源使用价值的一个目标,潜伏在我们生活中的科技意志一天天地在瓦解我们自身的意义,删除人的本真的天性,电源接通的时候,“现代物质温暖和照耀着我们/如同这个夜晚,被白炽灯/和取暖器瓦解,构建/生活对我们的改变。”“我们迎着光亮,成为/夜晚的一种温度”,那么我们的温度在哪里呢?叶世斌以诗歌隐喻和象征的叙事体验呈现了人的下沉和主体的失踪,不谋而合了存在主义哲学中“人是有待被制造的人料”这一颠覆性的人的定义。人被逐渐纳入到科技体系内,科技的力量就重新塑造了人,人的自然性(本真性)遭遇了根本上的破坏,人异化成了物的零件。叶世斌有不少诗歌揭示了这种混淆和异化以及目的的被篡改,《花摊》一诗中,“这些争相购花的人/早已被花朵收购”,在不停追问与领悟中的诗人,极其准确地为当下的人进行了定位,这就是“客居”,当“自己”和“本真”消失的时候,人与“在世”的关系就是租赁关系,《城市和宾馆大厅的一盆竹子》中我和这个城市以及一盆竹子都是这个世界的客居者,是租赁在这块有限土地上的客居者,这里不是对生存形态的一种探究,而是对生存事实的确认。没有家园而在途中,没有本真而被悬空,所以城市、我、竹子“盘根错节/被堂皇的钢铁和水泥笼罩/被客居的虚伪和倦怠伤害”。正如《我不知道所有的租金是否偿还》中所说的,“租赁的事物令人疑心/所有成果变得沉重而残忍”,当生命和生活的全部过程建立在一种租借程序中时,“客居的虚伪把我熄灭”就是不可避免的。
“异化”之后人的存在状态表现为“客居”和“租赁”,“客居”、“租赁”下的是本真生存的“虚悬”和“失踪”,《手执火把的人》无法照亮夜晚,只能照见黑暗,“手执火把的人/被自己举着”,却“无法执掌/自己。风在火焰上摇摆/给他火势,那就是他忽然/被吹熄,或被火卷走的时候”,手执火把的`姿势成为一种虚悬和危险,就像《坐在院子里的女人》,与椅子、桂花、阳光甚至院子毫不相干,人在失去本真后成为院子里的被抽象出来的符号,亦如高天《流云》,“天空回到它的本义/还有什么比流云更缺乏根据/这悲壮的一刻不停的流云呵/匆促的无可挽回的流云/不是一场风鞭子似的/跟在它的后面,而是隐蔽在/天空深处的虚无,那永恒的/虚无驱赶着它们!已来的/未来的都将带着我们的/泪光,赶向虚无”。《找不到落点的蜻蜓一直飘着》中,蜻蜓触碰的都是“不踏实的事物”,“三十个夏天/过去,池塘和垂柳都已/枯死。那只张着翅膀的/蜻蜓,找不到落点。”没有“落点”的“虚悬”是追求终极和还原本真全面失败后的人类的共同的隐喻。现代物质挤压下的“无根”性是人类的集体困境,病毒一样的四处漫延。存在主义哲学在尼采和叔本华那里是极其悲观的,叔本华把人生过程看成是一次自***的慢动作演示,叶世斌的诗歌在另一个层面上将“自***”与“他***”纠缠着解释和体验异化与分裂所造成的生存伤害,所以他的诗中反复出现“活埋”的意象。在一首《这条临时的即将的闪电》的诗中,“摇摆的槐花,宿命的槐花/一生完成一次下落一生都在/一刻不停一去不回地抵达”,人的一生就是一次一去不回的抵达,所有的美丽与喧哗都是瞬间的闪电,如同死亡不可替代一样。在叶世斌早期的诗中,他计较着精神和灵魂失踪后的“敌人”和“对手”,并表现出了死不瞑目的愤怒与抗议,而《在途中》的存在体验虽然有着类似的哲学背景,却在诗的形态上已经表现为沧桑际遇后的从容和淡定,并且冷静地审视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压迫与窒息,在《平静和亮得看不见的玻璃》、《这个夏天被堵得严严实实》等诗中已经表现出了诗人强大的承受力和直面的勇气。这一系列诗中,诗人的表达与言说不是为了算账,而是为了领悟。诗的境界明显得到了强力提升。诗歌之于哲学正在于体验和领悟,是体验领悟后的呈现,而不是实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诗性。应该说,《在途中》更逼近诗性的哲学,而不是定义的哲学。
