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里的中国》 作文【一】
读《天工开物》有感偶然的在购物中，选中一本历史课中背过书名的书，《天工开物》。本是随意的买来翻翻，但开卷之后，赞叹不已。实在没有想到，我国在明代，就有这样的科技著作。
《天工开物》，明朝科学家宋应星所著。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是我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在理学占据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的当时，《天工开物》既是对古代科学传统的有效继承，也与当时兴起的各种具有启蒙意义的反权威意识，实学意识和民生意识息息相关。
由空谈走向实践，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反思，这种思潮在思维方式上开始散发出近代的气息。 《天工开物》经翻译，走向世界之后，获得极高赞誉，并且影响深远。《天工开物》被欧洲学者称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法兰西学院汉学家儒莲将此书称为“技术百科全书”，将“天工开物”理解为“对自然界奇妙作用和人的技艺的阐明”。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把《天工开物》称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称《天工开物》是“十七世纪早期的重要工业技术著作”。日本学者评议道：“作为展望在悠久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技术全貌的书籍，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了。”
日本现代科学史学家薮内清也认为宋应星的书足可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匹敌。十八世纪，在欧洲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但农业生产依然十分落后，播种还在使用人工播种。这种播种方式，在种子的密度和覆
土深度上都十分随意，直接影响出苗率。而此时中国，已经在使用播种机。欧洲的犁设计也比较简单、原始，操作十分费力，而中国的犁则效率更高也更省力。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在读了儒莲翻译的《天工开物》中论桑蚕部分的译本后，把它称之为“权威著作”。达尔文在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卷一谈到养蚕时写道：“关于中国古代养蚕的情况，见于儒莲的权威著作”。他把中国古代养蚕技术措施作为论证人工选择和人工变异。
《典籍里的中国》 作文【二】
“带一本书回家乡，也算是了却平生一个心愿。愿我的故乡和所有人的故乡永远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万物生长；也愿我几年来的这点思考与写作，能够为读者呈现更多真实的大历史与小历史，打开一段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这段话是《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自序《我的村庄我的国》的结束语。我记得我在自己编印的文集那篇代序《“冰清”和我》中说过“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面对死亡了，我希望这本《冰清文集》能保存在这个世界上，翻开它，便能看到一个鲜活的生命，她是这样地走过来了。虽然怒放的生命之花总有凋谢的那一天，但是，‘冰清’依然活着，她是生命之树上最后的那片树叶，永远不会随风飘落。”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无非是希望在这个世上走这么一遭时留下些痕迹，证明你来过。而能够带一本书回家乡，也算是对生养我们的故乡的一种回报，同时它也在证明着一个村庄或者一个城市曾经这样地存在过。如果每个从故乡走出去的人都能为家乡写这么一本书，历史便不复是统治者和所谓学者口中或笔下的宏大叙事，它会具体到书写一个人、一个村庄或城市的命运，它是一部最真实的平民的史诗。“如果不能走进平常人的命运，你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民族的屈辱与抗争，了解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了解一个国家的现在与未来。”
熊培云，就是写作《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这本书的作者，一九七三年他生于江西永修县小堡村，这本书便是由小堡村及永修县，再写到江西省，乃至全中国，揭示中国农村过去和现在所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发展进行思考。这些问题和思考书中写得都很详细，我的读书笔记对此就不作重复记录，只是将书中一些我认为比较精彩的话辑录下来，并说出我自己的理解。
“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失去了故乡的人灵魂无所依托，他才会恐惧害怕，因此需要想象一个天堂出来安慰他的灵魂；而有故乡的人，故乡便是他的天堂，所以他不需要寻找天堂，只需要回到故乡。我曾经写过一篇《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散文，在那里我便是一个失去了故乡的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将要去何方。现在我明白“只有乡村，才是游子栖息灵魂与双足的地方。”
