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绝对的界限吗?极限在哪里?
万物变化莫不遵循一定的规律。其中最根本的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它的思想源头很可能是来自老子。在老子的原话是“反者道之动”、“逝曰远,远曰反”。意思是说,任何事物的某些性质如果发展至极端,一定转变成它们的反面。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少则得,多则惑”,“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这些看似矛盾的说法,正是一切事物发展亘古不变的规律自古及今,大多庸人不知持满,后悔莫及。
(2)人生在世,如何预防欲速则不达,走向愿望的反面?
老子警告我们:“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这里的骄,是人前进到了极端界限的标志。骄,是人应该避免的第一件事。在这方面孔子有同样看法。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大意是:假如一个人相貌与才能的美比得上周公,但只要骄傲且吝啬,则我们只会看到他的骄傲与吝啬,看不到其他方面。骄和吝,超过了界限,才和美不足观了。
(3)“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所说的“常”字表示永远不变的东西,或是可以认为是规律性的东西。
事物变化都遵循一定的规律,老子把它们叫做“常”。老子说“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又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人应该认识自然规律、尊重自然规律。依据它来指导社会活动。老子称之为“袭明”——想要得到一些东西,就从其反面开始;想要保持什么东西,就要在其中容纳一些与它相反的东西,即包容心。“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若想变强,从弱开始,“柔弱胜刚强”;“若想保持资本主义,就必须在其中容纳一些社会主义成分。”一个单位内一定程度的“反对派”、“刺头”的存在,并不是坏事。
(4)道家具有儒家一样的救世情怀。尤其是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不少人急功近利,做“房奴”、“车奴”、负债、焦虑难安,听听老子言,胜服清凉散,可以“袭明”。
道家的中心问题是全生避害,躲开危险。“庖丁解牛”说贵生,顺着纹理、规律生活处事就安全,否则会损伤生命。人需要柔弱、谦虚、知足。“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所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以上都可以看做是从“反者道之动”这个总学说演绎而来得。“无为”,也来自此。“无为”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过头,不任性妄为。画蛇添足,就是适得其反做过了头。
任性妄为,不加约束,都是反自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取法于“自然”,道的运作是以自然为法则,以宇宙本来自然的规律为规律。
老子认为,道生万物。在这个生的过程中,每个个别事物都从普遍的道中获得能量,这就是“德”。
“道无名”这一部分可能是《老子》中需要费神理解的部分。
人类大多习惯于具体思维,生动形象是芸芸众生耳目所及的,可以通过感官把握的世界。绝大多数人的思想,都限于“形象之内”的世界,眼见为实等。即通过眼见、耳听、皮肤接触可感知的世界,从而获得信息。感知的世界可以具体表达,用名来称呼他们,描述他们。而“名家的哲学家开始思索名的本身,思索名,就是思索思想。它是对于思想的思想,所以是更高层次的思想。”
超越了具体,从而思考抽象的“无”、“无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因为“道”无名,所以不可言说。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对于道有所言说,只好勉强给它一个代号——称其为道,其实道根本不是它的名。也就是说,我们称道为道,不同于称桌子为桌子。我们称桌子为桌子,意思是说,它有某些客观的属性和用途,由于有这些属性和用途,就可以称之为桌子。但是我们称道为道,并不是它有任何类似的可以言说的有名属性。道,纯粹是一个代号,本身不是某一物,所以不可名,它是“无名”。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他不认同传统的说法中关于《老子》一书是有个叫老子的人所做,且他早于孔子。
冯先生研究认为:《老子》一书不可能是孔子之前或同时代的产物。老子与《老子》一书并无必然联系,是两回事。完全可能有个叫老聃(老子)的人,他年长于孔子,很有用智慧;至于《老子》这本书,他的作者则另有其人,或是群体编写。这本书的年代晚一些,“我现在相信,这部书写在(或编在)惠施、公孙龙之后,而不是在他们之前。”
其理由:因为《老子》里有很多关于“无名”的讨论,而要讨论“无名”之前\",就得先要讨论“名”。“名”、“无名”见于关于惠施、公孙龙等名家的记载。据此冯先生认为《老子》出现于惠施、公孙龙这些名家之后。
仅凭“名”或“无名”见于惠施、公孙龙这些名家的记载中,在孔子之前不见记载,而断言《老子》一书的年代,证据未免太单薄了些了吧?也许,在孔子之前就有“名”或“无名”的论辩,只是未被记载或我们未能见到记载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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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阶段曾经囫囵吞枣式地将《中国哲学简史》在一日之内读完。
如今回想来,也赖于当时为高考积累知识的行为,对这本书仔细的分析和分类知识仍在脑海中有残存的影子。加之当时为了更加深入理解中国哲学轴心时代几家经典思想,还认真整理阅读了《中国哲学史》,如今让我分析中国哲学的几家思想,我还能很明确地从政治、伦理、礼仪、精神追求等几个方面区分,侃侃而谈。
然而大学之后,少了那么些功利的心思,忽而想回头看看这本冯老晚年著成的代表作,一番阅读下来,又有了些新的感想。
本书叙述顺畅,层次分明,将中华民族的哲学发展史从商周前期到轴心时代到汉朝后的儒学,三教合一,再到宋明理学,明清配合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实用主义,一整条发展的时间顺序捋得很清楚,哲学系统很完整。
