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本书开篇序言中所写,今天我们关注的历史,更多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而非普通人的历史。我们在乎统治者和统治阶级,多于普通民众的日成生活。也正是如此,才让我们片面化得误读了历史,曲解了过去,进而催生出无数狗血的穿越题材影视文学作品。
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过去,了解古人真实的生活细节,那我们就不会被于正那样的二货导演带沟里。于赓哲先生新书《隋唐人的日常生活》为我们揭开了隋唐之际普通人生活的神秘面纱,让我们穿越千年,设身处地了解当时人们的所见、所闻、所想。
当夏的激情蜕变成秋的温存,当夜的宁静幻化成晨的灵动,我又背起了书包,背起了梦想,自信的走进校园,走进高三。高三到底是什么。
可是高三是什么?是学哥学姐眼中的人间地狱,是老师眼中“只要肯攀登”的山峰,还是成功人士眼里的基石?我无法用语言诠释高三,更无法用文字给高三下定义,我只能说高三像一段旋律,像一段激昂、充满挑战、豁达的青春旋律。
高三是一段激昂旋律。成功就在彼岸,高三的我们应该信心满满,扬起理想的风帆,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面对高三的一次次的考试,即使失败也不能倒下,即使遍体鳞伤也要斗志不减。为了心中的梦想迸发激情,每一天都为梦想而活,奏响一曲气势昂扬的《义勇军进行曲》,青春本该充满激昂。
高三像一段充满挑战的旋律。前方的路途一片荆棘。现在我们在两点一线中生活,每天披星戴月,可是每当睡觉时总会想起还有许多事没做完,总有做不完的难题,背不完的公式,理解不完的知识点。所以,高三充满挑战,既要克服学业上的难题使六门功课齐头并进,又要克服面对高三的心理恐惧、面对失败的痛苦。可是,这就是高三,疼痛使我们感到真实,充满挑战的青春才值得回味。
高三也是一段豁达的旋律。“眼因多流泪而愈益清明,心因饱经忧患而愈益温厚。”高三的我们应该从容面的对挫折。失败了不哭泣,因为这次的跌倒是为了下次的站起;高三如品苦丁茶,前面的'苦是为了口留余香的甘醇。
想起姐姐临走时摸着我的头告诉我“明年,明年的这个时候,经历了高三,你就长大了,成熟了,可以一个人闯天下了。”也许高三是一个人成长路上的关卡,是一个人成熟的基石,是一个一生最宝贵的经历。
我在作业本上写道“三年中风鹏正举,两日后云鹤长鸣”,我将把它作为自己搏击高考的口号,但却不会喊出,沉默地运筹,终将爆发出足以决胜千里的力量,拼出一个平凡而又绚烂的未来。
以我这个俗人的眼光看来,一本书的好坏除了内容详实,三观正确,给人以启发之外,更要有趣味性。如果少了趣味性,读起来就多少有些无聊。
能够在寓教于乐中给人以智慧,使人进步,那是所有人求之不得的事。于赓哲先生的《隋唐人的日常生活》满足了我上述的所有要求。
如果你是《百家讲坛》的忠实观众,应该对于赓哲先生不陌生。他对唐代历史文化的研究相当了得,往往三言两语之间,就能够准确概括某历史人物的生平功过,或某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本次出版的这本书,是他根据电视讲座内容整理编辑而来。通俗易懂,简单有趣,分门别类讲述隋唐人的各种生活习惯。配合着唐诗、传奇故事,引经据典说历史文化。对那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我们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主要指“衣食住行”,即最基本最日常的生活。其他如婚丧嫁娶等虽很重要但非“日常”,目前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
韩愈“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是唐代振兴儒学的重要人物。在那篇重新归纳提炼儒家学说的名篇《原道》中,韩愈除举出儒家在仁、义、道、德、文、法、民、位几方面的规定外,又指出“先王之教”,“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将衣食住纳入了儒家学说范畴,或者反过来说他认为儒家学说应该包括衣食住等内容,儒家思想应该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由此可见韩愈对衣食住行的重视。所以韩愈在反对佛道二家时,也主张恢复僧侣道士的宗教生活为儒家提倡的正常的日常生活,所谓“庐其居”、所谓“使吏卒脱道士冠,给冠带”即是如此。韩愈甚至说,即使“佛”本人真的来到唐朝,皇帝对他也“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待遇与对一般外国宾客相同,而这待遇实际就是朝廷礼仪在衣食住行方面的表现。
从儒家观点出发,韩愈主张生活上遵循常理,反对神鬼禁忌。比如在饮食方面,他批评那些相信服食的人,说“五谷三牲,盐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强食。今惑者皆曰,五谷令人夭,不能无食,当务减节。盐醯以济百味,豚鱼鸡三者,古以养老。反曰是皆***人,不可食。一筵之馔,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务鬼神”。他又拿自己和伯兄相比较,说“伯兄德行高,晓方药,食必视《本草》,年止于四十二。某疏愚,食不择禁忌,位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岁矣”,表现了一种务实不务怪的生活态度。
一般而言,韩愈不太追求物质享受。这一点有别于其他文人型官员。在韩愈看来,只要日常能够度日,妻子儿女能够不受贫寒就可以了。比起生活的舒适来,他更追求自己志向的实现。他曾在《与卫中行书》中说自己在徐州的日子,“比之前时,丰约百倍。足下视吾饮食衣服亦有异乎?然则仆之心或不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于仕进者,亦将小行乎其志耳”。这种生活态度使韩愈不去追求钱财的积累,而宁愿拿出一二十万钱去资助学生或捐款修庙。与此相对应,韩愈很看不惯豪家子弟的生活方式,对学官中的“豪家子”和长安的“众富儿”都表示过不满(详后),对“刮磨豪习”的宗室则予以表彰。这种生活态度甚至影响了他的交友。于是我们看到,韩愈最好的朋友都是一些能文然而比较贫穷的人。