“没有谁愿意抛舍自己童年时的田园与记忆，没有谁愿意故作忧伤。尽管我所谈论的村庄原来也几乎一无所有，尽管它现在也在生长希望，然而，当我看到近年来故乡沦陷的种种，并且为此伤感时，我总是同样忍不住去想——笼罩在普通中国人身上的最真实的黑暗与无奈，不是遥远非洲的某场屠***，不是地中海东岸的冤冤相报，甚至也不是外国势力对本土势力的觊觎，而是这片土地上的势如破竹的弱肉强食，沦陷了一座座城市，淹没了一个个村庄。”
每次回家乡，我都会坐在车窗前贪恋地望那片土地上的房舍与农田，我多么希望她永远保持那样一种淳朴的状态，永远不要被现代化的水泥丛林所包围，不要被各种各样的化学气味所包围，希望山永远是绿的，水永远是清的，天永远是蓝的。每次见到一座被削掉一半的山心都会痛，每次看到溪水里漂着的垃圾都会叹息，还好，乡村的天依然是蓝的，那片蓝给了我最后的一丝希望。婺源是我曾到过的最美的乡村，但我后来每一次去都发现与我初次与她相识时又变化了一些，就连那些淳朴的乡民也变成了精明的商人，于是，婺源在我心里的形象变得不那么美了，我真怕有一天我会再也不愿意踏上那片乡土，因为我不想看到我的梦之故乡的彻底的沦陷。
“‘人们忍受着没有时间的痛苦’（法。德莱姆）。想来也是悲哀，现代人虽然早已经衣食无忧，却像是被‘成功学’诅咒，绝大多数人都在为并不存在的事业终日劳碌，荒废自己宝贵的人生光阴。”
“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所以不要浪费时间去过自己不想要的生活。”
最有名的故事是一个富翁与一个渔夫的对话，富翁去海边渡假，他看到渔夫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于是他就问渔夫为什么不趁着好天气多出海捕鱼以收获更多的财富，渔夫反问他：你拚命挣钱，结果不还是跟我一样也是为了来这里晒太阳吗？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的数量，足够你生活，能满足你物质和精神的需求，那么再多便是浪费，所以说当一个人到生命结束的时候还拥有大量财富那并不是这个人的光荣，其实那是他的耻辱。西方许多富豪到晚年都将大部分财富捐献出来，说明他们对人生有深刻的了悟，并且他们的人生是拥有大爱的人生，这样的人才会永远被子孙后代所铭记，他们的身体虽然消亡了，灵魂却不朽。
有的人穷其一生都在追求物质财富和权力地位这些身外之物，他们以为这就是他们的事业，不惜为此付出健康、尊严、人格，甚至牺牲掉最宝贵的情感，而事实上这些所谓的成功到最后都是一场空，赤条条来你还得赤条条地去，唯有爱与你相伴，你永远只活在爱你的人的心里。所以最成功的事业应该是收获许多爱，亲人的爱，伴侣的爱，朋友的爱，乃至陌生人的爱，那是一种大爱。
王尔德说：“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未来。”
“民主的精髓，首先也是身份的平等。”
所以无论是圣人还是罪人，他们首先都是人，在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我们允许圣人有不光彩的过去，也应该允许一个罪人享有一个未来。请记住这句话：人，生而平等！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说：‘灵魂失去了庙宇，雨水就会滴在心上。’生活在这粗砺的世界，那柔弱的人心，是需要一座庙宇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检视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心灵生活，你满眼所见恐怕尽是冰凉的雨水，从天而落，滴透人心。”
无需我举例，人人都在疾呼这是一个道德沦丧人性泯灭的时代，但有多少人敢指着自己说：我对得起我的良心！请不要只是指着别人愤慨，还是想想自己是不是尽到了一个作为人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提醒自己也教育自己的孩子做一个具美德有修养讲文明的人吧，只有每个人都做到了这一点，这个世界才会重新变得干净起来。
“‘要么忙着生，要么忙着死’，许多人都记住了《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这句台词。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生命来说，生与死都是同时进行的。生是一辈子的事，死也是一辈子的事。”
记得好象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生和死是一对孪生兄弟。就像面对着镜子，我们既在生中看到死，又在死中看到生，生和死虽有着两副相同的面孔，却长着两颗不一样的心，一颗是热的一颗是冷的。其实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生与死就同时伴随着我们，走得越长离死亡也就越近，所以人生可以说是见证生命的里程，也可以说是走向死亡的里程。只有“向死而生”的人才懂得时间的有限，才知道珍惜这有限的生命。
《典籍里的中国》 作文【三】
这样的“穿越”才真正有意义，看到伏生问撒老师：“后人可还读《书》”的时候，内心真的一动。我想如果有一天先贤真的有机会问起我们“文脉安在?”我们要做到问心无愧，踏踏实实地回答一句：“斯文在兹!”传承的故事，经久不衰。
太感动了，之前不懂《尚书》，看到倪大红老师演绎的尚书的话剧，发现中国这个词就是从尚书中来，大禹的功劳不仅是治水，更有定九州;伏生一辈子护书传书，不愧对先人。薪火相传，今日到我，向古人致敬!
