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作者孟子,字轲,是战国时期鲁国人,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 教育家,政治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第四代弟子。著有《孟子》一书。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贵君轻)和政治行动的儒家经典著作。
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逻辑严密,尖锐机智,代表着传统散文写作最高峰。孟子在人性问题上提出性善论。
书中有的许多流传千古的名言警句。
如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通\"避\",下同)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由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勿丧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人的本性虽然善,但是有时侯也会迫于本性的情势与***,作出非善的行为来,这样就失去了自己的本心。人在生与义两者不可兼得时,就应舍生而取义。生命是我所喜爱的,但我所喜爱的还有胜过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不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所厌恶的,但我所厌恶的还有超过死亡的事,所以有的灾祸我不躲避。因此我们就该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能浅显让人听得懂而又意义深远的话,才是有用的话;能将简简单单的小事和要求自己先做好再去建议别人,推己及人,这才算真诚的建议。
君子的操守,是从自己开始的。先自己做到,再建议别人。先修自身,再才能使天下平。人们最大的毛病就是自己做不好却跑去要求别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长满了杂草看不到放着不耕重,却天天跑别人田里去建议要怎么怎么除草!这是病,轻点叫“吃瓜群众”,严重的就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对自己没啥要求,对别人要求却很严格。这种人,多半是看了很多道理。表面看是明白和知道的很多,但这些道理全用在了对别人的要求上,自己却从来没行动过。我们如何真正的学到道理呢?不是简单的读书,简单的背,而是把自己理解到的道理日日不断的去做,自己做的过程,才是学习这道理的过程。
王阳明说过:知是行动的开始,行动是知道的结果。你以为自己知道了,却没有行动,那是因为你其实是并没真正明白,是假明白。自己不去做,只是读书,永远都不会知道。
孟子为了实现他所信奉的“仁政”,奔波于各国,游说于各诸侯之间。然而,孟子的游说似乎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一点作用。孔子说,春秋无义战。而在战国更是如此。即使这样,孟子还是希望凭借着自己的力量能够为天下苍生谋求哪怕只是一国以内的和平。而前往了被秦国所打败,亟需重振国威的魏。然而,第一次见面梁惠王就说了“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话,对于梁惠王而言,利吾国就是最重要的,但是他却不明白怎样的利才是利吾国。于是,就有了孟子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在孟子眼中,以“仁义”实于天下,将使天下皆幸矣。这种利不是小利,不是个人之利,而是以百姓为优,以天下为先的大利。但在梁惠王眼中,如何帮助自己重获土地,重新获得昔有的声誉与威望,这种利才是他所要的利。但这只是蝇头小利,只是为了梁惠王一个人的一己之私的私利。所以,后来孟子又有了“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所以,司马迁说:“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孟子明知梁惠王只是这样的一个庸人而已,却还是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教化他,那么就可以有利于整个魏国百姓。只是,这样的希望最终也成为了泡影。
孟子,不是不讲利,只是不讲私利,不讲小利,他所追求的是大义,是关乎天下百姓的义。这样的坚持,使得孟子没有能够像驺衍等人一样取的生前的光辉,但这样的坚持也使得孟子为后世的人留下了可供学习的榜样。司马迁,在写史记之始,曾有好友壶遂问他:孔子为什么要做《春秋》?意思即是问他为什么要做《史记》,当时,司马迁说明了两个理由:一为刺讥,即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批判意识,辨明是非,决断疑惑,增强人们明辨是非的能力,为治国者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让他时时警觉,把握前进的方向。二,则是颂扬。但是由于李陵事件,司马迁被迫施以宫刑。智者修身,仁者爱施,忠义之士好施舍,忍受耻辱必须勇于决断,行事在于立名。此五者,是君子立于世的根本。所以,祸之大者莫过于利欲熏心,悲痛之极莫过于伤心,行为的丑陋莫过于侮辱祖先,耻辱之极莫过于宫刑。
而司马迁就接受了这样的耻辱,是一死了之还是忍辱偷生?司马迁选择了后者,原因,就是孟子所说过的“利”。对于司马迁而言,自己一死确实可以解脱这种在世的耻辱和痛苦,但是,那样既不能完成《史记》的重任,也会被认为是求生乏术,罪大恶极,不能自免才去死的。如果活下来,那么《史记》就可以完成,那么至少为后世后人留下可供学习参照的只言片语,为后代的君王治理国家,后来的贤臣义士提供一点依据,为百姓创造一点福祉。就是怀着这样的想法,司马迁在屈辱中完成了《史记》。
这样的利与义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在孟子与司马迁的身上得到了映证的。
《孟子》的作者孟子,字轲,是战国时期鲁国人,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 教育家,政治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第四代弟子。著有《孟子》一书。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贵君轻和政治行动的儒家经典著作。
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逻辑严密,尖锐机智,代表着传统散文写作最高峰。孟子在人性问题上提出性善论。
书中有的许多流传千古的名言警句。
如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通\"避\",下同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由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勿丧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人的本性虽然善,但是有时侯也会迫于本性的情势与***,作出非善的行为来,这样就失去了自己的本心。人在生与义两者不可兼得时,就应舍生而取义。生命是我所喜爱的,但我所喜爱的还有胜过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不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所厌恶的,但我所厌恶的还有超过死亡的事,所以有的灾祸我不躲避。因此我们就该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坦白地讲,一直没有读过孟子及其作品,因为本人喜欢道家,尤其是《庄子》。现在拜读过这本书,才明白孟子和孔子一样都为我们留下了非常灿烂的文化,他们和诸子一道形成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体系。
作为“亚圣”的孟子对中国的影响是达数千年之久,我们自然难以三言两语以概括,虽然我的认识只是凤毛麟角,但孟子本人的思想、精神和气魄却早已穿越了千年的岁月,我即使局限于视野和眼识,亦已感到了耀眼的光芒。
在谈及学习时,有一点叫做“尚友”。怎样跟古人交朋友?吟咏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同时还要讨论他们在当时的所作所为。比如,大家喜欢读历史、传记方面的书,了解古人的生活、志向与作风,就等于跟古人做朋友一样。《孟子·滕文公上》中说“有为者亦若是”,他做得到我也做得到,很多人正是以这种方式获得了成长。
在谈及教育时,学习主要靠学生深造自得、持之以恒,但教师也不是无所作为的,教师的作用在于积极引导,启发学生思维,因此,教学方法不能千篇一律,而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他说:
再来看看孟子对“人格”的看法吧。他所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认为人格的重要远远高于财富、权力、地位,孟子还主张做人要做有“浩然之气”的“大丈夫”。怎样产生“浩然之气”?那就是:一要持志养气,坚持崇高的志向追求;二要“动心忍性”,有意识地在逆境中磨砺意志;三要“存心养性”,就是要清心寡欲。做有“浩然之气”的“大丈夫”,自古以来激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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