冯老的语气平易近人,没有那么高深的西方哲学的深究逻辑学的语句,没有那些看似明白,实则根本不能理解的专业哲学词汇。而这种平易近人的语句,有一种岁月积淀的醇厚,像是季羡林先生晚年的散文,平淡中散发着清茶香气,有着朴实的睿智。
那些文字下,深厚的文化积淀,让人不禁沉迷其中不舍抬头,不舍翻页,不舍读完这样一本让人想藏入心间的书。
冯老青年时写下的《中国哲学史》,读之总有晦涩的学术感,大段大段的文言引用,少了些许总结性的提炼,虽全面详细,却让人感到匠气很深。
读完后,回首再读《中国哲学简史》,满满的岁月风霜,让人明显感到了更深的学术积淀后,反而放弃了潜意识中炫耀或者全面教授的***,变成了交谈似的浅白谈论,却更加明确,层次清晰,逻辑分明。
冯老把回顾年轻时写下的《哲学史》的感叹,简单地用一句“若现在,我定不会像当初那样去写。”概括了那些自嘲和回忆,不是大段大段的分析否定,这样的淡定让人看到他的平易和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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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老在书的最后,简单地总结了他的人生观——人生有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精神境界。
为人又总结为几个层次:生物的人、现实的人、道德的人、宇宙的人。这简单的理论,概括了他《贞元六书》中重重繁述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些理论,在此不赘述。
高中时候,我曾在无数的高考作文中这么写道:像老庄一般将精神放到宇宙层次,追求更高的精神满足;像孔孟一般将“仁”这种包容天下的胸怀和崇德作为生活的规范和自我约束的规矩,追求内圣外王的圣人品质;像墨子一般将唯物主义实践步伐和心怀天下的宽广胸怀结合起来,天下为公,将践行的脚步踏遍天涯海角。
大道理这么写,这真的有实现的`空间吗?我想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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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运用冯老精简的理论审视自身,很容易发现,其实生物的人、现实的人,其实就对应着马洛斯层次需求理论中最底层的物质需求。建立在满足自身生存需求的层面上,我们才能追求更高层次的生存境界。
谈及道德境界,就牵涉出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
对于人的认识,根据马克思的哲学理论,人有自然性(突破规范的本性,社会性(是类群的一份子和精神性。
而根据这个理论,分析文艺复兴时期的追求真实活动,那就是一种“去圣化”的过程,随着这种运动的发展,相关的“人性本恶”“人性本自私”的哲学理论形成体系,而这种自私,就是市场交易这种人类行为的背后的人类本性。这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去看待人,认识人。
而回归冯老“道德的人”的角度,从自身的角度审视自己,我们通常根据自我感知和观察他人。通过客观立场上认识人性,回顾自身的行为,认识到自己具有的他人所没有的人性的优点以及人性的弱点。
而道德,就是基于人性的弱点上的一种克制。
根据孟子的性恶论,人出生具有兽性。人的本性是野蛮的,这一点与马克思所说的突破规范的本性有着共同点。
而教育,传授的是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是与人性相反的,并不容易做到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统治者的管理。这种规范下,我们赞成“大义”“大爱”是伟大的,因为他人这种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并不符合人性,我们都做不到,而这种行为对于我们又是有利的,这符合道德的追求,是一种克制。
救人于溺水的勇者克制自身对于死亡的恐惧,这种克制是道德所崇尚的,因而道义上我们都赞扬他。而面对民族的利益为了自身的安全富贵抛弃祖国的人,顺从了自身的自私天性,这是道德所反对的,尤其是这种自私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的时候,因而我们都厌恶他,批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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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小受着儒家文化的教育长大,是否真正接受儒家有关道德的评判标准,是否真正执行道德对人性的规范标准,便决定了我们作为道德的人的程度。
而宇宙境界,则要求我们对于中国的哲学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对老庄哲学有一定的研究。在这一境界中,我们用有别于理性的科学宇宙观去审视世间,审视自我,审视万物的动态关系。
这种宇宙境界,与西方所谓的宗教价值的追求有一定得相似性,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性追求。
到宇宙境界的人,精神追求更加丰满,不仅限于世间所谓的道德圆满和人自身的社会价值实现。宇宙观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高于世间,高于人事纷争的观察角度去看待生命,看待宇宙。
这种纯粹精神的追求一定程度上是快乐的。
脱离现实意味着,马洛斯需求层次的所有金字塔基底所带来的生存的、社会价值的、自我价值实现上的烦恼都可以暂时抛弃。
这就跟柏拉图式恋爱一样,不需要考虑肉体的交融带来的社会联系以及生存条件变化,仅仅体会爱情的感觉。在宇宙境界上,我们高于世界,可以无喜无悲地看淡这些繁杂的名利纷争直达事物的根源。
这种将自我放到无穷的空间中的行为,恰恰让自我的价值更加得以明晰,因为群体的存在具有价值,因而自我的价值并不会由于简单的名利纷争而迷失。
然而与柏拉图式恋爱这种纯粹的精神活动不同的是,感悟宇宙境界的深度,需要由现实生活、现实经历支撑。
就拿一个深刻懂得老庄理论的初中生和一位终身未读过书的老人来说,明显后者所能体会,所体会到的宇宙境界更为深渊广阔。
这种精神追求,是追求用更广阔的胸襟和更开阔的眼光,从高于现实,高于人事纷争,高于社会国家,高于法律道德的层面上去看待世界,看待人性。
也可以说是人的一种哲学追求,追求对世界的哲学理解。