问：华夏何为一体?答曰：华夏自古一体!
真的喜欢这样的节目，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上戏剧冲突，并非大而化之，而是以点代面，细腻又宏大，让人热血沸腾又泪流满面，值得一看!
古往今来，多少学者为我国传世的典籍皓首穷经，如今《典籍里的中国》让经典走进寻常百姓家，它们不再是阳春白雪无人懂赏，而是可以被我们所有人理解、为之自豪的文化火炬。强烈推荐!
节目不仅仅是叙事，更着力于展现《尚书》中华夏九州的家国概念、“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跨越千年时空的“古今对话”更是富有创新性和吸引力，震撼而精彩。
追本溯源，继往开来，每一本典籍都是中华文明传承之路。上一盏不灭的明灯。鉴古知今，学史明智，这些丰富而又珍贵的典籍，值得每个中国人去品读，也该与世界分享。
中华先贤，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中华文化，永续不绝。优秀的典籍使我们明过往、知兴替;优秀的演员以入木三分的演绎带我们迈入千年历史长河，感知先贤气节、启明吾辈之志。希望大家也能更多地关注央视大型文化类节目，传承国学国粹，华夏弦歌不辍，你我当仁不让。
《典籍里的中国》 作文【四】
春暖花开的季节，玩伴三三两两在田埂间追逐嬉闹，看那油菜花将大地装扮成一块芬芳柔软的绒毯，这是我对故乡儿时的记忆。时光流逝，如今我离开故乡在外求学。当我走向城市，城市也悄悄的吞噬着我的故乡。在浩浩荡荡的城市化进程中，如作者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里所说：“在中国，浩如星海的无数个自然村里，它不过是卧于万花丛中的一粒微尘。”正所谓谁人故乡不沦陷。
《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一书中，作者回顾了自己的故乡小堡村的历史，描述了它的发展现状，介绍了宗族制度在农村中的重要性，谈到了农村行政组织的局限性，农村在不断的适应国家的发展，而这一过程充满了痛苦和辛酸。
“又有几十人来到，有的人手拿盾牌，头戴钢盔，用推土机推进。”这是书中所描述的拆迁的一幕。原本宁静祥和的小村庄骤然间笼罩在“战时气氛”中。媒介发达的今天，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在各大媒体或报纸上看到类似消息。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正如《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书中所说：“自古以来，农民相信传给儿子的最好东西就是地，地是活的家产，钱是会用光的，可是地却取之不尽。农民占有土地的动机也与这种安全感有直接的关系。”只是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别人偷不走的土地，在特定的年代却可以像变戏法一样没了。
普天之下，莫非国土。当农民在拆迁中失去了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在抗争中又会被弱肉强食的剥夺生命权，或是受到威胁。一个国家的文明取决于对弱者的态度。尽管农民失去土地后会获得相应的补偿，但是失去了最大的财富——土地。而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他们又无法成为城市人，一方面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家园，另一方面城市的大门并未向他们敞开。这就像船即将沉没，而船上所有的乘客被禁止弃船逃生。
英国一位首相威廉皮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是说穷人的房子可能很破旧，风雨飘摇，但是国王不能踏进，即公权力不能进入私领域，财产权对于穷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国的《物权法》同样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不受侵犯。然而现实中的拆迁往往让那些手持农具的农民们感到无助。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土地更多的是出于无奈，若不是被逼至极，谁会选择以命相搏。
我国自古就是农业社会，我国的历史和文化与农业息息相关，而农村作为这一切的摇篮，如今却在被以建设之名，配上一个“拆”字判处极刑。然而如作者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所述，不仅小堡村，中国的农村几乎都有一段悠久的历史，每个村庄都是如圆明园般珍贵。那里有代代相传的宗族文化，传统技艺，甚至是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幸的是雨果笔下的两个强盗已不在中国存在，体现了弱肉强食的暴力却并没有在这土地上消失，消失的反倒是一些具有历史价值的老建筑和村庄，而这又往往被美其名曰“保护性拆迁”。