人最难解决的就是孤独,人本来就是孤独的个体,在罪过与信仰,绝望与激情,生存与死亡,教堂和墓地之间,人的最大的孤独在于精神的孤独,心灵的孤独,那就是“失踪”与“虚悬”后的无话可说与无处可说,即丧家之犬的事实。存在哲学之父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颤栗》一书告诉人们,并不是所有的孤独和绝望都有力量决定着你视线的方向,重要的是在路上你将何为。二十世纪神学家卡尔。巴尔特说“人类被拯救的时刻是这一时刻,只有被逼到悬崖上走投无路不得不跳下无底的深渊,这瞬间他才获得了拯救,上帝托住了他。”叶世斌《在途中》一直顽强地表现出拯救的愿望与意志,因为他知道一个诗人真正的精神***是在绝望中放弃自我拯救。上帝拯救的是那些一路餐风露宿风雨兼程的朝圣者。
存在的失真造成了距离神圣越来越远,表现在《我们因为看不清自己而美丽》这首诗中是人与雾的关系,世界是一个迷惘无边的雾境,“历史和未来,所有的事物/被雾裹着。一部分文字/拂去雾,把我们带进/更深的雾里。我们的目光/被雾围困,目光敏锐而收缩”,雾里事实是不可翻译和言说的事实,是接近了最本真的事实,用诗来表达就是“美丽”的事实。日常的生存被公众理性、传统世俗、集体规则反复过滤和篡改,这使我们遗忘了自身的由来和出处,“因为什么,我把/绝世的真情/谋***?遗忘抽象着往昔/橡皮一样慢慢擦去/疼痛,罪恶和灾难”(《遗忘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能力》)遗忘的过程是失真的过程,也是自***的过程,诗人不能容忍底线失守,于是自省、自审、自救就成了叶世斌诗歌的重要方向。
“走近上帝的是/是哪一种鞋码?它怎样/错开车辆,蚁虫和自己”(《父亲和我正陷在途中》),面对这不可救药的生存事实,叶世斌以诗的方式表达着找回本真,重返家园的努力。这是一次蜕化变质后的出发,是一次诗性哲学的转向。叶世斌以宗教的情怀,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开始了他的灵魂救亡的诗歌之旅,用笃定、沉稳的视角反省人被异化的灾情,以一种强烈的忏悔与救赎的态度表示了自己被异化分裂的苦痛,以及必须承担的责任。“自我”本真的丧失,除了物质和世俗力量的摧残,人自身的妥协甚至是合作加快了灵魂异化与精神分裂的速度和效率,《在生命形态的完成》中石头被塑造和雕凿的过程,就是石头被异已化的过程,“我就是一条河豚,以毒性?和自虐为生,不可救药”(《自虐的河豚》),人在很多时候,是靠繁衍毒素为生的,而不是靠信仰和神圣活着的,比如以毒攻毒,以恶制恶,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仇恨和敌意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精神质地,这使得人不仅自己远离了神圣,而且还制造了“在世”的焦虑与恐惧。物化的世界里,我们不仅对神是有罪的,对自己也是有罪的。叶世斌诗中以“故居”的意象表达了原初纯净的家园,表达了失落和丢失“故居”的愧悔,那不只是追忆,而是在追忆中的精神重返。“故居”保留着岁月的真相,“故居的石阶知道我的鞋码/不知道我出门后的走向”,出门后的人注定了像兔子一样穿行,焦虑、恐惧、紧张、分裂、异化不属于故居台阶上的“我们”,我们努力地与这个虚假的世界进行合作,同台表演,当我们被雕塑成形的时候,那就是本真之我的“活埋”。叶世斌当意识到客居在世的时候,便无法宽恕自己的合作和自我出卖,于是他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一些丧失把我们变成神/正如一些获得把我们变成鬼”,“我们获得很多,是因为失去更多”,在《这是木鱼》的声音中,诗人开始忏悔,“我的一生多少罪孽/如同我的心里多少泪泣/垂直的雷霆在我耳际沉默/我连自己的哭声都无法听见”,如同一只焦虑的兔子,“多少年,我面不改色/在心里流汗,在原地逃窜/偷取的自由到底多大面积/是否一片蓖叶就能覆盖我的安全”,(《穿行的兔子如同黄昏的一根白发》),诗人在忏悔与自审中决绝而坦诚,公开承认“我的命运人迹罕至”。