啰啰嗦嗦这么多,不过是想说明,冯老的哲学人生观对于每一个平凡的个体都是有追求价值的。
追求的方式很明确,成功与否并没有什么评判标准。
毕竟精神的满足只有心灵才真正清楚,道德的高尚也只有无尽的时间才能给予评定。
在中国,哲学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关切的领域。从前在中国,一个人如果受教育,首先就是收哲学方面的教育。儿童入学,首先要读的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也是宋以后道学认为最重要的文献。《三字经》的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便是孟子哲学的基本思想。
不同的人对哲学和宗教的理解可能就全然不同。就作者而言,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的反思。一个哲学家总要进行哲学思考,他必须对人生进行反思,并把自己的思想系统地表述出来。思考本身就是知识,知识论就是这样兴起的。在对人生进行思考之前,我们先要对思想进行思考。任何一种大的宗教,它的核心部分必然有哲学,事实上,每一种大的宗教就是某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义、礼仪和体制。
人不满足于现实世界,而追求超越现实世界,这是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中国人不那么关切宗教,是因为他们太关切哲学了,他们在哲学里找到了超越现实世界的那个存在,也在哲学里表达和欣赏那个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在哲学生活中,他们体验了这些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
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在西方出现宗教与科学的冲突。科学每前进一步,宗教便后退一步,它的权威在科学前进的`历程中不断被消弱。维护传统的人们对这个事实感到遗憾,惋惜大众离开宗教,结果是自身的衰退,大众抛弃了宗教,也就抛弃了更高的价值。幸好除宗教外,还有哲学能搞达到更高的价值。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必须哲学化。
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精神,是既入世又出世,中国哲学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既讲求实际又不肤浅。出世和入世的对立的,中国哲学的使命是要在两种极端对立中寻求它们的综合。
中国文化崇尚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往往表达的思想不在言之中,而在言之外。庄子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中国古代自以为中原乃世界的中心,外围是海。所以用四海之内表示天下的意思。
士农工商,中国古代以地主和农民为最上。所以反映出尚农,爱自然的哲学。重农轻商的社会环境也造就了古代中国含蓄而基于直觉经验的哲学,不同于重商的西方基于推理演变的数理科学。
中国古代家族阶级复杂。因而很多关于家族阶级关系的哲学出现,不管是老庄还是孔孟,都对父子,兄弟,君臣等关系有一套见解。
中国古代哲学最具影响力的六家: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
选择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是因为自己一直喜欢哲学,尤其是喜欢渗透中国古典文化的哲学。虽然很多人说这本书晦涩难懂,然而在我看来,它已是将中国几千年的哲学思想以最简单的方式呈现给了读者,因为毕竟这本书成书额最初目的是为了给外国人上中国文化课。毋庸置疑的是,这本书英文版在当时绝对堪称是国外第一本对中国哲学从古代的孔子直到今日,进行全面介绍的英文书籍。而冯友兰更是中国知识界公认的`最优秀的学者之一。它的问世,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学起到了极大的积极意义。而它翻译成为中国后,也更不失为一本言简意赅,轻松易懂的中国哲学读物。
中国哲学简史呈现给我了一个在纷繁乱世出现的文化盛世。百家争鸣,诸子百家均在那样一个时代兴起,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在那样一个生产力极端低下,战端频起的年代,诸子百家游或是游走于各个诸侯之间抒发自己的治国之道,或是在一方着书教学,或是学以致用,或是为战争或者和平和努力。可以说,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高峰。我们现在的许多思想,所做的很多决策都深深受到那一时期的影响,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生活。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样重视宗教。德克·布德教授在《构成中国文化的主要思想》中写道:“他们(中国人)并不认为宗教思想和宗教活动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至少不是宗教的有组织形式),而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这一切使中国和其他主要文明国家把教会和神职人员看为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基本的不同。冯友兰教授将宗教等现象称为超道德现象,并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哲学意识(如诸子百家思想文化)太过浓厚,因而在哲学里找到了超越现实世界的存在,也在哲学里表达和欣赏那个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而不再需要宗教的滋养。中国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不是探求事物之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事实上,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宗教的权威被不断削弱。很多维护传统的人们对这个事实感到遗憾,惋惜大众离开宗教是自身的衰退。如果这个世界除宗教之外没有什么办法达到可高的价值,那么人们宗教仪式的淡薄的确是值得惋惜的。而事实上,哲学能够达到更高的价值,它更为直接,也更加单纯。哲学取代宗教的地位,这合乎中国哲学的传统。也体现出了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先秦百家哲学的重要性。