“农村是中国的大后方，是转型期中国的根据地，而农民正是中国社会金字塔的地基，是藏于泥土的一部分。”这是作者对农村在我国发展中的定位，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否发展经济就一定要以牺牲农村为代价？放眼世界我们就会发现，农业往往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如美国是世界上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而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家，我国却是世界上主要的农产品进口国。如何提高我国的农业水平，为顶层设计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需要我们重拾《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提到的小岗村当年土改的智慧，使农民的农业生产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新的引擎，这应当是发展者所关注的重点。
城市化是大势所趋，但也应该合理规划，做好相关的辅助工作。只有在充分保障公民权利，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户籍制度的壁垒，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当农民意识到土体不是他们唯一的安身立命之本，他们的生活不会因为失去土地而无所依靠，社会和政府能够做到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则拆迁不会再如战争一般充满硝烟与鲜血。
城市化与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乡村的终结。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人们回到乡村的逆城市化是城市极端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正如作者所说：“没有乡村，城市就像一个无根的漂浮物。”城市化与乡村并不对立，而应该城市化是乡村的复兴，政府如果能在城市化中缩小城乡差距，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则乡村也可能对城市病的消除起到有效作用，如作者所说：“乡村可以分解城市的极端发展，避免它们膨胀成一个巨大的怪胎。”这可以从“北上广”等大城市如今所面临的城市问题可以看出，而近年来兴起的农家乐正说明了乡村才是人们的理想休憩之所。
无论城市生活如何流光溢彩，乡村才是我们的家，每年的春运便是最好的说明。那些工作在城市的人们，不远万里爬山涉水回到乡村，这一切只是应为我们热爱自己的家园与土地，不在于它是否富饶，不在于我们有多大成就，而在于我们在那里度过了流金岁月，我们终会回去，因为那是安顿灵魂的所在。
《典籍里的中国》 作文【五】
熊培云说：“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可是，谁没有故乡呢?没有故乡的人还是人吗?沈从文死后，葬在故乡凤凰，他的外甥黄永玉将他的这句话刻在墓碑上：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可以说，活着的人，都像孤魂野鬼一样四处奔波飘零，而死去的人，才真正回到了天堂一般的故乡。
静心阅读《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行走在熊培云式温暖柔和、清明理性的语言缝隙，我时不时地想起我内心的村庄，我眼里的中国。有回忆，有对比，有感动，有沉重。为熊培云式提着笔杆子出了乡村又时时不忘回顾反哺的游子，也为我兄弟姐妹一样无数远离家乡四处打工觅食的民工，还为那些留守故园陪伴日升月落鸡鸣犬吠的老弱，更为滋养了我的童年我的悲喜我的理想的那一片山水——我的眼里时常涌起泪水，我的心头时常挂起一轮明月。
一