在巨大的孤独和遥遥无期的途中,诗人内心压抑着一场揪心的泪水,如芭蕉上的雨,足以使整个夜晚泪流满面,而在归家的途中,不必倾诉与宣泄,重要的是内心修炼与皈依,修炼神性,皈依神圣,那样才会让内心安静详和。在第二辑《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中,诗人的宗教情结和人道主义理想旗帜鲜明,并成为《在途中》诗性哲学的终点。这一辑中对生命的关怀、对脆弱的悲悯、对死亡的宽容、对亲情的珍惜,都已经超越了世俗层面的形而下的情感,而上升为一种博大的人生态度和哲学立场,《千佛洞》、《济南的佛》、《这是木鱼》、《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是《在途中》真正能够打动人、震撼人的诗作,诗人的忏悔、悲悯、拯救、普渡众生的情感虔诚而洁净,毫无杂质,只有聆听了神的声音,才会有与神交流的可能,这不是权力,而是心力。“我跪拜而来,满含泪水/佛呵,我的心早已千刀万剐/我的一生罪孽无数。请将绝世的/磨难累赐于我以至万劫不复/但我的祈祷声声啼血:请你饶恕”(《济南的佛》),“香炷的火向下走,接近/人间。香炷的烟向上升/指向天堂。我的手抓住他的/体香,一次次被灼痛”,“必须有个地方让我低着头/长跪不起。这就是为什么/我随烟升起,在天外/把人世的真相撕破/一生跋山涉水,拯救救星/当我满含热泪,我知道/我救回了苦难和慈悲/我坐在天堂最后一级台阶上/瞑目悔悟,像在瞌睡”(《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至此诗人已经完成了他对人生、对生命、对意义的最后的领悟与体验。在“救我”和“救世”的双重理想中抵达到了人道主义中心高地。
保罗蒂利希说,“人对宗教的追求并非出自天性,一开始出自于困境,追求宗教信仰的前提是人生的无意义”,叶世斌的诗性哲学并不奔向宗教神学,而是弥漫着宗教情结,真正构成叶世斌诗性哲学基础的证据是,诗人从没有停止过意义追问和终极梦想。存在主义哲学是他的追问与思索的精神视点,更多的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真正契合叶世斌精神内核的是人道主义诗性哲学,悲悯、恻隐、忏悔、赎罪的精神指向直接抵达其诗歌的核心价值区域。即使诗歌呈现出的是“救世”的徒劳,但灵魂“自救”的愿望最起码在诗歌中表达或实现了,况且诗人一直还在途中,一生的努力和修炼足以使本真的家园越来越近。
济世二字,是给全天下人讲的,全天下人都得实行。人在世上活着,小时候拼命读书,无非小则为了日后能过上好的生活,大则为了救国为民;长大后拼命地挣钱,无非小则为了挣钱养家,大则为了能够养活平民百姓,但无论如何,你都要济世。济世可以是小圈儿,局限在一家子里,大圈儿则是为国为民,能够做到这样就非常厉害了。
济世,说白了,就是能够使别人脱离困境,或者是帮助别人,真正从思想,精神上改善别人生活,为人着想都是属于济世。如此一来先从“得”与“失”说起。
其实人的一生中总脱离不了“得”与“失”。
何故此讲?仔细观察生活的人可以发现,在你得到一件东西时,你在无意中也会相应地失去另一样;在失去一件时,冥冥中又会得到你意想不到的另一件事物。此为人生的规律,除非一个人没有了追求,生活也自然将他抛弃。
譬如,在你中****彩,或者在其他方面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的钱,若处理不妥当,不想把其分与人,接踵而来的就是一件件坏事,倒霉运就来了。会莫名其妙地生场大病,有的亲朋好友会远离你,或者做事老感觉不称意。在得到一笔钱财时,无意中就得失去另一些东西。你帮助别人,浪费了时间与精力,但别人会感激你,得到的是人脉的好转。再说点明显点的,譬如,一个女孩(或男孩)从小娇生惯养的,没受过别人的气,人人都迁就她,小时候生活得很舒服,她在小时候得到的是无忧无虑的快乐,饭来伸手,衣来张口。