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在倡导学习圣德英雄,一面却在提醒防备恶德小人,
作文我与传统文化
刚刚播完各种先模事迹,便是接二连三的防盗门广告。作为平民百姓既不能做英雄,也不愿丧失钱财或生命,便只能时时处处提高警惕:不要让陌生人进家,不要吃陌生人东西,不要接受陌生人的帮助等等。这样,当我们用警觉的眼睛打量世界提防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时时被警惕的眼睛监视着。我们就这样无奈地生活在一个(被假定为)”小人”世界里。因此,当我在瑞士乘公交车发现无人验票时,当我在日本退旅馆发现无需查房时,我心中好一阵感动。我体验到作为大写的人的尊严,体验到(被假定为)”君子”社会的愉悦。中国需要多久才能步入这样一个人与人不设防的时代,要到多久才能不按防盗门窗,我无法预测。但相对说来,今天国人已经能在航空旅行中,在餐饮购物时,享受到规范化的职业道德服务了。这给了我们希望,脚踏实地的职业道德建设,正在延伸到其它常德领域,提升着我们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当然,我知道,即便如此,我们要走的路依然长之又长。
中国传统美德,往往是与现代常德对立的
我之所以强调常德建设的艰巨性,是因为它对我们民族是一项”创新工程”,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支持现代常德的伦理元素:若干所谓传统美德,在现代生活实践中与常德规范恰好是对立甚或逆反的;而作为现代常德的核心理性元素又是传统道德所稀缺的。这便涉及到对传统道德特别是儒家伦理的重新认识与评价问题。限于篇幅和本文题旨,其下只做简要阐述。
长期来,我们对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道德采取一分为二态度,认为可以扬弃其封建糟粕,继承其美德精华,忽视了儒家道德与现代道德的本质差异。笔者认为,儒家纲常伦理,也是以圣德(”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为标榜的封建道德体系,它的部分规范固然可以被现代家庭伦理所承继,但却难以直接移用到现代道德体系中来,更无法作为常德规范。当然,这里需避开符号陷阱,不能象某些学者那样将传统的良知、诚信、正直、仁爱等概念抽象拿来,赋予其现代内涵,然后大谈儒家的当代意义,称之为”美德伦理”、”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等等。我们必须依据传统美德的传统固有内涵进行讨论,才能发现其负面效应,
譬如说诚信吧。在儒家文化中,诚者,圣人之本,信者,君子之德。问题是,诚信作为儒家伦理规范,只是服从于忠孝仁义这些纲常伦理规范,在”六亲”或”五伦”之内为巩固差序社会结构服务的。换句话说,在人伦亲情关系之内,中国人是讲诚信的,欺君欺上无信无义罪莫大焉。但离开特定人情关系,欺骗”六亲”之外的陌生人,则不一定受到道德谴责。明恩浦以来,来华的西方人都发现中国人缺少诚信的”素质”。有人认为这属丑化国人形象的殖民话语,实际上,这正是国人诚信的另类表现:因为在国人眼中骗”洋鬼子”那根本不叫失信。这种系于情缘的”诚信”,显然有违现代常德所讲的诚信。如前所述,中国人种种徇情失信枉法行为便是由此获得道德庇护的--譬如向亲人透露案情那不正是”诚信”吗?
这当然并非笔者新见,梁启超早就发现中国人”公德殆阙”、”偏于私德”的现象。只是若按他”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的定义,中国人是”私德”也不具备的,因为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国人是难以”独善其身”的。譬如当某单位人集体外出乘车时,人人皆君子,大家相互谦让,惟恐争先。但当这些人分别同陌生人乘车时,君子之风则荡然无存,人人争先抢座,惟恐落后。更典型的例子是农民。农民一旦离开乡土乡亲,其道德约束几乎全部失效,在良民与刁民双重身份自由转换中毫无障碍。只要兔子不吃窝边草,别说小偷小摸制假售假行为了,就是人口贩子汪洋大盗回到村里,也是不受道德舆论谴责的。因此,严格地讲,国人所具备的只是一种在人伦关系中存在的”群德”(宗法道德)。这种”群德”在情缘关系内,美轮美奂,仁爱绵绵,情义无限。但这种仁爱、情义却是内外有别有边有界的。《礼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而亲毕矣”。亲既毕,爱即止,道德即失效。明恩浦曾描写过百年前国人真实道德状况:一人落难,众人观看。鲁迅也曾对国人冷漠的看客行为,表示出极大愤慨。而今天,国人”进步”了,已由默默看客变成大声鼓励别人自***的帮凶!因此,当我新近看到某市因围观者起哄叫好导致神经病人跳楼死亡的消息后,只能感到悲愤莫名。这里的关键,是起哄者与跳楼者没有情缘关系;如果看客中有一位是跳楼者的亲属,就可能唤起众人的同情心,这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美德伦理”,与现代常德是格格不入的',彼此间没有承传关系。