今年正月，回家过年。村里又是一番新变化。村口新修了宽敞的水泥路，安装了高高的路灯，就连各个小巷也铺了水泥。母亲说，村里正在忙着搞“三直”。所谓“三直”，就是将所有田地重新整合成一块块整齐划一的方格，中间开辟一条条笔直的机耕车道，以适应机械化耕作，即田埂直、沟渠直、道路直。这不就是我小时候村里搞过的“园田规划”吗?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这也算是世易时移，变法宜矣。那么，田野之间的一个个河塘呢?我着急地问。母亲说，也都推平了，不要了，只留下了后港没有动。我又问：大家的自留地呢?母亲说，自留地也都推平了，会重新分配。陡然间，我的`心情黯淡下来。那些池塘，可是我童年嬉戏的场所啊!车水、游泳，采莲、摘菱，捕鱼、挖藕……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他们还起着灌溉的大作用呢!母亲也说不出话，只是一声叹息。之后我和村干部聊起，他们说，灌溉的事不用担心，村里准备投资改造电排站，需要抗旱的话就从村前的大港(万年河取水。那万一大港也干得没有水呢?我的诘问，村干部答不上来，他们只强调是上边叫这么***，是政府统一部署。为什么不是农民拥有土地，而是土地拥有农民?熊培云的诘问，直达问题的内核。假如农民是土地的所有权人，农民自然会知道怎么打理自己的地产，用得着并不真懂种田的官员们指手画脚吗?关于土地权属问题，其实最和中国农民的切身利益相连。“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不过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要求，而大部分中国人为什么还是可望不可即呢?眼下烽烟四起的腐败卖地、野蛮拆迁，就为这种国有民无的土地政策作了鲜明的注脚。征询村干部今年还有什么新规划，他们说正在申请县里立项，全面建造村里的自来水管网，使村里人都喝上自来水。我说，现在的村民喝水都是自己使用手动压水机，不要花钱的，如果换了自来水，费用可不能贵了，否则村民们不会要的。村干部说，也就收一块左右一个立方吧。对此，我只存疑。因为在走访外地的村庄时，我也见到过不少弃置不用的自来水管网，白白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试想，在有免费水喝的前提下，哪个村民希望多花钱呢?应该说，我家乡的村干部还是想干点实事的。他们对村里的卫生、休闲、文化等设施改造与重建，都有一些良好的愿景或规划。但怕就怕他们受了上级部门的瞎指挥，不征求村民的同意，干一些乡邻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他们是通过村民选举上来的，但这个选举更多的是掺了宗法宗族的势力，而且监督机制远不完备。目前，靠的还是个人的一点德行吧。但，只有德行，靠得住吗?
我的村庄比较大，有近两千人口，农田近两千亩，山林数千亩。面对如今盛行的卖地、卖山、卖树歪风，村干部一行把持得住吗?我心头不能不泛起“谁人故乡不沦陷”的忧思。
二
关于中国乡村，各人有各人的观照角度和愿望期许。
很多城市生、城市长的知识分子，研究三农、评判三农，更多的是站在“局外人”的视角，持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态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记得在南京参加一个关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论坛时，来自某县县委的一个干部说到村民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很是落后、急需教育时，听讲的一个出自河南农村的学者愤而站起，当堂责问：你们干部的素质就比他们好吗?我看还不如他们!其实，在我看来，他们说的也许都没错，只是各自的视角不同，观点就不同。但在情绪上，我还是赞同后者的观点。在当今中国，重要的不是教育人民，而是教育官员。就拿村委会选举来说，真正的民主应是自上而下的，哪有上面是专制的锅盖，而指望闷民主的熟饭呢?这样的熟饭不变味变馊才怪!这样的民主不被闷死才怪!就像小沈阳说的，你忽悠人可以，但不带这样忽悠人的!
我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觉得在对待三农问题上，国人最应该防范的几种心态是：
1.观光客心理。
国人拜改革开放所赐，腰包略微鼓了起来，于是旅游之风大兴。很多游客有这样的心理：希望看到更多原生态、原始状的风景，比如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边远山民的生活状态、乡村田园的自然样貌。走到一个地方，就希望有古老阴暗的民居，有破败不堪的古董，有曲里拐弯的小路，最好还要有衣着破旧的老人、辛苦劳作的农夫作为点缀。然后拍照、合影，吟诗、写游记。让他们留宿一两晚，则照片拍得更多，诗文写得更好。但若要他们从此留下来，做一个永住民，他们则是不***。因为，受不了这里的清苦和闭塞，寂寞和冷清。那么将心比心，你需要舒适、富贵、高质量的生活方式，他们就不需要和不向往吗?你认为要保留、挽留的乡村生活、乡村文化，如果不是他们想保留、挽留的，你有什么好叹息好批评的呢?追求幸福，是每一个地球人的权利。在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无数村民也期待着革故鼎新，从此过上城里人的日子，享受国家正式公民的福利待遇，这有什么错呢?不能因为要照顾你的旅游你的拍摄你的写作，就让他们长期生活在看上去很美很诗意、实际上落后、清贫、辛劳的境遇中;也不能为了满足一部分文化人的所谓学术研究工作，而使另一部分人躲开现代化，仍旧生活在古代吧。