相应的,长大之后,没有能力,就算有能力了,也不懂与人相处,受人一点气就喊生喊死,有一点挫折就被打垮。于是找不到工作,挣不了钱,或被人排斥;有的早恋,提前享受爱情的滋味,于是早早地结了婚,家境不好,又无能力养孩子,夫妻矛盾,互相讨厌,便造成亚洲离婚大国;或是涉世未足,不懂教育下一代,下一代教育不好,又害了几代人,几代人觉得自己生活差,便去怨父母,如此循环。小时候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长大了便一次性“回报”给自己。来对比得与失,得的是一时,失掉了一世,哪个更痛苦?无疑是“失”了。
俗语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按我的\'理解,即“不是不失(得),时候未到!”贼为什么要偷东西,为的就是想得到钱,但他犯法了。日后被警察捉住,失去的是一生的自由。像“牛市”一升就升到全股之首,得到了最大的利益,但“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一跌就到了谷底。运动员,得了金牌,若不能正确处理,一定遵循“物极必反”,不能再得。韩信,在他成为一国大将军前,曾流落街头,受过胯下之辱,正因受过“失”的折磨,才能享受到日后的“得”。成功与失败的背后亦遵循此理,每个名人背后的付出是与现在的成就成正比的!
平时许多人有“横财”,总是莫名其妙地丢钱,“小鬼拍门”,无端端被罚了几张牛肉干,这是种“失”,意味着你以前得到过什么好处了,需要额外付出;或者是意味着“横财”之后你会得到些好处。有一家庭,家境遇到了许多坏事:“失职,经济困难……”在自己身上虽然仍那么倒霉,但是妻子对自己更体贴,孩子更懂事了,这也是“失”与“得”。
所以,为了让“失”减少到最少,“得”到,首先在得到或失去的时候,去好好地思考如何济世,因为济世是一件善事,善能够改变人的命运,际遇与人生,使人调节在相对平衡的位置上。“得”,济世,就把将要另一面的坏事转换成好事;“失”,济世,就能使人感觉到之后的“得”大于“失”,“失”与“得”相比,不足为奇。
例如香港的李嘉诚,霍英东,驰名世界的“苹果”乔布斯,他们每赚到的钱,必定会拿出百分之几十去捐给国家,人民,去赈灾,帮助人,济世的钱非常人可比,他们是成亿成亿地计算,因为常常济世,所以才能永保现在的成功。如不这样做后果不堪设想——国家会重点监督着,时不时挑些毛病打压这个企业,那么就很难发展。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济世为人,含糊不得。有的人说自己狗屎运,何不去寻找途径济世呢?把坏事转换成好事,就是济世的好处。
如前段时间的“黄衣哥”,“托举哥”,新闻上大力宣扬他们。他们平时的经济收入,家境状况处于社会的底层,十分平凡。但他们的行为就是济世,这个作用很大,给冷漠的民族打了一强心针,就不只是救了一个小孩,通过媒体的大力报道,等于给千万人上了堂课,日后再发生这些事,千万人又救千万人。所以尽管济世的范围很小,或者仅有几分几秒的时间,它却可以把人从困境中拯救,更可以改变人的命运。鲁迅,胡适为的是济世,从思想上拯救中国人,从思想上复兴中华,他们做到了,因此我们中国人都敬仰他们!
有人与我说,这些事情不科学,不能验证。我愤然反驳道:“所谓的科学,就是一个恒定的规律与真理。有得有失,符合中国的《易经》,达尔文的《相对论》,怎生不是科学?济世能改变命运,所有教派都主张的事情,所有人实行都人改变人的命运,如何不是科学?非要通过实验才得到的叫科学,那就把科学的含义歪曲。”
我写这篇文章文笔粗俗,俗说:粗俗易懂。我讲几大段关于“得”与“失”是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个规律,要想把“失”带来的后果降到最小,“得”增到最大,那就一定要济世。它能改善人的人脉,命脉,变得畅顺。所以我呼吁全世界人齐来济世,为处于逆境的同胞拉一把!