深入探究下去,为什么从儒家美德中推不现代常德呢?这就涉及到对道德文化深层结构的认识了。与传统文化的君本主义(字面上是民本主义)相适应的儒家道德,没有个人价值概念,是一种维护纲常礼教的义务本位的道德体系,强调的是”克己复礼”。而现代常德则是建立人本主义基础上,承认个人权利合理性,是一种维护公共契约的权力本位的道德系统,强调的是”自律守法”。尽管现代常德也讲良知与诚信,但这种良知与诚信并不只是对人的信诺,更是对共同遵守公共游戏规则的承诺。各种游戏规则,划定的都是利益界限;自律守法,就是在尊重和维护他人权利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利益,包括体现自己利益的集体与国家的利益。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侵权冲动总是难免的,因此,便又逻辑地产生出公平、公正等常德规范,通过维护法的正义尊严来捍卫公民及集体、国家的合法利益。显然,这与复礼为仁的儒家道德理念是截然对立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礼教及法律维护的都是君贵民贱的等级制而不是个人权益,因此,也就难以形成自觉维护社会契约的”自律”、”守法”、”公正”、”正义”等等理性道德规范或价值规范。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后,何以会产生现代常德缺位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压根就没有这些规范!那种将道德滑坡笼统归咎于儒家传统中断,完完全全是把错了脉,新儒家开出的药方,是自欺欺人的。
正因如此,当代中国人的常德建设,是需要伴随教育普及、改革深化、市场经济发展而逐步
宽容别人,其实就是宽容我们自己。多一点对别人的宽容,其实,我们生命中就多了一点空间。有朋友的人生路上,才会有关爱和扶持,才不会有寂寞和孤独;有朋友的生活,才会少一点风雨,多一点温暖和阳光。其实,宽容永远都是一片晴天。人生中难免会有羁绊,懂得宽容,一切都会海阔天空。
在我小时候,曾发生过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它时时刻刻告诫我学会宽容。
那一年春天,小丽的母亲安然长逝了。这一打击带走了小丽所有的快乐,只留下一双破旧的凉鞋给她。失去了母亲的她经常独自坐在家后的院子里默默地流泪。这双破旧的凉鞋自然成了小丽的宝贝,对它十分珍惜。小丽没天都会穿着它去上学,当她思念母亲时,就会低头看看脚上的鞋子,以解相思之情。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一节体育课上,我和同学在操场上追逐打闹,好不快活。跑着跑着,就跑到了小丽面前。我一不小心踩到了她脚上的鞋子,她绊了一下,摔到了,膝盖上磨出了一个大口子,鲜血一直往外流,但这些在我和小丽看来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在小丽跌倒的同时,鞋子也弄坏了。看着眼前的一幕,我的内心忐忑不安,这可是小丽最珍惜的鞋啊,我都干了什么!此时的我早已做好了受责备和惩罚的准备,说:“对不起,弄坏了你重要的鞋子,但我不是故意的。”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小丽非但没有责备我,还一边拭去在眼里打转的眼泪,一边笑着说:“没关系,这不是你的错。再说,鞋子虽然坏了,但我母亲仍然活在我的心中,鞋子坏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听了小丽的话,我的心里非但没有一丝快乐的感觉,相反,还不断涌出一阵阵愧疚感。我知道小丽当时是强忍着内心的悲伤来安慰我的,她的宽容使我感动,也令我惭愧,她的宽容我终生不忘。
打从那天起,我便暗暗发誓要做一个懂得宽容的人,因为我从她身上明白了:学会宽容,世界会变的更加广阔;忘却计较,人生才会永远快乐!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说过:“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常笑,笑世上可笑之事。”他认为世上的所谓难容之事,皆应以大度宽容,以慈颜释怀,相反那些不懂得理解他的人的人才是真正的可笑之人。在公务车上对司机“大打出手”的陈女士又何尝不是为一己私利不得宽容释怀可笑之人。
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没有人在做一件事时能全面的考虑到所有人的感受,符合所有人的心意,因为人的思想不同,理解不同,这是难以避免的。正如公交车司机,要求陈小姐将BB车叠好是按章办事,是为了大众安全考虑,而陈小姐却因自认为的“不合理要求”斥责,反驳,与公车司机公然“对峙”。可见陈小姐的待人处事的扭曲的自我维护观。她用那片面的自我利益的尺子去衡量抨击一切不和她心意的人和事,而从未想过对他人,对世界宽容一点。
从本质上说,陈小姐的“不容”是她浮躁处理事件的性格缺陷。如果她有宽容待人的习惯又何以至于造成数十小时对峙,数十人转车的混乱局面?那么宽容的性格又该如何养成,混乱的局面又该如何避免呢?
在我看来最好的有容之法莫过于理解明理。社会是文明社会,法制社会,是一个讲道理的社会,社会的有序最根本的还是靠人们的互相里理解尊重。正如那个陈女士,如果她能站在司机的角度想想司机的初衷——司机也是在为自己孩子的`安全考虑,又怎会还“愤愤不平”;如果她能为焦急地等待发车的的乘客们想想,又怎还忍心“作乱”数小时?一切的不满都会被款容取代,理解作为自私自利的化解,和谐有序作为混乱局面的后序。
其实类似陈女士的人还有很多,这样的是也屡见不鲜,有邻里之间为一小点的噪音而“大开骂界”的;有同学之间为扫一块地而大打出手的;有父母与孩子之见为一个小观点而成为“仇家”的...可见这宽容之流还未真正流入大众心田,理解之心还为真正光耀,每个人都需要慢慢提高。“六尺空巷”并不是谣传,慌乱局面完全可以避免,宽容,理解便是最好的修炼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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