韩愈对生活总的说又取一种比较严谨的态度,对他人对家庭也都比较负责任。元和十五年(820年)韩愈量移袁州。袁州属江南西道,在治所南昌有一座名闻遐迩的滕王阁。韩愈年青时就“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这次成为江南西道治内的一州刺史,本来完全可以找个理由去南昌一趟,看看这一名楼,但由于“吾州乃无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馆人?则滕王阁又无因而至焉矣”。这就是韩愈的一种不以私利而破公制和不假公事以遂私愿的态度。韩愈还特别反对那些不愿为他人为家庭负责的人。他曾经碰到过一个“圬者王承福”。此人不肯娶妻生子,嫌这样做太劳心劳力。韩愈批评他是“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说“夫人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韩愈不仅对家庭负责,就是对自己的亲戚朋友,也常常给予许多真诚的帮助。所以皇甫湜在《韩文公神道碑》中说韩愈“内外茕弱悉抚之,一亲以仁。使男有官,女有从,而不啻于己生。交于人,已而我负终不计,死则庀其家,均食剖资与人,故虽微弱,待之如贤戚。人诟笑之,愈笃”。这种生活态度是韩愈真诚助人性情的体现,但同时也使他的生活总是处于一种相对较低的水平。
对影视文学中的历史错误找茬,已经成为今天我们生活中的一种乐趣。而该书囊括类型之丰富,内容之全面,足够为广大读者扫清障碍,明辨隋唐影视作品的真伪。
通过本书,我们可以很简单辨别出许多影视作品中,人物造型服装等环节的夸张无度,也能知道唐人吃什么,住什么,用什么,玩什么。譬如《妖猫传》中空海和白乐天流连忘返的市井生活,很明显就纰漏,历史真实中唐人一出门都是高高的坊墙,哪会一览无余?
而影片中首次露面的【西市】则很好表现出唐代东西两市的繁华,来往宾朋的喧闹。值得点赞。至于李白等人钟爱的胡旋舞,更是精彩绝伦。
多知多懂,不光是为了找茬,而是在找茬过程中巩固自己的知识点,并把这些自己掌握的知识告诉身边的朋友,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我们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
每一次对影视文学错误的纠正,都是一次重新思考的过程。知道的人越多,对影视文学创作者的鞭策和鼓励会更大,督促他们加强学习,以取得更大的进步,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废话不多说了,本次安利到此为止。能力有限书中的精彩之处无法详细例举,希望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自己找来这本书读。一定不会失望!
近年来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勃兴,对唐代历史中“社会生活”领域的研究也兴盛起来。但是目前这种研究往往比较笼统,不分时代前后、不分阶层高下、不作定量分析,所以常常使人感觉缺乏具体性。鉴于此,黄正建先生的这篇文章就唐代某一时期某一阶层中的某个个人(士大夫代表:韩愈)的日常生活作些探讨,期望在探讨许多不同的个案之后,将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状况具体化,或者能为唐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一点参考。
唐德宗贞元至穆宗长庆期间(785—824年),被近年来的唐代文学史家规定为中唐后期,是“唐文学的第二个繁荣阶段”。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也大致可以自成一个阶段。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安史乱后,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出现了混乱,经过肃宗代宗时期的探索,从德宗开始,实行了一系列诸如设立两税、完善俸制、删定敕格、整顿朝仪、理顺使职、发扬礼典等措施,整个贞元长庆间应该说社会已经走入正轨,成为一个整理整顿制度的时期,一个大致有秩序的时期,像代宗“大历中权臣月俸有至九千贯者”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第二,导致唐代灭亡的几个重要矛盾还没有发展到极端:藩镇割据问题还处于中央和割据藩镇的较量阶段,元和年间甚至取得了胜利;宦官专政也远未达到操生***大权的程度,宪宗曾对宰臣李绛说,得宠的宦官吐突承璀“此家奴耳……若有违犯,朕去之轻如一毛耳”;牛李党争只是初露端倪,从史籍看,到元和末长庆间唐代君臣才开始注意党争问题。因此这一时期大致是一个相对安定、政治上尚有活力的时期。而在这一时期之后,上述三大矛盾就愈演愈烈,终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所谓“文人型官员”,首先他们是官员,那些没有做官的处士游客,即使能“文”,也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其次他们是文人,那些武将节帅,即使做了大官,我们也不研究,只可以用作比较的对象。文人型官员又大都“不喜为吏”、“惟酷好学问文章”,在这一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文官。文人型官员从生活水平看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层(详后)。有的文人型官员逐渐从低层走向高层,而有的则一辈子只生活在低层。
选择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进行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一阶段是文学的繁荣特别是“文”的繁荣时期,许多文人型官员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特别是“文”。受社会风气影响,这些“文”中涉及个人生活的东西相对多了一些。因此虽然总的来说唐代史料对于研究日常生活仍不够丰富,但就这一阶段而言,与初唐、盛唐和晚唐相比,可供利用的资料还是相对比较多的。
韩愈是文人也是官员,贞元二年(786年)十九岁时初来长安,长庆四年(824年)五十七岁时病故,恰与这一阶段相始终,因此我们首选他作为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的一个个案。以下的研究,想首先揭示韩愈对日常生活的看法,其次探讨他的总的生活水平,最后看看他的具体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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