其实人生在世,应时不时地为自己创造“失”的机会,此时的“失”即是挫折,“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因为经历了“失”所以才感受到“得”的喜悦与“难‘得’可贵”。如果既不想济世,又不想承受“失”的痛苦,结果越积越多,“失”在某一时刻某一地点忽然全部来临,此人必定没有信心在跌倒处站气。因为失得太多,伤得太重。
希望这《得与失·济世》能带给人启发,看此文者皆与我有缘。但勿要忘记,最重要的还是行动!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凝望着荒凉的戈壁边际,他仿佛看到了故乡万家灯火正映照着自己的信念之光。他就是苏武,他出使匈奴而被单于扣留,单于让他饱受酷刑,亲自威逼利诱都改变不了他的坚持。被流放到贝尔加湖的苏武在一片荒凉无人的戈壁中从未想过放弃生还的希望或是重归故土的信念。饥食野草,渴饮雪水,手中旌旗始终指向天边的.一角,每每想到他的妻儿、他的故乡,他的希望之火重燃。旌旗晃,战歌亡,十九年的苦苦等待源于他对信念的坚持,此时两鬓苍苍的他也终于见到故土的一片光明。
漫长的中世纪,神学宗教禁锢了世人的思想。十八世纪的生物学者达尔文一心想证明《圣经》中“万物是上帝创造”这一说法是错误的。他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奔走于陆地内部甚至荒无人烟的原始地带。不论前方有多少困难险阻,他都始终坚守信念,坚持着进行实地考察,采集样本,寻找化石。无论人山人海的宗教狂热者怎样攻击进化论,人们是如何质疑他排斥他的思想,他仍抱有对未来的希望,相信着等待着黎明照亮人们的心灵。同时他还著书立说,依旧坚定着他的理想信念。当人们在达尔文默默的等待中渐渐被真理唤醒时,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一定见识到了理想信念之花绽放时的光彩。
放眼当下,综艺节目广受人民的喜爱,《经典咏流传》里那一曲感人的“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向我们诠释着纵然是那些山区的贫困学生,即使他们的生活充满着困境,他们也能够始终坚持梦想,坚持希望,去追寻生命之花绽放的那片光明。
放眼古今中外,我们能发现那位时刻拥抱希望,时刻坚持着的自己终能摆脱困境,走向光明。
当然,这是说事的。若说人,或许就没这么为难,不过很纠结罢了。爱恨爱恨。爱到了极点便是恨。爱恨两茫茫,爱无苍,唯有大爱无疆不会变恨。爱也就这样了,得不了,失了,也没什么。最后的咒骂却成了自***,那就是失之本心。佛曰,人世皆空。是啊,爱+恨不就=陌生人了吗?总有一天会尘归尘,土归土的。爱恨亦不过是生活中的.一味添加剂罢了。话是消极了一些,若是乐观点,则会说没关系,第二天又变成原样了,那似乎成了无心之人,只不过藏得再好,若有一天再陷进去了,心的包裹却再次被一片片的撕裂,或许以后就不再信任了吧。那么失就大于得了。当你的心被装满了,再丢弃,或许就会发现生活中的美好。生活,不就是这样嘛。
得+失=无。这个公式的复杂化便是事业+财富+亲情+友情+爱情(得)+事业+财富+亲情+友情+爱情(失)=无。其实,得失离不开名、利、情三字。这不过是父母亲人甚至老师、老板压给你的负担罢了。若丢了它们,你会感到浑身轻松,这是为什么呢?是累,太累了,害怕失。乞求得。或许抛开那么多的想法,可能便更上一层楼了。那不再是名利之得,乃至心之得。
话已至此,抛开物之得失,便似退一步海阔天空,愁,便少了一些。借酒消愁,为何更愁。因为酒是物质啊,还是离不开质失(物质之得失,这里是失),酒醉后似乎又有了一层压力。怕失,还是怕失。有人怕心中的秘密说出,有人怕酒后会干出什么稀奇的事……这种想法一直抑制你身体的放松。其实酒没这么好。心空,皆情空。此之谓无之得失,遂成大道。
语罢,如此,失又何惧?罢不能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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