除了在人类至高道德上体现其价值,朴素点说哲学是让人知道自己没有智慧因而去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学问。哲学家就是热爱智慧的人。智慧不是手段而是追求的对象。我们永远不可能占有智慧,至多也只能做到热爱和追求”智慧“。正如冯友兰教授所说,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不是为了人对客观实际增加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智。具体而言,知识或者科学知识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们通常都具有功利性或有用性,而人类追求和热爱智慧却没有别的目的,而只是为了智慧本身。我感觉,人应该在哲学的指引下更加智慧地生活;应该在本书中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指引下,磨砺人高贵的品格,找回人高尚的人性,重建人们的精神家园。我们或许可以不关心数学和物理学的新进展,直接利用或者享受它们的成果,但是却不应该不关心哲学,因为哲学不是生存的工具和手段,而是生存的目的和理想,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关心的问题。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未经理性审慎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尽管经过了理性的省察也不一定能找到生活的目标。学习哲学就是”上路“。踏上爱智慧的思想之路。哲学史的学习过程就是与前人在思想上进行对话的过程。因为尽管哲学家已经不在,但是哲学家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永远不会过时。他们为后人提供了各种各样可供选择的可能方式。
在阐释了中国哲学的精神、背景后,冯友兰教授选取了诸子百家中代表性学说进行了详尽的讲解,其主要篇幅在儒、法、道三家。儒家重人伦,法家重赏罚分明,道家重无为。每个朝代之初,百废待兴,统治者大多励精图治,道家”清虚自守“、”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就其用来作为恢复国力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法律指导思想。而到了统治中期,社会需要稳定秩序,统治者大多采用儒家伦理来教化百姓,使子女孝顺父母,臣民忠于君主。盛极必衰,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每个王朝的鼎盛便预示着她开始一步步的走向衰败。所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王朝末期,官吏贪污腐化,鱼肉百姓。此时民怨沸腾,统治者不得不采用法家的重刑法的那套办法来维护风雨飘摇的统治。纵观中国哲学,无论儒家道家还是法家,都把关注点放在具象的人伦关系上,所以被认为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哲学。除了最为熟悉的儒家、道家外,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墨家。墨家的认识论理论是一种朴素的实在论,墨家中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先秦的科学家,这自然让我这个学工科的大学生产生了巨大兴趣。在墨子的著作中,还有一部分学说涉及自然科学,如力学、光学、声学等。小孔成像原理还是墨子最早发现的。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理性高度对待数学问题的科学家,他给出了一系列数学概念的命题和定义,这些命题和定义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性,他的微分学原理,也比西方要早。因此,他被西方科学界称为东方的德谟克利特。墨子主张从劳动者中选拔人才,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因而墨子被称为平民圣人。墨子老年隐居于鲁山县熊背乡黑隐寺并卒葬于此,现存有土掉沟、黑隐寺、坑布崖、墨子城等古迹供人们瞻仰。
中国哲学并不是一尘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进步的,如儒家学派就经历了很多的发展,也发生了很多演变。中国哲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对不断舶来的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直到今天。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其实中国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时一直都具有这样的韧性与海一般广阔的精神。我相信,即使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时代,一个西方文化占主流文化的时代,中国哲学依旧能绽放它的光彩。
冯友兰说,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其实哲学并不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学问,实际上它就深深的蕴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且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密不可分。只不过我们缺少是它们”浮出水面“,”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理论思维而而已。”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必须哲学化,当人哲学化了,他也就得到了宗教提供的最高福分。“希望人们都能在中国哲学中寻求到心灵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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