2.吊丧者心理。
几十年来，虽然城乡剪刀差依然严重，但乡村的巨大变化也是有目共睹的。纵向比，乡村的进步指数、乡民的幸福指数显然有大幅度增长，试问儿辈、孙辈的生活感受，是不是都远远地强过父辈、爷辈;横向比，和中国城里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些城市无产者的生活水准可能真的还不如农村，怪不得一些地方的农业户口比非农户口更受捧，一些有钱人也将房产投资的眼光落在乡村的土地上。当然，这一切变化，源于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逐步兑现，源于广大青壮年村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城务工赚得一些血汗钱，还由于城市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衍生了一系列居住、饮食、环境、交通等方面的恶劣问题，使得城市居民略有啧言。我就有亲身体会：每次回乡，都会捎带一些母亲、岳母亲自耕种的蔬菜;每次吃着家乡的饭食，都觉得余味不绝;看着亲邻们建造的宽大楼房，对比一下自己的套房，简直有蜗居之感。还有他们的悠闲，缓慢，也是我们上班一族颇为艳羡的。
但有一部分身居城市的人，眼光和思维总是停留在前几十年的光阴里，看到的总是残破的村庄、贫穷的村民，想到的总是无尽的哀伤、不绝的痛苦。我承认，农村的确还有残破、贫穷、哀伤、痛苦，但一定不是大面积的，不是主流的面貌，而他们往往喜欢选择性取材，用放大镜观察农村的弊病，用立体音响聆听农人的***，于是常发吊丧之痛，常写哀鸣之字。这些人往往喜欢舞文弄墨，遐想行吟，过度继承“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情怀。
当然，中国的乡村远未达到我们理想的境地，比起英美日韩等国的乡村主义、乡村精神来，差距何止千万里。但我们不正在追赶吗?不正在建设吗?我们需要鼓舞，不需要吊丧;需要批评，不需要悲泣。
3.救世主心理。
中国人吃透了“救世主”的亏。远的不说，我们父辈眼里的救世主，就是那将天下打得一片血红的东方红老人，他真的救了国人救了世人吗?公道自在人心，历史当有定论。
自从2000年湖北某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喊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心声后，三农问题就更加引发了朝野关注。的确，欲认识中国，必先认识中国的乡村;欲发展中国，必先发展中国的乡村。无他，只因中国是一大农业国也。无数有识之士都投入到认识中国乡村、发展中国乡村、拯救中国乡村的言论或行动中来。他们的心愿，或曰动机，不可谓不好，不可谓不高尚。著书、立说，捐款、捐物，建希望小学、做图书馆，宣传民主、发动选举……做自己想做的，做自己能做的，作为农民的后代，我常常为之感动，为之眼湿。济弱扶倾，仁慈隐恻，人心向善，善莫大焉。但若据此高人一等，颐指气使，以为布施，居功自得，俨然一副救世主心理，那么这样的拯救不要也罢。
其实，乡村是有自救血统的。千百年来，中国乡村有着厚实的伦理根基，长期稳定有序，建设有加。是近现代史上的所谓革命，所谓主义，将它颠覆破坏，盘根推移，而今元气大伤，人心不古。
说到乡村的自救，我们很多城市居民当会脸红气短。今年春节前后，广东陆丰乌坎村反腐游行，理性抗争，争选举自由，保自家权利，可谓震惊中外。谁说农民见识浅陋，贪图小利?谁说农民卑微如草，素质低下?还有那些在圈地运动中长年上访，对侵权行为坚决说不的无数村民，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还称不上是英雄壮举吗?在这样一个羊恋上狼，狼欺负羊的时代，究竟谁更需要拯救?
乡村建设无须悲观。只要全能政府不再全能，撤出不必要的管理触须，还自由于民，假以时日，我们期许的乡土中国可复苏矣!
当然，这需要我们全体国人的努力，抗争。
三
熊培云把故乡比做灵魂的庙宇，有故乡的人当心存敬畏。我心有戚戚焉。
网上读到浙江陈国明先生所作的七律一首：
清宵作梦到山乡，野菊花开特地香。
半亩寒塘鱼跃水，三间暖屋竹齐墙。
村头犬吠新来客，宅畔人喧旧晒场。
一觉醒时天露白，倚床枯坐忆亲娘。
哪里有亲娘，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故乡啊，祖国!
